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

一、文献回顾

当前，由于多数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股东利益与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必然有所不同。股东更注重的是公司整体的发展和未来的获利能力以及公司的声誉、可持续发展，而以会计业绩为评价基础的高管薪酬计算方式使高管更注重当期会计业绩，注重眼前利益。Kin Lo在《盈余管理和收益质量》中认为，盈余管理的动机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目的，可能是金钱、报复、自我保护或者是其他一些目的，个人得与失常常囊括其中。高管为提高自身薪酬而进行的盈余管理的方法越来越多，人们在使用相关信息时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衡量盈余管理程度变得越来越重要。

谭军良利用沪深国有上市公司2003~2011年的数据，将董事、监事及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使用描述性统计、稳健性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了高管薪酬激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正相关的关系。

戴云、刘益平选取了2006~2007年沪深两市A股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以修正后的Jones模型计算盈余管理程度，以前三名高管报酬总额的平均数再取对数和高管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得出高管有为提高自身薪酬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但高管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相关性不强。

刘会丽、王玲以2008~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前三名总额对数作为解释变量，并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的方法得出：上市公司中存在高管为了薪酬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王倩以200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前三名高管薪酬对数、两职是兼任为解释变量，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前三名高管薪酬对数与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周晖、马瑞、朱久华选用2006~2008年沪深两市中A股国有控股公司，以高管前三名薪酬总和的自然对数和高管的股权激励为因变量，采用描述性统计等方法得出结论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存在高管为自身薪酬需求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以及盈余管理对股权和企业业绩的敏感性的影响较弱。

二、研究假设

（一）从时间、事情发展的角度，高管进行了盈余管理这一调节利润的行为，对高管的货币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产生了影响

本文认为研究盈余管理对于高管薪酬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高管进行较大程度的盈余管理可能会曲解信息使用者对于报表的财务数据的认识，而在被披露后会对公司的声誉造成影响，对公司的发展造成伤害。从长期发展来看，过度的盈余管理对公司的伤害难以避免，对股价的影响不容小觑，可能影响公司未来的业绩。高管作为公司内部人员对于情况比较了解，为了减少未来可能受到的压力，可能会做出减持的行为。从而假设：

H1：盈余管理与高管持股数为负相关。

（二）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和高管两者的利益有所不同

股东在意的是公司整体的价值，未来股票带来的收益；而高管更注重的是当前薪酬的多少。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股东很难通过高管的努力程度来评定其薪酬的多少，因此，相关会计业绩指标成为订立薪酬契约的依据。而且会计业绩的提高将很有可能为高管带来职位晋升、更多的在职消费还有其他收益以此来弥补显性激励的不足。高管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有足够的动机对会计业绩指标进行盈余管理。另一方面高管持股比例使得高管获得了部分的剩余索取权，与股东的权益一致，更注重于公司未来的整体发展情况，自我约束和监督将会使得盈余管理的程度有所下降。由此，提出假设：

H2a：盈余管理的程度与高管货币薪酬正相关。

H2b：盈余管理的程度与高管持股比例负相关。

三、样本选择与资料来源

本实证研究所选择的样本为2012年、2013年和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进一步对公司进行了筛选，其中剔除了金融类上市企业，以及一些数据披露不全，无法获得数据的公司。最终2012年共获得样本公司数量为2397家，2013年为2390家，2014年为2397家。

四、变量和模型设计

（一）在研究中建立的模型

1. 盈余管理与高管持股比例（模型一）

LnSalary1=α0+α1*LD+α2*ZZ+α3*GJ+α4*XM+α5*AREA+α6*EVPS+α7*LEV+α8*H-T+α9*DA2 +α10*LnAssets （1）

2. 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模型二）

DA1=β0+β1*ROE+β2*ROA+β3*ZZ+β4*UR+β5*MLR+β6*ST+β7*EPS+β8*ZL+β9*LnSalary1+β10*MSR1 （2）

其中：LnSalary1为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的对数；MSR1为前三名高管持股比例；DA1为琼斯模型下的可控应计利润；DA2为陆建桥扩展琼斯模型下的可控应计利润；EPS为基本每股收益；LEV为资产负债率；LD为流动比率；ROE为净资产收益率；MLR为毛利润增长率；EVPS为每股净资产；ROA为总资产净利率；ZZ为总资产增长率；ZL为资本累计率；Area为地区，由于地区的不可量化，本文使用虚拟变量，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市为“1”，其他为“0”；ST是为1，否为0；UR为本科人员比重；GJ为是否有高管激励政策，有为1，无为0；TIME为年度，2013年为1，2014年为2；H-T为是否为高新企业，高新为1，否则为0；XM为销售毛利率；LnAssets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五、实证研究

（一）盈余管理与高管持股比例

以高管持股比例为因变量，研究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多元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在2013年，盈余管理的程度与高管持股比例呈负相关，但是关系不显著。2014年，两者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混合模型下在5%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与假设H1相符。过度的盈余管理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高管为达到预期目标利润而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事项，以使披露的信息有利于公司，达到粉饰报表的作用。高管对于公司内部的情况自是清楚，进行较大程度的盈余管理可能会曲解信息使用者对于报表等财务数据的认识，而在被披露后其会对公司的声誉造成影响，对公司的发展造成伤害，不利于公司的长久发展。高管作为理性经济人可能会降低当期的持股比例以避免未来可能受到的牵连。

（二）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

通过建立的以盈余管理为因变量的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对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作出实证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3，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从回归分析结果看：2013年、2014年和混合样本高管货币薪酬与盈余管理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未证实假设H2a。回归结果表明高额高管货币薪酬与过度的盈余管理无关。在2013年和2014年高管薪酬的提高也许并不仅仅由于盈余管理的调节而增加的，还可能是因为当期的企业经营绩效好，而不需要额外进行盈余管理来调节利润。2013年高管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在5%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与假设H2b一致。高管的持股比例较高表示高管作为公司的股东之一可能更注重企业未来的长期发展、整体的公司信誉和消费者的忠诚度，而尽量减少盈余管理的程度。通过对本公司的股票的持有，高管获得了部分的剩余索取权，与公司股东具有相同的利益，高管将会自我约束，盈余管理的动机随之减弱。

六、对策建议

（一）改善高管薪酬结构，多维度衡量管理人员的业绩

高管的薪酬可以与技术创新相关指标相挂钩而不应仅依靠于会计业绩，多方面的衡量高管人员的工作可能会使公司整体的发展较为全面。

（二）在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薪酬评判标准

在不同的阶段公司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如果只采取单一不变的标准来评定，不利于公司在最合适的时期做出最有效的决策。一个公司的做强做大并不仅仅只依靠于绩效，还有其研发、信誉、市场等方方面面。

（三）优化内部治理结构，规范会计制度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盈余管理是不触犯法律的，但以道德标准评价，也是对信息使用者的一种欺骗。我们应当不断的规范和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在保证会计准则普遍适用的同时，减少可供企业选择的余地，降低盈余管理的程度。

参考文献：

[1]谭军良.国企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盈余管理[J].宏观经济研究，2012（11）.

[2]戴云,刘益平.高管薪酬诱发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0（01）.

[3]徐云婷.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影响实证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3（08）.

[4]王倩.论高管薪酬契约动机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J].四川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9（03）.

[5]周晖,马瑞,朱久华.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04）.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