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引资潜力是否会吸引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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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11-1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全球外资集聚地。2015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12616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截至2015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达1639523亿美元。然而，FDI在我国各省区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且与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分布基本重合。从图1可以看出，江苏、广东、天津等东部沿海省区FDI和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而新疆、甘肃、宁夏等广大西部地区无论是FDI还是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尚且以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都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高水平FDI往往伴随着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这种关系也得到了大量研究证实：FDI作为资本要素一方面可直接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还可通过带动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刘宏、李述晟，2013；随洪光、刘廷华，2014；罗军，2016）。
目前学界对中国FDI年年攀升的原因已进行了多方面探索。现有研究表明，中国体制中双重道德风险、金融体制的缺陷使得中国更偏好FDI（李稻葵和海松，2007；陈勇兵等，2011）；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优良的基础设施、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教育水平等也是吸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强大动力（陈艳莹和董旭，2013；庞明川等，2014；杨晓明等，2005）；另外，FDI区位选择中的“第三方效应”导致了大量外资在沿海地区集聚（杨海生等，2010）。不可否认，现有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及其区位分布的理解，但现有文献对中国吸引FDI的区位因素研究没有考虑FDI分布的行业异质性，进而鲜有文献探讨省区产业结构对该地区吸引FDI的影响。事实上，跟区位分布一样，中国FDI的行业分布也极其不均衡。如图2所示，烟草制品业和各类采选业FDI最少，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FDI值较大，且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FDI是烟草制品业FDI的2834倍，由此可以看出，FDI在行业间分布极不均衡。因此，本文基于FDI行业分布异质性构建了一个省区FDI产业结构引资潜力指标分析产业结构研究中国省区吸引FDI的影响因素。
二、文献综述
随着大量FDI涌入，国内外学者从经济文化、制度、区位等方面对中国FDI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
（一）经济文化视角
文化、习俗、地理距离、经济发展程度等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进行投资的重要因素，Masood Gheasi等（2013）认为母国有更多受教育水平高的移民将会更加吸引FDI；Shige Makino等（2011）的一项探索性研究表明历史渊源对FDI的影响程度超出了传统的地理距离；Xiao Jun和Li Chen（2012）利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得出人民币升值会促进FDI的增长。
（二）制度视角
从制度角度看，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固有的体制缺陷使得中国更偏好FDI。陈勇兵等（2011）研究表明内生金融控制引致的金融扭曲以及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使得中国更偏好FDI而不是尽力开发国内闲置资本；李稻葵等（2007）理论研究发现中国政府与企业间的双重道德风险使得企业更青睐FDI而不是向中国政府寻求帮助。Johannes Liegsalz（2010）研究发现加强对专利技术的保护防止其他企业运用该技术可以弥补企业跨国投资的其他缺陷如法律、文化的差异等，以增强企业跨国投资的信心。
（三）区位视角
从区位因素看，D Sethi等（2003）认为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一方面是出于宏观经济和公司战略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低工资水平的诱惑和打开新市场的需要；随着外资引入量的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市场需求的扩张、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严重影响着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庞明川等，2014）。Liu Ke和Gao Mengtao（2007）研究发现在中国吸引FDI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作用构造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其他社会福利来吸引FDI。基于“第三方”的视角，研究发现“第三方效应”在FDI的区位选择中表现显著，在分区域中，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西部地区的“第三方效应”相对较弱；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对我国FDI在三大地区的分布形成新的格局（杨海生等，2010；宋勇超等，2013）。
（四）行业视角
国内也有众多学者从行业角度对FDI进行研究。特别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研究。陈艳莹、董旭（2013）从省级细分行业的角度分析得出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对服务业FDI的影响大，制造业FDI更看重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和集聚效应，此外，加强地方政府控制力有利于吸收制造业FDI而不利于吸收服务业FDI。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全球外资集聚地。2015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12616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截至2015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达1639523亿美元。然而，FDI在我国各省区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且与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分布基本重合。从图1可以看出，江苏、广东、天津等东部沿海省区FDI和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而新疆、甘肃、宁夏等广大西部地区无论是FDI还是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尚且以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都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高水平FDI往往伴随着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这种关系也得到了大量研究证实：FDI作为资本要素一方面可直接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还可通过带动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刘宏、李述晟，2013；随洪光、刘廷华，2014；罗军，2016）。
目前学界对中国FDI年年攀升的原因已进行了多方面探索。现有研究表明，中国体制中双重道德风险、金融体制的缺陷使得中国更偏好FDI（李稻葵和海松，2007；陈勇兵等，2011）；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优良的基础设施、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教育水平等也是吸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强大动力（陈艳莹和董旭，2013；庞明川等，2014；杨晓明等，2005）；另外，FDI区位选择中的“第三方效应”导致了大量外资在沿海地区集聚（杨海生等，2010）。不可否认，现有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及其区位分布的理解，但现有文献对中国吸引FDI的区位因素研究没有考虑FDI分布的行业异质性，进而鲜有文献探讨省区产业结构对该地区吸引FDI的影响。事实上，跟区位分布一样，中国FDI的行业分布也极其不均衡。如图2所示，烟草制品业和各类采选业FDI最少，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FDI值较大，且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FDI是烟草制品业FDI的2834倍，由此可以看出，FDI在行业间分布极不均衡。因此，本文基于FDI行业分布异质性构建了一个省区FDI产业结构引资潜力指标分析产业结构研究中国省区吸引FDI的影响因素。
二、文献综述
随着大量FDI涌入，国内外学者从经济文化、制度、区位等方面对中国FDI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
（一）经济文化视角
文化、习俗、地理距离、经济发展程度等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进行投资的重要因素，Masood Gheasi等（2013）认为母国有更多受教育水平高的移民将会更加吸引FDI；Shige Makino等（2011）的一项探索性研究表明历史渊源对FDI的影响程度超出了传统的地理距离；Xiao Jun和Li Chen（2012）利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得出人民币升值会促进FDI的增长。
（二）制度视角
从制度角度看，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固有的体制缺陷使得中国更偏好FDI。陈勇兵等（2011）研究表明内生金融控制引致的金融扭曲以及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使得中国更偏好FDI而不是尽力开发国内闲置资本；李稻葵等（2007）理论研究发现中国政府与企业间的双重道德风险使得企业更青睐FDI而不是向中国政府寻求帮助。Johannes Liegsalz（2010）研究发现加强对专利技术的保护防止其他企业运用该技术可以弥补企业跨国投资的其他缺陷如法律、文化的差异等，以增强企业跨国投资的信心。
（三）区位视角
从区位因素看，D Sethi等（2003）认为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一方面是出于宏观经济和公司战略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低工资水平的诱惑和打开新市场的需要；随着外资引入量的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市场需求的扩张、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严重影响着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庞明川等，2014）。Liu Ke和Gao Mengtao（2007）研究发现在中国吸引FDI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作用构造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其他社会福利来吸引FDI。基于“第三方”的视角，研究发现“第三方效应”在FDI的区位选择中表现显著，在分区域中，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西部地区的“第三方效应”相对较弱；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对我国FDI在三大地区的分布形成新的格局（杨海生等，2010；宋勇超等，2013）。
（四）行业视角
国内也有众多学者从行业角度对FDI进行研究。特别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研究。陈艳莹、董旭（2013）从省级细分行业的角度分析得出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对服务业FDI的影响大，制造业FDI更看重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和集聚效应，此外，加强地方政府控制力有利于吸收制造业FDI而不利于吸收服务业FDI。
显然，上述研究要么基于行业角度，要么基于区位因素角度研究FDI的影响因素，尽管杨林（2013）曾考虑了区位角度和行业角度，但是也并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探讨它们对FDI的综合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FDI行业分布异质性，构建了一个地区FDI产业结构引资潜力指标，并结合省级层面区位因素分区域、分时段探讨产业结构对中国FDI分布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为分析产业结构引资潜力对FDI分布的影响，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基础，构建了如下模型：
FDIj，t=β0+βjXj，t+γjZj，t+εj，t（1）
式中，FDIj，t表示j省份t年外商直接投资水平；Xj，t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即j省份t年产业结构引资潜力；Zj，t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教育水平等；εj，t为回归方程中的随机误差项。
1.产业结构引资潜力（potential）
一般而言，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其选择的区位会存在较大差异，比如资源寻求型FDI会选择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而市场寻求型FDI则主要布局在市场规模大的地区。因此，不同产业由于其自身属性差异，其吸引FDI的能力会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即使是同一产业，在某个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吸引FDI的能力也会不同。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外资进入中国主要是看中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投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利用低成本生产并出口到世界各地；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生产成本也愈发提高，于是外商对中国进行投资越来越倚重中国庞大的市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省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各方面条件均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产业结构在地区之间也非常不同，那么，地区产业结构是否是中国省区之间FDI分布不均的原因呢？为验证这个问题，本文构造了一个整合了产业结构和产业引资潜力的新指标——产业结构引资潜力。
potentialj，t=∑fdiitFDIt×industryi，j，tINDUSTRYj，t
（1）式中，potentialj，t表示j省份t年产业结构引资潜力，fdiit表示全国工业；细分行业t年的外商资本，FDIt表示t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industryi，j，t表示j省份工业；细分行业t年的工业产值，INDUSTRYj，t表示j省份t年的全部细分行业的工业总产值。
2.控制变量
（1）市场潜力（pgdp）。寻求和开辟国际市场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是市场导向性投资。较大的市场规模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可以形成规模经济，可以提供可观的产品销售量和丰厚的资本回报率。现有文献一般采用GDP（胡平等，2014）、滞后一期GDP（杨晓明等，2005）或者人均GDP（宋勇超等，2013）衡量市场潜力。由于人均量较总量更能代表购买力，故本文用各省区的人均GDP衡量市场潜力。
（2）基础设施（infras）。基础设施的完备性成为外商投资衡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可以发挥集约经济的规模优势。根据杨海生等（2010）、黄肖琦等（2006）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单位国土面积的公路公里数来衡量。
（3）劳动力成本（labor）。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发达国家或工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降低成本型的外商急于寻找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投资，将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富裕且便宜的地区，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本文借鉴张平（2016）的研究成果，采用各地区的劳动力平均工资与地区人均GDP的比值衡量，采用比值能消除价格因素，使得指标更接近实际工资的概念。
（4）教育水平（education）。教育水平的高低影响着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因此对外商投资的区位布局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从事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借鉴杨晓明等（2005）的研究成果，本文以各地区每年的高校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人数之和衡量。
（二）数据说明
鉴于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避免入世对我国吸引外资产生的结构性变化，本文样本区间为2002—2014年。由于中国的统计年鉴中，港、澳、台的记录以及西藏的工业发展指标不健全、统计数据不完善，因此本文选取了30个省区作为研究对象。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值，但因FDI工业细分行业数据记录的限制，本文在计算FDI引资潜力指标时仅选用了27个行业。各项指标数据全部来源于各省的年鉴和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首先对全部样本进行面板回归，得基本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从表1（1）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引资潜力（potential）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样本区间内，中国大陆的工业结构布局对外商直接投资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且从总体来看，随着工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完善，產业结构引资潜力的系数每增加1%，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会增加115%。
（二）稳健性回归结果
考虑到各工业行业自身的特性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分时间段，由于在样本区间内经历了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将样本区间划分为2002—2008年和2009—2014年两个区间以探讨金融危机对中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第二，考虑到采选业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高，以及电热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开放和贸易程度偏低，本文也对除此之外的剩余22个制造行业的数据进行检验；第三，由于外商对中国进行投资有很大的行业倾向性，参照韩燕和钱春海（2008），按照要素密集度将27个工业行业分成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为分析产业结构引资潜力对FDI分布的影响，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基础，构建了如下模型：
FDIj，t=β0+βjXj，t+γjZj，t+εj，t（1）
式中，FDIj，t表示j省份t年外商直接投资水平；Xj，t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即j省份t年产业结构引资潜力；Zj，t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教育水平等；εj，t为回归方程中的随机误差项。
1.产业结构引资潜力（potential）
一般而言，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其选择的区位会存在较大差异，比如资源寻求型FDI会选择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而市场寻求型FDI则主要布局在市场规模大的地区。因此，不同产业由于其自身属性差异，其吸引FDI的能力会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即使是同一产业，在某个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吸引FDI的能力也会不同。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外资进入中国主要是看中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投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利用低成本生产并出口到世界各地；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生产成本也愈发提高，于是外商对中国进行投资越来越倚重中国庞大的市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省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各方面条件均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产业结构在地区之间也非常不同，那么，地区产业结构是否是中国省区之间FDI分布不均的原因呢？为验证这个问题，本文构造了一个整合了产业结构和产业引资潜力的新指标——产业结构引资潜力。
potentialj，t=∑fdiitFDIt×industryi，j，tINDUSTRYj，t
（1）式中，potentialj，t表示j省份t年产业结构引资潜力，fdiit表示全国工业；细分行业t年的外商资本，FDIt表示t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industryi，j，t表示j省份工业；细分行业t年的工业产值，INDUSTRYj，t表示j省份t年的全部细分行业的工业总产值。
2.控制变量
（1）市场潜力（pgdp）。寻求和开辟国际市场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是市场导向性投资。较大的市场规模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可以形成规模经济，可以提供可观的产品销售量和丰厚的资本回报率。现有文献一般采用GDP（胡平等，2014）、滞后一期GDP（杨晓明等，2005）或者人均GDP（宋勇超等，2013）衡量市场潜力。由于人均量较总量更能代表购买力，故本文用各省区的人均GDP衡量市场潜力。
（2）基础设施（infras）。基础设施的完备性成为外商投资衡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可以发挥集约经济的规模优势。根据杨海生等（2010）、黄肖琦等（2006）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单位国土面积的公路公里数来衡量。
（3）劳动力成本（labor）。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发达国家或工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降低成本型的外商急于寻找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投资，将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富裕且便宜的地区，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本文借鉴张平（2016）的研究成果，采用各地区的劳动力平均工资与地区人均GDP的比值衡量，采用比值能消除价格因素，使得指标更接近实际工资的概念。
（4）教育水平（education）。教育水平的高低影响着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因此对外商投资的区位布局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从事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借鉴杨晓明等（2005）的研究成果，本文以各地区每年的高校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人数之和衡量。
（二）数据说明
鉴于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避免入世对我国吸引外资产生的结构性变化，本文样本区间为2002—2014年。由于中国的统计年鉴中，港、澳、台的记录以及西藏的工业发展指标不健全、统计数据不完善，因此本文选取了30个省区作为研究对象。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值，但因FDI工业细分行业数据记录的限制，本文在计算FDI引资潜力指标时仅选用了27个行业。各项指标数据全部来源于各省的年鉴和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首先对全部样本进行面板回归，得基本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从表1（1）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引资潜力（potential）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样本区间内，中国大陆的工业结构布局对外商直接投资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且从总体来看，随着工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完善，產业结构引资潜力的系数每增加1%，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会增加115%。
（二）稳健性回归结果
考虑到各工业行业自身的特性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分时间段，由于在样本区间内经历了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将样本区间划分为2002—2008年和2009—2014年两个区间以探讨金融危机对中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第二，考虑到采选业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高，以及电热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开放和贸易程度偏低，本文也对除此之外的剩余22个制造行业的数据进行检验；第三，由于外商对中国进行投资有很大的行业倾向性，参照韩燕和钱春海（2008），按照要素密集度将27个工业行业分成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见表1、表2。第一，从表1中（2）、（3）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引资潜力（potential）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与基本回归结果的结论一致，即使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大陆的产业结构还是能够显著的吸引FDI；第二，从表1（4）可以看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也能够显著地吸引FDI——地区产业结构引资潜力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三，按要素密集度分的回归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业结构均能够显著的吸引FDI，而资源密集型行业则对吸引FDI没有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创新性地构造一个新的变量——产业结构引资潜力，利用2002—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对我国FDI分布不均的影响，结果表明：
即便中国各工业行业存在异质性，但在控制了其他影响FDI分布的主要因素之后，中国各省区的产业结构布局仍能够显著的吸引FDI。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发现：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金融危机前后中国产业结构都能够显著的吸引FDI；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前提下，仅包含制造业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也都能够显著吸引FDI。
世界各FDI流出国出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中国利用比较优势引入FDI以发展经济的需要，决定了FDI流入中国就存在行业不均和地区不均的現象。由于地理位置以及政策倾向的原因，一方面使得西部地区引入FDI较少，而东部地区引入FDI较多，如甘肃、宁夏、青海等引入的FDI分别占总FDI的0046%、0057%、013%，而江苏、广东等占1491%、1190%；另一方面也使得行业布局不均，烟草制品业和原材料采选业等行业引入FDI较少，而计算机行业等较多，如烟草制品业仅占总FDI的0007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占比026%，而计算机行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占比2137%、1010%。而FDI引入较少的那些省区的工业结构中引资潜力较小的行业却占较大比例，甚至是某些地区的支柱性产业，如云南的烟草制品业在整个工业行业中产值最多，占178%，新疆的支柱产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占比234%，青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占比246%，宁夏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占比158%，居宁夏工业产值第二位。因此，为最大化发挥FDI的作用，我国FDI流入较少的中西部省区应在遵循当地比较优势的前提下，适当提升产业结构中引资潜力高行业的比重以利用FDI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注释]
①分别为：煤炭开采与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中2012～2014年的汽车制造业产值并入到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②资源密集型行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劳动密集型行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石油加工及炼焦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中2012～2014年的汽车制造业产值并入到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
[参考文献]
[1]Gheasi M， Nijkamp P， Rietveld P.Migr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ducation Matters[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3， 51（1）：73-87.
[2]Makino S， Tsang E W K.Historical Ti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1， 42（4）：545-557.
[3]Lu X J， Chen L.Impact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RMB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Quarterly Data of China[M].Advances in Future Computer and Control Systems.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2：273-277.
[4]Liegsalz J.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M].The Econom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Gabler， 2010：89-139.
[5]Sethi D， Guisinger S E， Phelan S E， et al.Trend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3， 34（4）：315-326.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创新性地构造一个新的变量——产业结构引资潜力，利用2002—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对我国FDI分布不均的影响，结果表明：
即便中国各工业行业存在异质性，但在控制了其他影响FDI分布的主要因素之后，中国各省区的产业结构布局仍能够显著的吸引FDI。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发现：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金融危机前后中国产业结构都能够显著的吸引FDI；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前提下，仅包含制造业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也都能够显著吸引FDI。
世界各FDI流出国出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中国利用比较优势引入FDI以发展经济的需要，决定了FDI流入中国就存在行业不均和地区不均的現象。由于地理位置以及政策倾向的原因，一方面使得西部地区引入FDI较少，而东部地区引入FDI较多，如甘肃、宁夏、青海等引入的FDI分别占总FDI的0046%、0057%、013%，而江苏、广东等占1491%、1190%；另一方面也使得行业布局不均，烟草制品业和原材料采选业等行业引入FDI较少，而计算机行业等较多，如烟草制品业仅占总FDI的0007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占比026%，而计算机行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占比2137%、1010%。而FDI引入较少的那些省区的工业结构中引资潜力较小的行业却占较大比例，甚至是某些地区的支柱性产业，如云南的烟草制品业在整个工业行业中产值最多，占178%，新疆的支柱产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占比234%，青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占比246%，宁夏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占比158%，居宁夏工业产值第二位。因此，为最大化发挥FDI的作用，我国FDI流入较少的中西部省区应在遵循当地比较优势的前提下，适当提升产业结构中引资潜力高行业的比重以利用FDI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注释]
①分别为：煤炭开采与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中2012～2014年的汽车制造业产值并入到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②资源密集型行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劳动密集型行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石油加工及炼焦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中2012～2014年的汽车制造业产值并入到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
[参考文献]
[1]Gheasi M， Nijkamp P， Rietveld P.Migr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ducation Matters[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3， 51（1）：7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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