中国式养老

一、中国伦理电影的发展轨迹

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中国伦理电影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郑正秋为代表的家庭伦理表现形式的成型阶段，该阶段确立了伦理电影娱乐与载道相结合的创作方向；20世纪30-40年代，以蔡楚生为代表的社会伦理叙事形态的探索阶段，创作者在时代精神的影响和社会使命感的推动下，把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述与通俗故事结合起来，对黑暗现实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20世纪50—80年代，以谢晋为代表的对政治伦理形态的整合与发展阶段，该阶段主要是通过对政治的反思与对道德语言的重置,表达了对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历史批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重文化语境影响下，伦理电影的叙事形态发生了转变，“泛情化”的主旋律电影形成了主流意识与传统价值的互补，其丰富多样的叙事主体为时代所接纳，并使传统伦理电影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发展，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二、老年人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同是在2012年上半年上映的影片，《桃姐》与《飞越老人院》同样都是关注养老的社会话题，两者遭遇，比较也就难免。或许是导演本身的性别差异，这两部关注老年人的作品在人物设定上似乎有意区分，张杨的《飞越老人院》里虽然有一群老人，但是重点讲的还是两位老翁的家庭、命运，以男性老人为主；许鞍华的《桃姐》可以说是桃姐一个人的独角戏，在许鞍华的镜头里，对于女性的描述居多。相比于《飞越老人院》动静过大，情感表达也过于张扬，《桃姐》则要隐忍克制得多，情感也更为细腻。不过，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对老人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养老问题的思考。

对于养老问题，也是如今一个热门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延迟退休、养老金供给不足等事件成为民生热门话题。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以电影媒介的形式传播给大众的不仅仅是记录现实的社会现象，更多的是要提醒受众如何深思、审视、面对这个问题。

在中国，“养儿防老”是众所周知的传统养老方式，也代表着家庭的延续。“不孝”的帽子使得在过去的五千年里，中国甚少有养老的问题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养老院”一词慢慢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养老院是孤寡老人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归属，就好比像桃姐、老葛、老周这样的老人。无论因何种原因离开家庭住进养老院，这件事本身就很难被中国的老人们所接受。

在《桃姐》中，桃姐无子女，无依无靠。加之中风后需要人照顾，便心甘情愿住进老人院。她无条件借钱给同住老人院的坚叔，也不过问其借钱做什么，什么时候能还上。在罗杰揭穿了坚叔借钱是为了找“小姐”，并不是有什么急用之后，桃姐依然借钱给坚叔，只说了一句“让他去找吧，还能找多久啊。”

在这里提出的伦理问题是，老年人作为社会基本的成员，是否应该拥有个人的生存价值？甚至可以说，他们个人的生存价值是否一定要与社会群体价值对立起来。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政府制定的老年基本政策中，“老有所养”是放在第一位的，可是许多老人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留给了下一代，使自己陷入一种生存困境。比如像《飞越老人院》中的老葛，把所有的积蓄留给孙子，自己住在老人院里。

我们一方面在呼吁社会要解决老年人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又在鼓励老年人独立自强，为社会、为他人做“好事”，反过来再要求社会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这种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老年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同样有着个人的生存权利和生存价值。正是个人的生存权利和生存价值确定了群体的生存权利和生存价值。马克思早就说过“没有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不能简称共产主义。”我们不能用群体价值来否定老年人的个人价值，或漠视他们的个人价值。

三、老年人的精神价值需求与物质价值需求

《飞越老人院》是以“追梦”为主题，讲述老人们不顾一切追求自己的梦想。为什么会有这种疯狂的精神价值需求呢？在《飞越老人院》中，我们看到，现在的养老院一般都是护士+保安+高墙+铁锁，老人们想要出去还得家人来接，一个住着没有自由的地方，能没有精神价值需求吗？

同样是养老院，香港的养老院要比内地好很多。《桃姐》中，桃姐住的养老院虽然不及《飞越老人院》中的环境清幽、舒适，但毕竟老人在里面是自由的，没有所谓的高墙铁锁，有的只是餐厅式的玻璃大门，随时敞开任你自由出入。就像《桃姐》的英文片名《ASimplyLife》（《简单的生活》），地方虽然简单，但你活得也就更轻松自在；而《飞越老人院》的英文片名是《FullCircle》（《绕圈子，全循环》），内地的养老院是将老人们圈在一个范围内，大家围绕着高墙绕圈子。少了那份自由，多了许多拘谨，连吃饭、运动都会受到养老院护士们的限制，活得没有尊严，有的只是在等死。

相较于中国，国外的养老院在这方面确实要好很多。在西方，养老院里的生活并不低于当地居民生活的平均水平，包括老人的物质生活以及他们的精神生活。而护理人员的工作也并非仅仅照顾老人，更多的是将他们当做朋友，聊天、娱乐，让老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充实，

在中国与西方的伦理学史上，关于“义”与“利”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争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的伦理学中，道德都是无法超越功利的，因为道德的产生就是用来调节经济利益的。无论什么样的道德，都离不开某个集团、某个阶段、某个民族乃至人类的利益，道德的功利性就表现在它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适应。它是用来鼓励人们的创造性活动和调动生产积极性的。如果让道德和功利分家，认为存在着一种超越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德，那就已经不是本来意义的道德了。

现实生活中的老年人，既需要义，也需要利。利益和道德是人的两种不同需要，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各有各的价值，利益本身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善与恶的分别在于谋取利益的手段，而不在于利益的本身。

在中国，对老人们的关爱，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内容。《桃姐》中，过中秋节那场戏，领导、明星来看望老人们，摄像机记录下来的是明星为老人们表演，领导们慰问老人，给他们送月饼。而关掉摄像机的背后，却是明星不耐烦的表情以及到手的月饼又被收回，月饼成了“道具”。这些人并非是出自内心，自愿为老人们做事、送礼。送走一拨儿人，又来另外一拨儿，这对于老人们来说不是关爱，而是折磨。

每个人都会老，怎样对待老人，怎样关怀老人，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所以关心老人也是关心自己。

作者简介：

邱倩，女，重庆九龙坡区人，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影视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