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社会资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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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7-30
1 调查对象
本研究进行了2次调查：第1次是小样本调查，即随机抽取了湖北恩施市的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185名，有效问卷150份。第2次正式调查是遵循分层强度抽样的方式进行的。因为武陵山片区共包括71个县市区，在4省市分布不均（湖北11个县市、湖南37个县市、重庆7个县区、贵州16个县市），各自投入的体育经费、基础设施、健身文化等有差异，为了覆盖武陵山片区4省市，使调查对象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分了4个大层，按照每一层管辖县、市、区的比例来计算发放的问卷数（取10的倍数），湖北230份，湖南780份，重庆150份，贵州340份，共发放1 500份。强度抽样：调查员以方便调查（容易找到的地点、时间段、愿意接受调查者）为基础选取调查样本。共回收1 435份，有效问卷1 253份，有效回收率为83.53%。其中，男性525名（占41.9%）、女性728名（占58.1%）；<20岁152名（占12.1%）、21～30岁177名（占14.1%）、31～40岁192名（占22.9%）、41～50岁287名（占22.9%）、51～60岁218名（占17.4%）、61～70岁181名（占14.4%）、>70岁46名（占3.7%）。
2 研究方法
问卷设计：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参考了帕特南、周结友、燕继荣、方然、边燕杰等学者系列论文中的量表设计[11-23]，应用LIKERT五点量表的方式自编了《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社会资本量表》，并通过个体访谈和集体约谈的形式对武陵山区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骨干成员进行调查，将获取的陈述句进行整理、删减、合并，最后确定5个主题：社会支持、互惠互动、群体信任、网络关系、群体志愿的条目共37个。
信效度检验[24-26]：采用SPSS20.0对小样本数据进行了项目分析，删除了1个条目，结果显示：剩余36个条目平均值在2.62～！3.98，标准差在0.721～1.301，偏度系数的绝对值在0.033～1.031，峰度系数的绝对值在0.006～1.459。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轴因子分析、Promax斜交旋转，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提取因子）：8轮次后得到5因素共28个条目，KMO=0.930，Bartlett’s球体检验在0.00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χ2=19 753.122，df=378，P<0.001），公因子方差在0.432～0.708，条目载荷在0.527～0.878之间，累积贡献率64.772%。常用LISREL8.53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27]结果：χ2=1857.23，df=367，χ2/df=5.06，SRMR=0.069<0.800，RMSEA=0.084<0.800，CFI=0.96>0.90，NNFI=0.95>0.90，PNFI=0.85>0.50。分量表社会支持、互惠互动、群体信任、网络关系、群体志愿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90、0.863、0.869、0.878、0.877，总量表α=0.929。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社会资本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3 结果及分析
3.1 不同性别成员社会资本构成的比较
利用SPSS20.0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功能，對5个社会资本构成维度的均值在性别、年龄上的差异进行分析，当多个均值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时，需要对多个均值进行两两比较，方差齐性的用LSD法进行多重比较，方差不齐性用Tamhane法进行多重比较。
表1显示：不同性别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在社会支持（F=1.639，P=0.201>0.05）、互惠互动（F=0.243，P=0.622>0.05）、群体信任（F=0.511，P=0.475>0.05）、群体志愿（F=1.626，P=0.203>0.05）上差异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网络关系（F=7.158，P=0.008<0.01）上差异具有非常显著统计学意义。
在0.01的水平上，不同性别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网络关系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男性均值（3.42）高于女性（3.30）。男性在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里的网络关系比女性密切，男性比女性更善于交际。在家庭中，一般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类型，男性在工作中更注重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方便事业发展，深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等的重要性，即使是在健身群体中也形成了“男主外”的交往习惯，在健身组织对外联系上显得尤为突出，这或许是社会网络关系方面男性高于女性的原因。
访谈得知，社团发展不可缺少的是技术型人才和组织领导型人才，男性成员容易成为领导或者管理者，女性更容易成为社团的技术人才，健身群体对外的沟通与交流等类似于“政治参与”，男性往往比女性的参与率更高，社会网络关系方面男性高于女性，这被象征性称为“男性领域”。社会资本理论证实社会网络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资源[2]69，并且无论男女都是一种潜在的资本，而男性更突出，当它被行为者调动或者利用时，便以某种能量或资源的形式发挥作用。女性在工作、家庭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这种特征也会潜移默化地“移植”到锻炼群体中。多数健身社团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扁平化的，更有利于男性在对外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网络关系作为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所拥有的资源，是与群体成员的组成结构紧密相连的。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成员的身份在拥有方便调动和利用这种资源的有利条件上较女性更优越，从而使每个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从中受益。
3.2 不同年龄段成员社会资本构成的比较
表2显示，不同年龄段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在社会支持（F=1.961，P=0.068>0.05）、互惠互动（F=1.354，P=0.230>0.05）、群体信任（F=1.584，P=0.148>0.05）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段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在网络关系（P<0.001）、群体志愿（P<0.05）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进行了2次调查：第1次是小样本调查，即随机抽取了湖北恩施市的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185名，有效问卷150份。第2次正式调查是遵循分层强度抽样的方式进行的。因为武陵山片区共包括71个县市区，在4省市分布不均（湖北11个县市、湖南37个县市、重庆7个县区、贵州16个县市），各自投入的体育经费、基础设施、健身文化等有差异，为了覆盖武陵山片区4省市，使调查对象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分了4个大层，按照每一层管辖县、市、区的比例来计算发放的问卷数（取10的倍数），湖北230份，湖南780份，重庆150份，贵州340份，共发放1 500份。强度抽样：调查员以方便调查（容易找到的地点、时间段、愿意接受调查者）为基础选取调查样本。共回收1 435份，有效问卷1 253份，有效回收率为83.53%。其中，男性525名（占41.9%）、女性728名（占58.1%）；<20岁152名（占12.1%）、21～30岁177名（占14.1%）、31～40岁192名（占22.9%）、41～50岁287名（占22.9%）、51～60岁218名（占17.4%）、61～70岁181名（占14.4%）、>70岁46名（占3.7%）。
2 研究方法
问卷设计：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参考了帕特南、周结友、燕继荣、方然、边燕杰等学者系列论文中的量表设计[11-23]，应用LIKERT五点量表的方式自编了《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社会资本量表》，并通过个体访谈和集体约谈的形式对武陵山区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骨干成员进行调查，将获取的陈述句进行整理、删减、合并，最后确定5个主题：社会支持、互惠互动、群体信任、网络关系、群体志愿的条目共37个。
信效度检验[24-26]：采用SPSS20.0对小样本数据进行了项目分析，删除了1个条目，结果显示：剩余36个条目平均值在2.62～！3.98，标准差在0.721～1.301，偏度系数的绝对值在0.033～1.031，峰度系数的绝对值在0.006～1.459。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轴因子分析、Promax斜交旋转，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提取因子）：8轮次后得到5因素共28个条目，KMO=0.930，Bartlett’s球体检验在0.00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χ2=19 753.122，df=378，P<0.001），公因子方差在0.432～0.708，条目载荷在0.527～0.878之间，累积贡献率64.772%。常用LISREL8.53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27]结果：χ2=1857.23，df=367，χ2/df=5.06，SRMR=0.069<0.800，RMSEA=0.084<0.800，CFI=0.96>0.90，NNFI=0.95>0.90，PNFI=0.85>0.50。分量表社会支持、互惠互动、群体信任、网络关系、群体志愿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90、0.863、0.869、0.878、0.877，总量表α=0.929。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社会资本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3 结果及分析
3.1 不同性别成员社会资本构成的比较
利用SPSS20.0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功能，對5个社会资本构成维度的均值在性别、年龄上的差异进行分析，当多个均值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时，需要对多个均值进行两两比较，方差齐性的用LSD法进行多重比较，方差不齐性用Tamhane法进行多重比较。
表1显示：不同性别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在社会支持（F=1.639，P=0.201>0.05）、互惠互动（F=0.243，P=0.622>0.05）、群体信任（F=0.511，P=0.475>0.05）、群体志愿（F=1.626，P=0.203>0.05）上差异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网络关系（F=7.158，P=0.008<0.01）上差异具有非常显著统计学意义。
在0.01的水平上，不同性别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网络关系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男性均值（3.42）高于女性（3.30）。男性在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里的网络关系比女性密切，男性比女性更善于交际。在家庭中，一般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类型，男性在工作中更注重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方便事业发展，深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等的重要性，即使是在健身群体中也形成了“男主外”的交往习惯，在健身组织对外联系上显得尤为突出，这或许是社会网络关系方面男性高于女性的原因。
访谈得知，社团发展不可缺少的是技术型人才和组织领导型人才，男性成员容易成为领导或者管理者，女性更容易成为社团的技术人才，健身群体对外的沟通与交流等类似于“政治参与”，男性往往比女性的参与率更高，社会网络关系方面男性高于女性，这被象征性称为“男性领域”。社会资本理论证实社会网络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资源[2]69，并且无论男女都是一种潜在的资本，而男性更突出，当它被行为者调动或者利用时，便以某种能量或资源的形式发挥作用。女性在工作、家庭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这种特征也会潜移默化地“移植”到锻炼群体中。多数健身社团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扁平化的，更有利于男性在对外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网络关系作为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所拥有的资源，是与群体成员的组成结构紧密相连的。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成员的身份在拥有方便调动和利用这种资源的有利条件上较女性更优越，从而使每个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从中受益。
3.2 不同年龄段成员社会资本构成的比较
表2显示，不同年龄段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在社会支持（F=1.961，P=0.068>0.05）、互惠互动（F=1.354，P=0.230>0.05）、群体信任（F=1.584，P=0.148>0.05）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段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在网络关系（P<0.001）、群体志愿（P<0.05）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不同年龄成员的网络关系特征。
不同年龄段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的网络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4.378，P=0.000<0.001）。多重比较结果显示：20岁以下和21～30岁年龄组与其他年龄组的网络关系差异均具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P<0.05、P<0.01或P<0.001），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均值有逐渐下降的趋势。30岁以下的人群逐渐进入大学或者社会，事业刚刚开始，处于奋斗期，他们的事业发展需要类似于社会群体的“圈子”，在“圈子”中找到或维系自身的网络关系，以便积累社会资本，为融入或适应现实社会铺路搭桥。在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里也是类似的网络关系发展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事业的稳定，发展网络关系的主动意识性就会渐渐下降，这种意识会被潜移默化地带到健身组织中，导致网络联系的行为随着增龄而递减。
访谈得知，健身群体之间的相互联络突显了人际关系的适用性和实用性，年轻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更积极、主动和热情，年老者则主要依靠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来推动组织的快速发展。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各种决策、群体内部的合作及群体间的互助都有赖于人際关系网络的建立与维持。社会资本理论也证实社会网络关系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社会规定的，而是群体成员和组织关系中存在的，社会网络就是一种社会资本，若个人的社会网络大而广，其社会资本就会很丰富[2]148-149。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由其成员参与建立的网络关系增加了彼此间的信任与合作，并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5]149。受文化传统和制度背景的影响，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行为取向是关系导向，社团中的年轻成员为了能够在密集有效的群体网络之中提高自己的社会资本存量，需要主动去承担各种责任与义务，使这种扁平的组织结构能够行之有效的运转。
2）不同年龄段成员的群体志愿特征。
表2显示，不同年龄段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的群体志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767，P=0.011<0.05）。多重比较结果显示：21～30岁组、41～50岁组与其他组别的群体志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P<0.001）。
21～30岁（均值为3.56）年龄段属于接受高等教育-参加工作-组建家庭的发展阶段，没有太多的社会经历，简单生活方式使他们愿意全身心投入到社团发展中来，他们的志愿精神也发挥得淋漓尽致。41～50岁组的群体志愿均值（均值为3.64）是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在事业上处于上升或者高峰期，相对比较稳定，他们在事业、家庭稳定的基础上，也愿意帮助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发展壮大，以显示自己事业外的名誉身份。同时，随着年龄的递增以及多年的事业打拼，41～50岁的成员身体各方面都多多少少出现了功能下降的现象，他们加入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进行健身，期望缓解身体功能下降的速度，保持较好的身体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四十而不惑”年龄段健身人群的需求，这可能是该年龄段人群群体志愿均值在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原因之一。相反，31～40岁年龄段群体志愿的均值（均值为3.39）是所有年龄段中最低的，他们正处于事业打拼期或发展期，是家庭的顶梁柱，迫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其主要精力不在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里，所以关注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时间和精力不是很“富裕”，前人相关研究也证实这个年龄段的体育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其他年龄段的群体志愿分布不平衡，随年龄递增呈现出“M”型变化，其分布模式与人们在青年、成年、为人父母时期等不同阶段的波动和起伏相一致，受社会结构和生活圈子的影响，群体志愿情况与人们的具体需要紧密相关。
访谈得知，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在健身过程中出现了困境，成员都主动参与解决健身群体遇到的困难，年长者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为群体的发展服务，付出时间或金钱帮助解决健身群体遇到的困难；年轻人社会资源储备少，多干活、多捧场同样能够融入到群体网络中去，达到互相信任、互惠互动的境界。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广泛参与的志愿精神，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团效率[5]149。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证实志愿性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生长的温床，志愿性组织内部的面对面互动是创造信任的最好方式[5]249，志愿性组织有助于提供社会资本与支持合作[28]。所以，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一旦运转，最主要的目的也许不在于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本身，而在于共同维护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的社会资本，从而以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方式为公共体育提供服务。相互信任与互惠互动成为培育和弘扬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志愿精神的“活水源头”，并为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志愿精神的培育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整体上来看，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快速发展为公共体育服务开辟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与多种技术支持。对于国家来说，社会资本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即软实力，因此，志愿性体育组织的数量越多，它们的公共体育服务扩展力越强；人与人、群与群之间的互惠互动、信任程度越高，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体质健康储备越多[5]176。
4 结论
1）本研究依据社会资本理论编制的武陵山民族地区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社会资本量表的信效度良好，可以用来测量现存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的社会资本。
2）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不同性别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在社会支持、互惠互动、群体信任、群体志愿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网络关系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男性（均值）高于女性。
3）不同年龄段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在社会支持、互惠互动、群体信任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网络关系、群体志愿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0岁以下、21～30岁两组与其他年龄组网络关系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1～30、41～50岁两组与其他年龄组群体志愿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相关体育社团管理部门不仅要关注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锻炼场所、锻炼器材，还要特别关注与扶持其成员的5个社会资本维度，并着重关注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群体凝聚力和锻炼效果，通过政府政策的积极引导、管理部门定期组织交流和群体“领袖”有效的领导等实践形式来增强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社会资本的利用和再积累，使得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的社会资本在适当的政策和措施引导下，为群体凝聚力、群体绩效的提升起到重要的正向影响作用，成为武陵山民族地区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发展的“加速器”。
不同年龄段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的网络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4.378，P=0.000<0.001）。多重比较结果显示：20岁以下和21～30岁年龄组与其他年龄组的网络关系差异均具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P<0.05、P<0.01或P<0.001），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均值有逐渐下降的趋势。30岁以下的人群逐渐进入大学或者社会，事业刚刚开始，处于奋斗期，他们的事业发展需要类似于社会群体的“圈子”，在“圈子”中找到或维系自身的网络关系，以便积累社会资本，为融入或适应现实社会铺路搭桥。在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里也是类似的网络关系发展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事业的稳定，发展网络关系的主动意识性就会渐渐下降，这种意识会被潜移默化地带到健身组织中，导致网络联系的行为随着增龄而递减。
访谈得知，健身群体之间的相互联络突显了人际关系的适用性和实用性，年轻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更积极、主动和热情，年老者则主要依靠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来推动组织的快速发展。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各种决策、群体内部的合作及群体间的互助都有赖于人際关系网络的建立与维持。社会资本理论也证实社会网络关系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社会规定的，而是群体成员和组织关系中存在的，社会网络就是一种社会资本，若个人的社会网络大而广，其社会资本就会很丰富[2]148-149。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由其成员参与建立的网络关系增加了彼此间的信任与合作，并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5]149。受文化传统和制度背景的影响，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行为取向是关系导向，社团中的年轻成员为了能够在密集有效的群体网络之中提高自己的社会资本存量，需要主动去承担各种责任与义务，使这种扁平的组织结构能够行之有效的运转。
2）不同年龄段成员的群体志愿特征。
表2显示，不同年龄段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的群体志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767，P=0.011<0.05）。多重比较结果显示：21～30岁组、41～50岁组与其他组别的群体志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P<0.001）。
21～30岁（均值为3.56）年龄段属于接受高等教育-参加工作-组建家庭的发展阶段，没有太多的社会经历，简单生活方式使他们愿意全身心投入到社团发展中来，他们的志愿精神也发挥得淋漓尽致。41～50岁组的群体志愿均值（均值为3.64）是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在事业上处于上升或者高峰期，相对比较稳定，他们在事业、家庭稳定的基础上，也愿意帮助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发展壮大，以显示自己事业外的名誉身份。同时，随着年龄的递增以及多年的事业打拼，41～50岁的成员身体各方面都多多少少出现了功能下降的现象，他们加入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进行健身，期望缓解身体功能下降的速度，保持较好的身体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四十而不惑”年龄段健身人群的需求，这可能是该年龄段人群群体志愿均值在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原因之一。相反，31～40岁年龄段群体志愿的均值（均值为3.39）是所有年龄段中最低的，他们正处于事业打拼期或发展期，是家庭的顶梁柱，迫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其主要精力不在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里，所以关注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时间和精力不是很“富裕”，前人相关研究也证实这个年龄段的体育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其他年龄段的群体志愿分布不平衡，随年龄递增呈现出“M”型变化，其分布模式与人们在青年、成年、为人父母时期等不同阶段的波动和起伏相一致，受社会结构和生活圈子的影响，群体志愿情况与人们的具体需要紧密相关。
访谈得知，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在健身过程中出现了困境，成员都主动参与解决健身群体遇到的困难，年长者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为群体的发展服务，付出时间或金钱帮助解决健身群体遇到的困难；年轻人社会资源储备少，多干活、多捧场同样能够融入到群体网络中去，达到互相信任、互惠互动的境界。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广泛参与的志愿精神，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团效率[5]149。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证实志愿性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生长的温床，志愿性组织内部的面对面互动是创造信任的最好方式[5]249，志愿性组织有助于提供社会资本与支持合作[28]。所以，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一旦运转，最主要的目的也许不在于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本身，而在于共同维护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的社会资本，从而以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方式为公共体育提供服务。相互信任与互惠互动成为培育和弘扬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志愿精神的“活水源头”，并为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志愿精神的培育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整体上来看，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快速发展为公共体育服务开辟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与多种技术支持。对于国家来说，社会资本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即软实力，因此，志愿性体育组织的数量越多，它们的公共体育服务扩展力越强；人与人、群与群之间的互惠互动、信任程度越高，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体质健康储备越多[5]176。
4 结论
1）本研究依据社会资本理论编制的武陵山民族地区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社会资本量表的信效度良好，可以用来测量现存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的社会资本。
2）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不同性别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在社会支持、互惠互动、群体信任、群体志愿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网络关系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男性（均值）高于女性。
3）不同年龄段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在社会支持、互惠互动、群体信任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网络关系、群体志愿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0岁以下、21～30岁两组与其他年龄组网络关系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1～30、41～50岁两组与其他年龄组群体志愿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相关体育社团管理部门不仅要关注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锻炼场所、锻炼器材，还要特别关注与扶持其成员的5个社会资本维度，并着重关注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的群体凝聚力和锻炼效果，通过政府政策的积极引导、管理部门定期组织交流和群体“领袖”有效的领导等实践形式来增强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社会资本的利用和再积累，使得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成员的社会资本在适当的政策和措施引导下，为群体凝聚力、群体绩效的提升起到重要的正向影响作用，成为武陵山民族地区非正式结构体育社团发展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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