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分担与美日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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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8-04
一、“责任分担”概念的提出与相关理论研究
西方政界与学术界对联盟中的责任分担进行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时，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对同盟责任分担进行诠释。他们对诸如北约、欧盟、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责任分担等，尤其是对北约这一地区性组织责任分担的相互关联性，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我国学术界对责任分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法律路径，较少涉及国际政治领域。因此，加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对联盟中责任分担的分析，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责任分担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主要源起于北约研究。西方学者的诸多研究文献对美国大西洋联盟的责任分担进行了分析论证，而对美国太平洋联盟体系的责任分担分析甚少。凯斯·哈特利与托德·桑德勒在《北约的责任分担：过去与将来》中指出，北约正面临着重大变化与挑战，即扩大、新威胁、新使命、新技术和日益下降的防务预算。这种发展引起的问题是，谁将对这些变化和由此产生新的责任分担负责。责任分担过去是争论的焦点，将来仍可能会如此。Keith Hartley and Todd Sandler， “NATO Burden-Sharing： Past and Futur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6， 1999， pp.665-680.约翰·R.奥尼尔和马克·A.伊罗德在《北约责任分担与军力变化》中分析了集体行动理论，尤其是国际机制中霸权衰落的影响。该文对北约防务支出分配的论述，表明这一理论对联盟合作有深刻的洞察力，尤其是有关美国的角色，美国对集体安全的贡献相对于其日益下降的经济优势是敏感的。John R. Oneal and Mark A. Elrod， “NATO Burden Sharing and the Forces of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4， 1989， pp.435-456.奥尼尔和保罗·F.迪尔在《集体行动理论和北约防务分担：新实证测验》中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应用于研究北约的防务分担，以便解释同盟对集体安全的贡献，同时作者提供了全面独立的联合产品模型，测试1950—1986年间北约的责任分担，证明了奥尔森最初强调的联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本质仍然合理，关于美国在联盟中的角色证据表明北约组织一直是个享有特权的集团。John R. Oneal and Paul F. Diehl，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NATO Defense Burdens： New Empirical Tes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47， No.2，1994， pp.373-396.1988年托德·桑德勒分析了北约的责任分担，指出“当同盟从共同的军火库中获得特定的国家利益时，它们应该更公正地分担防务成本。因此，战略防御计划、中程核力量条约和更常规的武器应朝欧洲转移负担”。Todd Sandler， “Sharing Burdens in NATO”， Challenge， Vol. 31， No.2，1988， pp.29-35.桑德勒和詹姆斯·默多克在《北约责任分担和军力变化：更深入的观察》一文中进一步分析指出，过去四十多年，北约联盟的战略、技术、外交和成员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近来的事件诸如武器控制、苏联解体、欧洲统一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变化，这些事件可改变北约联盟的消费模式。任何可成功解释北约对军事支出需求的理论必定可灵活解释这些事件对北约责任分担行为的影响，因为每个事件都将影响混合利益。还有更深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政治和其他非安全利益应该被吸收入同盟研究中。这需要形成一个明确的动态理论框架。最后，其他联盟也应该予以检测。James C. Murdoch and Todd Sandler， “NATO Burden Sharing and the Force of Change： Further Observ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1，1991， pp.109-114.吉姆与亨德利使用数据网络分析法来评估北约组织的责任分担，指出其分析结果是“美国在担负沉重责任的同时，其他的一些成员国家包括加拿大、西班牙等，实际上承担更多的责任”。I.Kim and L.C. Hendry， “Using DEA to Assess NATO Burden-Sharing”， The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Vol. 49， No.3，1998， pp.228-236.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责任分担与北约组织的相互关联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述。
有关责任分担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在国会报告中将“责任分担”定义为“维持联盟态势中政治、人力资源、物质和经济代价的公平分配”；一些研究者认为，责任分担的概念被定义为“公平分配”“合理的劳动力分工”“合理的角色分工”。Robert F. Reed， The US-Japan Alliance： Sharing the Burden of Defense， New York：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6.学者凯维斯和达文波特指出，责任分担是“参与联盟的政府之间成本的分配，并将一直是成员国之间在政治交易上的实践”。Irving B. Kravis and Michael W. S. Davenport， “The Political Arithmetic of International Burden-Sharing”，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Lxxi， August 1963， Number 4， p.312.
西方政界与学术界对联盟中的责任分担进行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时，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对同盟责任分担进行诠释。他们对诸如北约、欧盟、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责任分担等，尤其是对北约这一地区性组织责任分担的相互关联性，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我国学术界对责任分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法律路径，较少涉及国际政治领域。因此，加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对联盟中责任分担的分析，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责任分担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主要源起于北约研究。西方学者的诸多研究文献对美国大西洋联盟的责任分担进行了分析论证，而对美国太平洋联盟体系的责任分担分析甚少。凯斯·哈特利与托德·桑德勒在《北约的责任分担：过去与将来》中指出，北约正面临着重大变化与挑战，即扩大、新威胁、新使命、新技术和日益下降的防务预算。这种发展引起的问题是，谁将对这些变化和由此产生新的责任分担负责。责任分担过去是争论的焦点，将来仍可能会如此。Keith Hartley and Todd Sandler， “NATO Burden-Sharing： Past and Futur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6， 1999， pp.665-680.约翰·R.奥尼尔和马克·A.伊罗德在《北约责任分担与军力变化》中分析了集体行动理论，尤其是国际机制中霸权衰落的影响。该文对北约防务支出分配的论述，表明这一理论对联盟合作有深刻的洞察力，尤其是有关美国的角色，美国对集体安全的贡献相对于其日益下降的经济优势是敏感的。John R. Oneal and Mark A. Elrod， “NATO Burden Sharing and the Forces of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4， 1989， pp.435-456.奥尼尔和保罗·F.迪尔在《集体行动理论和北约防务分担：新实证测验》中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应用于研究北约的防务分担，以便解释同盟对集体安全的贡献，同时作者提供了全面独立的联合产品模型，测试1950—1986年间北约的责任分担，证明了奥尔森最初强调的联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本质仍然合理，关于美国在联盟中的角色证据表明北约组织一直是个享有特权的集团。John R. Oneal and Paul F. Diehl，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NATO Defense Burdens： New Empirical Tes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47， No.2，1994， pp.373-396.1988年托德·桑德勒分析了北约的责任分担，指出“当同盟从共同的军火库中获得特定的国家利益时，它们应该更公正地分担防务成本。因此，战略防御计划、中程核力量条约和更常规的武器应朝欧洲转移负担”。Todd Sandler， “Sharing Burdens in NATO”， Challenge， Vol. 31， No.2，1988， pp.29-35.桑德勒和詹姆斯·默多克在《北约责任分担和军力变化：更深入的观察》一文中进一步分析指出，过去四十多年，北约联盟的战略、技术、外交和成员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近来的事件诸如武器控制、苏联解体、欧洲统一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变化，这些事件可改变北约联盟的消费模式。任何可成功解释北约对军事支出需求的理论必定可灵活解释这些事件对北约责任分担行为的影响，因为每个事件都将影响混合利益。还有更深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政治和其他非安全利益应该被吸收入同盟研究中。这需要形成一个明确的动态理论框架。最后，其他联盟也应该予以检测。James C. Murdoch and Todd Sandler， “NATO Burden Sharing and the Force of Change： Further Observ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1，1991， pp.109-114.吉姆与亨德利使用数据网络分析法来评估北约组织的责任分担，指出其分析结果是“美国在担负沉重责任的同时，其他的一些成员国家包括加拿大、西班牙等，实际上承担更多的责任”。I.Kim and L.C. Hendry， “Using DEA to Assess NATO Burden-Sharing”， The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Vol. 49， No.3，1998， pp.228-236.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责任分担与北约组织的相互关联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述。
有关责任分担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在国会报告中将“责任分担”定义为“维持联盟态势中政治、人力资源、物质和经济代价的公平分配”；一些研究者认为，责任分担的概念被定义为“公平分配”“合理的劳动力分工”“合理的角色分工”。Robert F. Reed， The US-Japan Alliance： Sharing the Burden of Defense， New York：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6.学者凯维斯和达文波特指出，责任分担是“参与联盟的政府之间成本的分配，并将一直是成员国之间在政治交易上的实践”。Irving B. Kravis and Michael W. S. Davenport， “The Political Arithmetic of International Burden-Sharing”，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Lxxi， August 1963， Number 4， p.312.
责任分担的内容是全面的，它不仅是财政分担，也是风险共担。不仅是物质资源的互相贡献，也是国际声誉的相互共享。作为联盟的成员，责任分担意味着任何一个成员国必须贡献自身的物质与精神力量，推动联盟的整体性发展。具体而言，财政、防务与风险是责任分担的主要内容。对于美日联盟而言，责任分担则具体涵盖财政上彼此的共担；军事力量的部署与合作；军事基地建设的担责；应对国际危机的能力贡献等。
责任分担自北约组织成立早期以来一直是富有争议的主题。联盟中责任该如何分担，华勒斯·J.蒂斯运用联盟的经济理论提供了两种解释，即责任分担的非对称性和军事支出数量的次优性。一般说来，这种理论已被接受，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解释联盟决策的两个重要方面：（1）一个趋势是，一个强大而富裕的成员国提供更大比例的责任为所有联盟成员国共享；（2）另一个趋势是，联盟成员国不能满足它们自身设置的有关军力与防务支出的目标。正如奥尔森所观察到的，联盟成员对军事支出的分配资源变化很大；通过联盟提供的安全，它需要承担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集团成员中的个体采取行动而获得公共产品的利益也将受益于其他成员，那么通常意义上个体成员单独行动而没有动力去提供最优公共产品；在联盟中，成员分配的军事支出资源将受同盟伙伴军事支出数量的影响。Wallace J. Thies， “Alliances and Collcetive Goods： A Reappraisal”，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1， No. 2， 1987， pp.298-332.这四种主要因素构建的联盟经济理论提供两种解释，并直接影响联盟的责任分担问题。
责任分担测量的主要原则，诸如公平、支付能力等，可用多种指标来评估。诸如北约的责任分担争论是“它是什么”和“它应该是什么”。它们是每个国家对集体联盟的防务贡献和每个国家贡献的公平性。平等性是每个集体联盟不可避免的争论焦点。联盟成员在集体行动中的投入与最后产出至关重要，这将作为重要指标来衡量其责任分担。对于能力相称的国家而言，在联盟中责任分担主要尊重公平原则，每个国家根据对称性原则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共同推动联盟的持续发展。对于能力非对称性国家而言，则要根据其支付能力来确定其对联盟的贡献。实力较弱的联盟者应根据自身的能力对联盟承担相应的责任，随着自身能力的增强，其对联盟的支付能力也将逐渐提升，这也将促进自身在联盟体系中的发言权。对于能力强大的联盟者而言，它将尽可能为整个联盟成员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样更有利于维护联盟的整体利益。
二、美日同盟责任分担的发展演变
责任分担一直伴随并影响美日同盟的发展过程，成为制约美日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冷战时期，尤其是美日同盟成立初期，美日同盟责任分担主要体现为日本搭安全便车，仅承担一定的联盟财政支出。在这种依附型同盟中，日本缺乏独立自主地位，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保护伞”。日本充分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谋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不情愿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即增加防务开支和提升更大的防务能力，其目标主要集中于经济和资源需求。它的全方位外交更多关注资源方面，而较少地关注军事和防卫外交。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黄金十年”，这离不开其联盟者美国为其提供的安全环境。日本实施吉田主义，通过积极的政治和经济外交，通过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护，追随美国的外交战略来确保地区稳定，提升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吉田主义引起了华盛顿的不满，许多美国官员批评日本的搭便车行为。自艾森豪威尔以来的美国政府致力于寻求对日本施压，使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然而，日本并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这种不情愿主要源自于日本公众与精英分子当时广泛的反军国主义情绪与和平主义运动的力量。因此，在20世纪60、70年代，美日联盟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联盟，因为如果日本本土遭受攻击，两国的军事却没有正式协调，日本对美国的军事安全贡献是间接和低调的。Thomas U.Berger，Redefining Japan & the US-Japan Alliance，New York：Japan Society，2004，pp.42-43.美日聯盟责任分担在联盟体系中并没有真正有效实施，这种联盟不仅是依附型的，也是较为松散的。
美日联盟首次成为一个真正合作的军工企业并以对抗苏联为目标，源自于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是它朝军事合作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在遇到涉及日本防卫的紧急情况时，日美双方允许军事合作。这标志着美日联盟在责任分担上首次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作为联盟成员，美日双方在责任分担上都将有所作为。
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在联盟体系中逐渐增加相应的财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铃木首相表示，日本将寻求更大的努力去改善其领土与周边海空范围内的防务能力，并缓减美国军队在日本的财政负担。日本将努力保护其经济发展所需的海上通道，以确保自然资源能畅通到达日本，满足其经济发展所需。80年代以来，日美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国际政治与全球安全中责任分担问题。Atsushi Tokinoya， “The Japan-US Alliance： A Japanese Perspective”， Adelphi Papers 212， Autumn 1986， pp.3-4.日本如何有效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日本的防卫能力能否足够应对假定的威胁？美国需要日本承担什么样的防务责任？实际上防卫责任分担与美国经济相关联，美国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责任分担措施。对于美日同盟而言，驻日美军基地问题成为双方反复讨论的一个主要内容。诸如基地噪音消除、房屋搬迁、景观美化、公害预防、道路改善、公共福利设施的改善、资助当地政府、赔偿损害，这些都是军事基地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需要美日双方的协调，彼此都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促进联盟的发展。以1981财年为例，日本维持驻日美军基地的费用达227.8亿美元，其中军事人员薪水89.6亿美元，美国文职人员费用6.4亿美元，维护美军基地的日本劳务人员薪水34.12亿美元，其他维护费用39.28亿美元，军事建设3.4亿美元，贮油55亿美元。Robert F. Reed， The US-Japan Alliance： Sharing the Burden of Defense， New York：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38-42.美日联盟的责任分担以财政分担为起点，逐渐推进双边关系的发展，日本对联盟的贡献逐渐增加，其在联盟体系内的地位也逐渐提升。20世纪80年代，日本自卫队的能力有所提升，其使命与角色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在这一历史时期就其责任分担而言似乎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责任分担自北约组织成立早期以来一直是富有争议的主题。联盟中责任该如何分担，华勒斯·J.蒂斯运用联盟的经济理论提供了两种解释，即责任分担的非对称性和军事支出数量的次优性。一般说来，这种理论已被接受，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解释联盟决策的两个重要方面：（1）一个趋势是，一个强大而富裕的成员国提供更大比例的责任为所有联盟成员国共享；（2）另一个趋势是，联盟成员国不能满足它们自身设置的有关军力与防务支出的目标。正如奥尔森所观察到的，联盟成员对军事支出的分配资源变化很大；通过联盟提供的安全，它需要承担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集团成员中的个体采取行动而获得公共产品的利益也将受益于其他成员，那么通常意义上个体成员单独行动而没有动力去提供最优公共产品；在联盟中，成员分配的军事支出资源将受同盟伙伴军事支出数量的影响。Wallace J. Thies， “Alliances and Collcetive Goods： A Reappraisal”，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1， No. 2， 1987， pp.298-332.这四种主要因素构建的联盟经济理论提供两种解释，并直接影响联盟的责任分担问题。
责任分担测量的主要原则，诸如公平、支付能力等，可用多种指标来评估。诸如北约的责任分担争论是“它是什么”和“它应该是什么”。它们是每个国家对集体联盟的防务贡献和每个国家贡献的公平性。平等性是每个集体联盟不可避免的争论焦点。联盟成员在集体行动中的投入与最后产出至关重要，这将作为重要指标来衡量其责任分担。对于能力相称的国家而言，在联盟中责任分担主要尊重公平原则，每个国家根据对称性原则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共同推动联盟的持续发展。对于能力非对称性国家而言，则要根据其支付能力来确定其对联盟的贡献。实力较弱的联盟者应根据自身的能力对联盟承担相应的责任，随着自身能力的增强，其对联盟的支付能力也将逐渐提升，这也将促进自身在联盟体系中的发言权。对于能力强大的联盟者而言，它将尽可能为整个联盟成员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样更有利于维护联盟的整体利益。
二、美日同盟责任分担的发展演变
责任分担一直伴随并影响美日同盟的发展过程，成为制约美日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冷战时期，尤其是美日同盟成立初期，美日同盟责任分担主要体现为日本搭安全便车，仅承担一定的联盟财政支出。在这种依附型同盟中，日本缺乏独立自主地位，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保护伞”。日本充分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谋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不情愿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即增加防务开支和提升更大的防务能力，其目标主要集中于经济和资源需求。它的全方位外交更多关注资源方面，而较少地关注军事和防卫外交。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黄金十年”，这离不开其联盟者美国为其提供的安全环境。日本实施吉田主义，通过积极的政治和经济外交，通过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护，追随美国的外交战略来确保地区稳定，提升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吉田主义引起了华盛顿的不满，许多美国官员批评日本的搭便车行为。自艾森豪威尔以来的美国政府致力于寻求对日本施压，使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然而，日本并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这种不情愿主要源自于日本公众与精英分子当时广泛的反军国主义情绪与和平主义运动的力量。因此，在20世纪60、70年代，美日联盟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联盟，因为如果日本本土遭受攻击，两国的军事却没有正式协调，日本对美国的军事安全贡献是间接和低调的。Thomas U.Berger，Redefining Japan & the US-Japan Alliance，New York：Japan Society，2004，pp.42-43.美日聯盟责任分担在联盟体系中并没有真正有效实施，这种联盟不仅是依附型的，也是较为松散的。
美日联盟首次成为一个真正合作的军工企业并以对抗苏联为目标，源自于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是它朝军事合作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在遇到涉及日本防卫的紧急情况时，日美双方允许军事合作。这标志着美日联盟在责任分担上首次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作为联盟成员，美日双方在责任分担上都将有所作为。
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在联盟体系中逐渐增加相应的财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铃木首相表示，日本将寻求更大的努力去改善其领土与周边海空范围内的防务能力，并缓减美国军队在日本的财政负担。日本将努力保护其经济发展所需的海上通道，以确保自然资源能畅通到达日本，满足其经济发展所需。80年代以来，日美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国际政治与全球安全中责任分担问题。Atsushi Tokinoya， “The Japan-US Alliance： A Japanese Perspective”， Adelphi Papers 212， Autumn 1986， pp.3-4.日本如何有效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日本的防卫能力能否足够应对假定的威胁？美国需要日本承担什么样的防务责任？实际上防卫责任分担与美国经济相关联，美国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责任分担措施。对于美日同盟而言，驻日美军基地问题成为双方反复讨论的一个主要内容。诸如基地噪音消除、房屋搬迁、景观美化、公害预防、道路改善、公共福利设施的改善、资助当地政府、赔偿损害，这些都是军事基地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需要美日双方的协调，彼此都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促进联盟的发展。以1981财年为例，日本维持驻日美军基地的费用达227.8亿美元，其中军事人员薪水89.6亿美元，美国文职人员费用6.4亿美元，维护美军基地的日本劳务人员薪水34.12亿美元，其他维护费用39.28亿美元，军事建设3.4亿美元，贮油55亿美元。Robert F. Reed， The US-Japan Alliance： Sharing the Burden of Defense， New York：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38-42.美日联盟的责任分担以财政分担为起点，逐渐推进双边关系的发展，日本对联盟的贡献逐渐增加，其在联盟体系内的地位也逐渐提升。20世纪80年代，日本自卫队的能力有所提升，其使命与角色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在这一历史时期就其责任分担而言似乎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国际战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被证明是日本政府的一次耻辱性经历。日本政府虽然提供了130億美元的财政支持，但却因为不愿提供军队而遭到广泛批评。这场战争涉及日本的战略利益——保障石油通道畅通无阻，这种以消极的、搭便车的方式获得安全并把责任转移到他国的做法，使得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野心成为其盟国的笑柄。Jeff Kingston， Japan in Transformation（1945-2010）， 2nd edition， Harlow： Longman， 2011， p.55.此后，日本因没有参与美国领导的联合军队或者为联合军队提供具体实质性支持，仅提供“支票”，又一次被贴上搭便车的标签。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社会开启了有关国家正常化和克服一些自我约束性限制的争论。1993年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小泽一郎指出，日本国家正常化必须克服自我施加的限制。在《日本的新蓝图》中，他主张日本必须以其他国家同样的方式正常行事。为实现自卫队行动合法化，日本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首次到柬埔寨和东帝汶进行维和行动，并于1993—1995年到莫桑比克、1994年到卢旺达、1996年以来到戈兰高地进行救灾行动。Matteo Dian， The Evolu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Oxford： CP， 2014， p.141.这些活动都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的，但为日本自卫队在美日联盟的合作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打下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日同盟通过了一系列机制化的条约和协议，强化彼此间的关系，双方在同盟体系中相互承担责任，促使同盟走向新的发展阶段。21世纪的头十年，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变化对日本提出了新挑战，即要求日本就其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角色做出艰难的决定，希望日本在联盟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防务与安全是美日联盟责任担当的重要内容，美国希望日本在这一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2002年12月，日本派遣宙斯盾驱逐舰到印度洋执行支援美军后方的任务。为支持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日本政府于2003年批准向伊拉克派出550人左右的地面部队，并于2004年1月开始向伊拉克萨马沃派出第一支1100人的分遣队。这是日本自1945年以来军事力量首次被派往战区，这支部队训练有素，装备有装甲车和重型武器。美日同盟实际上已实现转型，从一个防御性条约组织转向以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为目标的同盟。尤其是21世纪以来，美日同盟在弹道导弹防御、太空、网络空间防务、国际反恐、反海盗等问题上加强了合作，日本充分利用其自卫队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为联盟发展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日本自卫队充分利用美日同盟实现其防务责任的重要体现。2014年7月，日本政府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这意味着日本战后以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自卫队到海外参战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日本在美日同盟中将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它可行使日美同盟内的“集体自卫权”来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行动，真正实现了“由依赖美国体制向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双向义务体制”的转换。吕耀东：《日美同盟“现代化”的战略意图》，载《当代世界》，2014年第6期，第27页。2015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扩大了美日同盟适用的地理范围，增加和修正了同盟内部美日责任分担，强化了美日同盟协调机制。美日同盟的合作范围将全面涵盖维和、救援、预警、情报搜集与分享、监控、侦查、训练、演习、战时撤离非战人员、应对难民问题、防御核生化袭击、舰船护卫等领域，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通过了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实现永久海外派兵的新安保法案，并进一步提高军事预算，加紧强化军事力量。
唐彦林、张磊：《美日同盟的新调整及其动因与影响分析》，载《美国研究》，2015年第2期，第159-179页。
风险责任是国际政治同盟责任分担的主要内容之一。当国际危机来临时，作为同盟体系的成员必须共同分担其各自的责任，共同规避风险，而不是担心被卷入。美日同盟是基于相互妥协的关系，美国为日本提供防务安全，日本则提供前沿基地和东道国的支持。21世纪，朝鲜核危机和台海危机、钓鱼岛争端是影响美日同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美日两国看来，两国承担维护东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任务，而妥善解决国际社会各种危机，需要美日充分利用其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资源化解矛盾。为实现联合行动，美国国防部需要日本在朝鲜核危机期间提供后勤支持。总体而言，无论是财政、防务和风险责任，美日同盟都加强了合作，日本充分利用自身日益加强的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在国际社会为同盟承担更多的责任。
三、美日同盟责任分担折射的美日关系实质
美日同盟责任分担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日本在同盟体系中分担的责任越来越多，这直接影响到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即是日本突破集体自卫权的限制，逐渐走向国家正常化；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美日同盟将逐渐走向平等的伙伴关系；美国要求日本在同盟体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反映了美国财力的相对不足、实力与地位的相对下降。
美国希望日本在地区稳定与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防务与安全问题上分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但是，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日本自卫队受制于宪法约束而不具有战争的权利。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就逐渐发展自卫队，并极力扩大其影响力，但始终只局限于联合国框架范围内的维和行动、救灾行动、美国军力的后方支援。美国则要把同盟责任担当转移一部分给日本，尤其是有关地区性和平与稳定的国际事务。随着美日同盟关系的不断深化与拓展，日本政府通过扩大解释或另立新法实质性突破集体自卫权禁区配合美军的行动，已不能满足美国新的全球战略需要。日本宪法“第九条”已成为深化和发展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的制约性因素。日益增多的责任担当要求日本冲破宪法限制，日本政府也多次试图突破“禁区”。美国也希望日本政府能扫清宪法障碍，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分担更多的责任。“9·11”事件后，日本在伊拉克问题上和印度洋上的表现，表明日本已经建立了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在反恐问题上合作的先例。日本对美军及其他国家的支持，这本身就是在个体自卫与集体自卫中行使的，实际上已被解释为集体自卫行为与对宪法约束的突破。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security policy，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war on terror’： incrementalism confirmed or radical leap？”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8，No.4，2004，p.430.在同盟责任分担中，日本需要实现国家正常化，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美国战略所需的国际责任。日本政府在国际社会屡次试图冲破宪法限制，使日本自卫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为自卫队的发展扫清一切障碍。2013年7月，安倍在长崎电视台首次正式表态希望修改宪法第九条；12月，日本政府出台了变更宪法解释以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试行草案；2014年5月，安倍就变更宪法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举行记者招待会，反复强调解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目前宪法解释限制集体自卫权使用，存在无法援助同盟国行动的尴尬；6月，安倍政府向自民党、公明党提交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关内阁决议案的最终版本；7月，安倍政府在内阁中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案。2015年7月，日本执政党在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与解禁集体自卫权相配套、大幅转变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系列安保法案。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一方面是日本外交战略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需要，是美日同盟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越来越多的安全责任需要日本承担，美国对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持欢迎态度。同盟责任担当促使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可以预见，日本将冲破宪法第九条的限制，最终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日同盟通过了一系列机制化的条约和协议，强化彼此间的关系，双方在同盟体系中相互承担责任，促使同盟走向新的发展阶段。21世纪的头十年，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变化对日本提出了新挑战，即要求日本就其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角色做出艰难的决定，希望日本在联盟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防务与安全是美日联盟责任担当的重要内容，美国希望日本在这一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2002年12月，日本派遣宙斯盾驱逐舰到印度洋执行支援美军后方的任务。为支持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日本政府于2003年批准向伊拉克派出550人左右的地面部队，并于2004年1月开始向伊拉克萨马沃派出第一支1100人的分遣队。这是日本自1945年以来军事力量首次被派往战区，这支部队训练有素，装备有装甲车和重型武器。美日同盟实际上已实现转型，从一个防御性条约组织转向以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为目标的同盟。尤其是21世纪以来，美日同盟在弹道导弹防御、太空、网络空间防务、国际反恐、反海盗等问题上加强了合作，日本充分利用其自卫队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为联盟发展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日本自卫队充分利用美日同盟实现其防务责任的重要体现。2014年7月，日本政府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这意味着日本战后以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自卫队到海外参战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日本在美日同盟中将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它可行使日美同盟内的“集体自卫权”来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行动，真正实现了“由依赖美国体制向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双向义务体制”的转换。吕耀东：《日美同盟“现代化”的战略意图》，载《当代世界》，2014年第6期，第27页。2015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扩大了美日同盟适用的地理范围，增加和修正了同盟内部美日责任分担，强化了美日同盟协调机制。美日同盟的合作范围将全面涵盖维和、救援、预警、情报搜集与分享、监控、侦查、训练、演习、战时撤离非战人员、应对难民问题、防御核生化袭击、舰船护卫等领域，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通过了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实现永久海外派兵的新安保法案，并进一步提高军事预算，加紧强化军事力量。
唐彦林、张磊：《美日同盟的新调整及其动因与影响分析》，载《美国研究》，2015年第2期，第159-179页。
风险责任是国际政治同盟责任分担的主要内容之一。当国际危机来临时，作为同盟体系的成员必须共同分担其各自的责任，共同规避风险，而不是担心被卷入。美日同盟是基于相互妥协的关系，美国为日本提供防务安全，日本则提供前沿基地和东道国的支持。21世纪，朝鲜核危机和台海危机、钓鱼岛争端是影响美日同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美日两国看来，两国承担维护东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任务，而妥善解决国际社会各种危机，需要美日充分利用其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资源化解矛盾。为实现联合行动，美国国防部需要日本在朝鲜核危机期间提供后勤支持。总体而言，无论是财政、防务和风险责任，美日同盟都加强了合作，日本充分利用自身日益加强的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在国际社会为同盟承担更多的责任。
三、美日同盟责任分担折射的美日关系实质
美日同盟责任分担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日本在同盟体系中分担的责任越来越多，这直接影响到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即是日本突破集体自卫权的限制，逐渐走向国家正常化；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美日同盟将逐渐走向平等的伙伴关系；美国要求日本在同盟体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反映了美国财力的相对不足、实力与地位的相对下降。
美国希望日本在地区稳定与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防务与安全问题上分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但是，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日本自卫队受制于宪法约束而不具有战争的权利。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就逐渐发展自卫队，并极力扩大其影响力，但始终只局限于联合国框架范围内的维和行动、救灾行动、美国军力的后方支援。美国则要把同盟责任担当转移一部分给日本，尤其是有关地区性和平与稳定的国际事务。随着美日同盟关系的不断深化与拓展，日本政府通过扩大解释或另立新法实质性突破集体自卫权禁区配合美军的行动，已不能满足美国新的全球战略需要。日本宪法“第九条”已成为深化和发展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的制约性因素。日益增多的责任担当要求日本冲破宪法限制，日本政府也多次试图突破“禁区”。美国也希望日本政府能扫清宪法障碍，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分担更多的责任。“9·11”事件后，日本在伊拉克问题上和印度洋上的表现，表明日本已经建立了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在反恐问题上合作的先例。日本对美军及其他国家的支持，这本身就是在个体自卫与集体自卫中行使的，实际上已被解释为集体自卫行为与对宪法约束的突破。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security policy，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war on terror’： incrementalism confirmed or radical leap？”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8，No.4，2004，p.430.在同盟责任分担中，日本需要实现国家正常化，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美国战略所需的国际责任。日本政府在国际社会屡次试图冲破宪法限制，使日本自卫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为自卫队的发展扫清一切障碍。2013年7月，安倍在长崎电视台首次正式表态希望修改宪法第九条；12月，日本政府出台了变更宪法解释以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试行草案；2014年5月，安倍就变更宪法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举行记者招待会，反复强调解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目前宪法解释限制集体自卫权使用，存在无法援助同盟国行动的尴尬；6月，安倍政府向自民党、公明党提交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关内阁决议案的最终版本；7月，安倍政府在内阁中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案。2015年7月，日本执政党在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与解禁集体自卫权相配套、大幅转变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系列安保法案。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一方面是日本外交战略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需要，是美日同盟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越来越多的安全责任需要日本承担，美国对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持欢迎态度。同盟责任担当促使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可以预见，日本将冲破宪法第九条的限制，最终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在同盟体系中，责任担当与成员国的地位、作用是成正比的。随着较弱成员国支付能力的增强，贡献增大，其与强者的地位更趋于平等，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将扩大。日本在同盟进程中由“搭便车”走向日益分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其触角不再局限于日本本土安全，而是逐渐涵盖周边、东亚地区、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事务。它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也逐渐提升，使美日同盟从一个依附型同盟转向对称性同盟，甚至有人提出美日同盟将成为远东的“美英同盟”。随着日本经济能力的增强，日本意识到必须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并肩负维持联盟的更多成本，美日两国的关系不能再按照高级伙伴/低级伙伴的基础来处理，双方应该放弃那种残余的占领心态，美日同盟必须基于相互尊重与平等。Robert F. Reed， The US-Japan Alliance： Sharing the Burden of Defense， New York：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56.日本动态防卫力不仅保持击退进攻的自主能力，而且实施积极威慑战略并促进地区稳定，其目标直指日本西南方向、中国和南中国海。这种防卫机制能提升日本在战略上的主动性，成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手段，是日本在同盟责任担当的重要战略步骤，提升了日本在战略体系中的地位。《美国与日本：朝更成熟的伙伴关系发展》指出：“日本对集体自卫权的禁止是联盟合作的约束，解除禁令将会在盟国间越来越紧密与有效地实施安全合作。这只能是日本人民能做出的决定。但是华盛顿也明确欢迎日本在联盟中做出更大贡献并变成一个更平等的联盟伙伴。”Takashi Oka， “US-Japan Alliance：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Asia-Pacific Review， Vol. 8， No.1， 2001， p.11.美日同盟的强化和持续性发展，这个过程伴随着日本角色和作用的凸显，日本不仅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财政支持者，也是美国在防务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后援，而且是美国应对国际社会各种风险和管控国际危机的伙伴。随着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日本的作用更为凸显，它在同盟内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美日同盟正在真正走向平等性的伙伴关系。21世纪美日联盟的非对称性安排已转向更平衡的伙伴关系。日本对美国全球行动的军事贡献缓解了美国军事管控每种安全挑战的负担，自卫队能力的先进性赋予日本潜在的威慑力，补充了美国的军事能力。由于近年来美日指挥设施的协同定位，两国协调与交流更为一体化，双方在多项领域已稳步提升了双边合作关系。随着同盟责任担心的改善，日本每年将继续支付大约20亿美元的美国驻日海军基地费用。Emma Chanlett-Avery，Ian E.Rinehart，“The US-Japan Alliance”，CRS Report，Feb 9，2016，p.3.日本在同盟内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责任担当，促使其向更平等的伙伴关系发展。
责任担当对于实力不相称地位的国家而言，可根据按比例和自身的支付能力进行分配。自美日同盟成立以来，美国一直是同盟的主导者，作为同盟的“强者”，美国一直在责任担当方面发挥着主要承担者的角色，为日本提供安全保护，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今天的美日同盟已不再局限于日本本土，而是逐渐从亚太走向全球。单靠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能力，已很难维持美国全球战略所耗费的成本，因此，让日本为美国战略分担相应的责任，这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脆弱性与美日联盟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20世纪90年代，美国霸权达到了顶峰，而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权力由于诸如国际环境的变化、新兴国家的出现、全球性问题的冲击等多种因素的挑战而难以为继。出于此因，美国加强了与盟国的协调与合作，彼此的相互依赖与合作日益加强。日益增长的经济依赖是美日联盟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技术而言，美日两国严重依赖；诸如石油、矿产、食物等资源相互依赖也较大；军事相互依赖等成为美日合作的主要内容。Fumio Ota，The US-Japan Alliance in the 21st Century，Folkestone：Global Oriental，2006，pp.19-24.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美日同盟的财政经费有限。美国与日本在维持同盟能力的过程中面临严重的财政局限，更不用说增加防务开支了。自2013财年以来，美国实施防务预算缩减，部分是因为2011年预算控制法建立的削减机制。然而，自2012年以来，美国官员反复强调，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并不减少甚至在某些地方还要增加。Emma Chanlett-Avery，Ian E.Rinehart，“The US-Japan Alliance”，CRS Report，Feb 9，2016，p.5.预算的减少与军事部署的增加，造成了美国财力的不足，美国需要日本提供更多的财力支持。日本每年为美国在日的海军基地建设提供财政支持，以维护基地建设的运转，包括人力、基地维护、军事演习、军工人员的薪水等。美国战略运转的重要支撑来源于其战略同盟，没有日本的支持，美国的亚太战略如同残疾人失去一根拐杖而难以运转。复杂的国际环境造成美国战略的平衡性丧失，其地位与作用相对下降。在诸多的亚太事务中，没有日本外交战略支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乃至全球战略都会大打折扣。
四、美日同盟责任分担的影响
美日同盟责任分担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两国会根据自身的能力、意愿、目的等因素决定对联盟的付出，并巩固联盟的发展。美日联盟的责任分担，尤其是日本在政治军事联盟中的支付能力越来越强，必然会影响日美两国的发展态势以及对东亚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的和平与稳定带来深刻的影响。
总体而言，日本在联盟体系中责任分担的比例将增加，其对外战略将发生重大变化。二战结束以来的日本，受国内和平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專注于国内事务尤其是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外交事务上保持消极态势且更多受制于美国因素的影响，对外战略呈现低调的内向型发展特点。国内事务优先而外交事务呈现次优性，政府首要关注的是国内福利、健康医疗等问题。但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抬头，企图重整日本军备，军国主义势力企图推动日本军事现代化。21世纪以来，日本与日俱增的“正常化”倾向使其不再抗拒美国的压力而愿在联盟中扮演积极角色并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中国军力的上升使得日本更依赖于美国军事。这些趋势使日本进一步接受与美国军事设施的一体化合作并采取放弃和平主义身份的措施。安倍是深化联盟和日本外交政策“正常化”的积极支持者，他坚定支持修改日本宪法。这种立场与对战争的记忆和日本和平主义的修正主义态度是相伴而生的。Matteo Dian， The Evolu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Oxford： CP， 2014， pp.152-153.日本在联盟中担当更多的责任，其外交战略的外向性便自然呈现出来。日本自卫队在国际安全中承担的角色日益增多，其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国家“正常化”措施也更多体现出来。日本政府改变了传统的国内问题优先次序，更多凸显对外战略的重要性，而且其外向型外交战略使日本在同盟体系内获得更重要的作用。日本在外交上追求的优先次序分别是：（1）强化美日同盟；（2）深化与邻国的合作关系；（3）作为日本经济振兴的一种方式，强化经济外交；（4）促进全球问题的解决。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战略的基石，日本试图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2013年10月，日本在“2+2联合宣言”中就加强防务合作称要迈向更坚定的联盟并承担更大的责任。James Przystup， Tatsumi Yuki， “The Foreign Policy of Abe Shinzo： Strategic Vis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http：//www.theasanforum.org/the-foreign-policy-of-abe-shinzo-strategic-vision-and-policy-implementation/ ， Feb.05， 2015.责任分担使日本对外战略成功实现转型，但这种转型是停留在国家“正常化”的道路之上，是一种进攻性的军事扩张主义。无论是国家“正常化”道路，还是扩张性军事政策，日本的目标即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担当领导角色”。Joshua W. Walker and Sharon Stirling-Woolsey， “Japan’s Golbal Re-Emergence： How Japan’s Active Diplomacy Strengthens the Foundations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Asia Program， Policy Bridf， Mar. 2015， p.3.
责任担当对于实力不相称地位的国家而言，可根据按比例和自身的支付能力进行分配。自美日同盟成立以来，美国一直是同盟的主导者，作为同盟的“强者”，美国一直在责任担当方面发挥着主要承担者的角色，为日本提供安全保护，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今天的美日同盟已不再局限于日本本土，而是逐渐从亚太走向全球。单靠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能力，已很难维持美国全球战略所耗费的成本，因此，让日本为美国战略分担相应的责任，这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脆弱性与美日联盟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20世纪90年代，美国霸权达到了顶峰，而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权力由于诸如国际环境的变化、新兴国家的出现、全球性问题的冲击等多种因素的挑战而难以为继。出于此因，美国加强了与盟国的协调与合作，彼此的相互依赖与合作日益加强。日益增长的经济依赖是美日联盟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技术而言，美日两国严重依赖；诸如石油、矿产、食物等资源相互依赖也较大；军事相互依赖等成为美日合作的主要内容。Fumio Ota，The US-Japan Alliance in the 21st Century，Folkestone：Global Oriental，2006，pp.19-24.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美日同盟的财政经费有限。美国与日本在维持同盟能力的过程中面临严重的财政局限，更不用说增加防务开支了。自2013财年以来，美国实施防务预算缩减，部分是因为2011年预算控制法建立的削减机制。然而，自2012年以来，美国官员反复强调，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并不减少甚至在某些地方还要增加。Emma Chanlett-Avery，Ian E.Rinehart，“The US-Japan Alliance”，CRS Report，Feb 9，2016，p.5.预算的减少与军事部署的增加，造成了美国财力的不足，美国需要日本提供更多的财力支持。日本每年为美国在日的海军基地建设提供财政支持，以维护基地建设的运转，包括人力、基地维护、军事演习、军工人员的薪水等。美国战略运转的重要支撑来源于其战略同盟，没有日本的支持，美国的亚太战略如同残疾人失去一根拐杖而难以运转。复杂的国际环境造成美国战略的平衡性丧失，其地位与作用相对下降。在诸多的亚太事务中，没有日本外交战略支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乃至全球战略都会大打折扣。
四、美日同盟责任分担的影响
美日同盟责任分担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两国会根据自身的能力、意愿、目的等因素决定对联盟的付出，并巩固联盟的发展。美日联盟的责任分担，尤其是日本在政治军事联盟中的支付能力越来越强，必然会影响日美两国的发展态势以及对东亚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的和平与稳定带来深刻的影响。
总体而言，日本在联盟体系中责任分担的比例将增加，其对外战略将发生重大变化。二战结束以来的日本，受国内和平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專注于国内事务尤其是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外交事务上保持消极态势且更多受制于美国因素的影响，对外战略呈现低调的内向型发展特点。国内事务优先而外交事务呈现次优性，政府首要关注的是国内福利、健康医疗等问题。但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抬头，企图重整日本军备，军国主义势力企图推动日本军事现代化。21世纪以来，日本与日俱增的“正常化”倾向使其不再抗拒美国的压力而愿在联盟中扮演积极角色并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中国军力的上升使得日本更依赖于美国军事。这些趋势使日本进一步接受与美国军事设施的一体化合作并采取放弃和平主义身份的措施。安倍是深化联盟和日本外交政策“正常化”的积极支持者，他坚定支持修改日本宪法。这种立场与对战争的记忆和日本和平主义的修正主义态度是相伴而生的。Matteo Dian， The Evolu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Oxford： CP， 2014， pp.152-153.日本在联盟中担当更多的责任，其外交战略的外向性便自然呈现出来。日本自卫队在国际安全中承担的角色日益增多，其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国家“正常化”措施也更多体现出来。日本政府改变了传统的国内问题优先次序，更多凸显对外战略的重要性，而且其外向型外交战略使日本在同盟体系内获得更重要的作用。日本在外交上追求的优先次序分别是：（1）强化美日同盟；（2）深化与邻国的合作关系；（3）作为日本经济振兴的一种方式，强化经济外交；（4）促进全球问题的解决。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战略的基石，日本试图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2013年10月，日本在“2+2联合宣言”中就加强防务合作称要迈向更坚定的联盟并承担更大的责任。James Przystup， Tatsumi Yuki， “The Foreign Policy of Abe Shinzo： Strategic Vis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http：//www.theasanforum.org/the-foreign-policy-of-abe-shinzo-strategic-vision-and-policy-implementation/ ， Feb.05， 2015.责任分担使日本对外战略成功实现转型，但这种转型是停留在国家“正常化”的道路之上，是一种进攻性的军事扩张主义。无论是国家“正常化”道路，还是扩张性军事政策，日本的目标即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担当领导角色”。Joshua W. Walker and Sharon Stirling-Woolsey， “Japan’s Golbal Re-Emergence： How Japan’s Active Diplomacy Strengthens the Foundations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Asia Program， Policy Bridf， Mar. 2015， p.3.
美日同盟责任分担对美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在联盟政治中承担的责任增多，美国相应地会减少其责任份额，这更有利于推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日本充当美国亚太战略的得力助手，站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前沿阵地，为美国战略鞍前马后服务，成为美国战略的“桥头堡”。如果美军卷入亚洲冲突，且得不到日本的战略支持，美日联盟和双边关系将遭受重创。日本的财力支持，缓减了美国的经济压力，弥补了其经济衰退的严重不足，尤其是日本对美国在日军事基地的财政补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国财政负担和债务危机。前述日本给予美国军事基地的补给，使美国可在亚太地区部署更多的军力，使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更趋于完善。日本对同盟的战略支持，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相应的条件和奠定了物质基础。诸如恐怖主义与战争、反全球化运动、环境关注、贫困、网络攻击等国际危机风险，美日两国可共同应对。风险与责任始终是并存的，为联盟中的其他成员国承担风险，有助于深化同盟关系。近年来，美日两国多次在全球危机中密切配合，日本在风险担当中承担了相应的责任，这不仅促进了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加深了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友好关系。21世纪以来美日同盟关系更为深化，虽然美国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战略支付能力相对下降，但由于日本的财政扶持与战略支撑，有力维护了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使美国治下的和平及其支配世界事务的战略霸权依然延续下来。
美日同盟责任分担给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重大影响。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战略的基石，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撑。责任担当的比例与支付能力的提升，使日本在该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上升。随着东亚地区权力的转移和经济模式的转变，各种安全与稳定挑战日渐出现。同时，近年来日本重新解释宪法并使之适用于集体自卫权，大大拓展了日本在同盟内部的角色。日本战略影响力的上升并不是东亚地区的福音，历史的集体记忆并不会消失，日本给亚洲人民帶来的战争创伤与灾难一直深刻于历史的记忆中。日本在联盟中责任分担的上升，只会加剧亚洲人民的警惕与担忧。日本在东亚地区角色的扩张并不受其他亚洲国家欢迎，尤其是韩国。日本历史问题仍然是与邻国关系的障碍，虽然其与部分邻国的战略与政治利益相一致。Matteo Dian，The Evolu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Oxford： CP， 2014， p.173.2012年6月，首尔与东京即将达成协议，签订了军事合作条约——《军事情报共享协定》和《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但由于韩国公众的强烈反对而使合作趋于瓦解。美国鼓励日本提升其防务能力，但韩国公众情绪将之视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一种迹象。Emma Chanlett-Avery，Ian E.Rinehart，“The US-Japan Alliance”，CRS Report，Feb 9，2016，p.10.2016年8月，日本新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否认南京大屠杀杀人比赛，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这种否认历史、篡改历史和美化历史的错误行径，只会导致重蹈历史覆辙。日本同盟担当责任的上升，促使其在亚洲地区扩张态势显现。当前东亚地区的诸多矛盾，很多都与日本的战略扩张性及其外向型的外交战略相关联。这种进攻性外交战略将加剧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尤其是在东北亚朝鲜半岛这个火药桶问题上，冷战的历史性痕迹依然存在，地区性军事竞争加剧，矛盾凸显，形势严峻，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这是当前亚太地区的一个严重安全挑战。一些亚洲国家容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但并不欢迎日本利用美日同盟扩张其权利，展示其军事能力。日本不仅以美日同盟位战略依托，提升在东亚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而且把触角伸向整个世界，企图成为世界事务中一支重要力量。而且美国也希望日本以美日同盟为载体能在全球政治中发挥作用，展示其防务能力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各种能力。日本则希望通过美国对其军事的支持，充分展示其作为经济大国与军事强国的能力，提升国际地位。美日同盟责任分担不仅仅是美日双方同盟负担比例和份额的调整，它对东亚地区和整个世界和平与稳定会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更多体现的是消极性因素，造就的是不和谐的声音，是一种赤裸裸的地区性霸权甚至是世界性霸权。虽然其宣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但实质上反映的是对东亚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带来的是各种挑战、危机和矛盾。
美日同盟责任分担在国际政治中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国际情势，其中的过程折射了美国与日本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美日作为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战略，对美日两国、东亚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会带来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唐彦林，张磊.美日同盟的新调整及其动因与影响分析[J].美国研究，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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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umio Ota.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the 21st Century[M].Folkestone： Global Oriental， 2006.
[5]Matteo Dian. The Evolu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M].Oxford： Chandos Publishing， 2014.
[6]Thomas U Berger. Redefining Japan & the US-Japan Alliance[M]. New York：Japan Society， 2004.
[7]Michael J Green， Patrick M Cronin.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9.
[8]Jeff Kingston. Japan in Transformation， 1945-2010[M].Harlow： Longman，2011.
美日同盟责任分担给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重大影响。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战略的基石，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撑。责任担当的比例与支付能力的提升，使日本在该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上升。随着东亚地区权力的转移和经济模式的转变，各种安全与稳定挑战日渐出现。同时，近年来日本重新解释宪法并使之适用于集体自卫权，大大拓展了日本在同盟内部的角色。日本战略影响力的上升并不是东亚地区的福音，历史的集体记忆并不会消失，日本给亚洲人民帶来的战争创伤与灾难一直深刻于历史的记忆中。日本在联盟中责任分担的上升，只会加剧亚洲人民的警惕与担忧。日本在东亚地区角色的扩张并不受其他亚洲国家欢迎，尤其是韩国。日本历史问题仍然是与邻国关系的障碍，虽然其与部分邻国的战略与政治利益相一致。Matteo Dian，The Evolu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Oxford： CP， 2014， p.173.2012年6月，首尔与东京即将达成协议，签订了军事合作条约——《军事情报共享协定》和《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但由于韩国公众的强烈反对而使合作趋于瓦解。美国鼓励日本提升其防务能力，但韩国公众情绪将之视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一种迹象。Emma Chanlett-Avery，Ian E.Rinehart，“The US-Japan Alliance”，CRS Report，Feb 9，2016，p.10.2016年8月，日本新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否认南京大屠杀杀人比赛，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这种否认历史、篡改历史和美化历史的错误行径，只会导致重蹈历史覆辙。日本同盟担当责任的上升，促使其在亚洲地区扩张态势显现。当前东亚地区的诸多矛盾，很多都与日本的战略扩张性及其外向型的外交战略相关联。这种进攻性外交战略将加剧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尤其是在东北亚朝鲜半岛这个火药桶问题上，冷战的历史性痕迹依然存在，地区性军事竞争加剧，矛盾凸显，形势严峻，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这是当前亚太地区的一个严重安全挑战。一些亚洲国家容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但并不欢迎日本利用美日同盟扩张其权利，展示其军事能力。日本不仅以美日同盟位战略依托，提升在东亚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而且把触角伸向整个世界，企图成为世界事务中一支重要力量。而且美国也希望日本以美日同盟为载体能在全球政治中发挥作用，展示其防务能力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各种能力。日本则希望通过美国对其军事的支持，充分展示其作为经济大国与军事强国的能力，提升国际地位。美日同盟责任分担不仅仅是美日双方同盟负担比例和份额的调整，它对东亚地区和整个世界和平与稳定会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更多体现的是消极性因素，造就的是不和谐的声音，是一种赤裸裸的地区性霸权甚至是世界性霸权。虽然其宣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但实质上反映的是对东亚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带来的是各种挑战、危机和矛盾。
美日同盟责任分担在国际政治中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国际情势，其中的过程折射了美国与日本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美日作为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战略，对美日两国、东亚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会带来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唐彦林，张磊.美日同盟的新调整及其动因与影响分析[J].美国研究，2015（2）.
[2]张玉国.日美同盟关系转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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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tteo Dian. The Evolu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M].Oxford： Chandos Publishing， 2014.
[6]Thomas U Berger. Redefining Japan & the US-Japan Alliance[M]. New York：Japan Society， 2004.
[7]Michael J Green， Patrick M Cronin.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9.
[8]Jeff Kingston. Japan in Transformation， 1945-2010[M].Harlow： Longma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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