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的爱国思想
来源：www.37lw.cn
编辑：admin
时间：2017-07-30
一、司徒美堂爱国思想的主要表现
司徒美堂，广东省开平县（今开平市）人，1868年4月出生于一个破产农民的家庭。1880年，时仅十余岁的司徒美堂就被迫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先在饭馆打杂，后任厨师，不久加入洪门致公堂。他从小就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离乡背井侨居美国近70年，但一直都是“身居异邦，心怀祖国”，时刻都在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是一个颇受世人敬仰的海外爱国赤子。综观司徒美堂的生平与贡献，其爱国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身居异邦，心系祖国，不遗余力，支持中国革命
司徒美堂在美国生活的早期，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展开。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而司徒美堂就是鼎力资助孙中山的华侨领袖人物。1904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到美洲开展革命活动，在抵达波士顿时，司徒美堂发动该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甚至同吃同住，充任孙中山的保卫员兼厨师。他所创办的安良堂也曾在人力、财力等方面给孙中山以有力的支持。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国内同盟会电告正在海外的孙中山，急需革命经费15万美元。因款项数目较大，孙中山一时难以筹措，愁眉莫展。司徒美堂闻讯后伸出援手，慨然相助。他提议将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终于筹足了款项汇回国内。10月，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急于回国，但路费未有着落，司徒美堂亦与阮本万、李圣策等其他侨领联同出资，以助孙中山成行。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财政方面出现困难，司徒美堂也积极发动海外华侨捐助，全力支持国民革命，并以美洲致公堂的名义通电拥护国共合作。
（二）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不辞劳苦，呼吁抗敌救国
司徒美堂是美国安良堂的创始人之一，先后兼任该堂总理40余载，并多次被推选为美洲洪门致公堂领袖。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面对着日军大肆入侵、祖国大片国土沦丧的危难时刻，侨居海外的司徒美堂心系祖国的安危，四处奔走，为祖国的抗日救亡呼号，促进了华侨爱国团体和组织的大团结，激发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爱乡热忱。他利用其华侨社团领袖的特殊身份，以“本国民救国之职，在美奔走，呼吁捐输”，支援祖国抗战。他亲自发动美国纽约和美国东部地区的华侨，建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救总”），将华侨动员起来，汇聚于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使之以集聚的整体合力从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支持祖国抗战。司徒美堂后来曾有回忆当年发动侨胞捐输祖国抗战的情景，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在美国知道这是长期抗战，要长期募捐救国，因有‘筹饷局’之设，我辞去其他职务，专职纽约筹饷局工作5年之久。每日早上10时上班，至深夜12时才了事。当时，募款的名目有如下各种：额捐（每人每月15元）、飞机捐、散捐、餐馆的自由捐和公债票。”那时候，司徒美堂已经是一个69岁步入古稀的老人，但他不顾年高体弱，仍然不遗余力、尽心尽责，为国家民族日夜操劳，其赤诚炽热的爱国情怀可敬可嘉。
（三）毁家纾难，带头捐赠，筹赈助战，竭力救济桑梓
司徒美堂既是美洲华侨抗日筹赈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又是支援祖国抗战捐资助战、救济桑梓的带头人。他认为，国难当头，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自己作为华侨抗日社团的领导人，更应该在行动上为侨胞做出榜样，不言不行则已，言之行之必为侨胞之师表。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每次义捐，他总是身体力行，首倡首捐，慷慨解囊，毫无吝惜。他无私地捐献自己的资财，在华侨抗日筹赈运动中起了表率作用。司徒美堂并非富商巨贾，长年从事饭馆厨师职业或服务于华侨社团工作，薪酬不多，积蓄有限，但他怀着一颗爱国赤诚之心，凭着自己在美洲华侨中的威望，一方面发动华侨踊跃筹赈捐输，另一方面自己率先垂范，带头认捐。为了祖国的抗战，他几乎倾尽了自己所有。据1946年出版的《美国华侨年鉴》记载：“司徒美堂是美国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也是纽约华侨社团捐输最多的一个。”在司徒美堂的带动下，抗日筹赈运动在美洲地区风生水起，广大爱国侨胞纷纷行动起来，各尽所能，各竭所有，热烈捐赠。他们召开会议研究支援祖国抗战的各种方案，踊跃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竞相献金，举行义卖、义演、义捐等，“大解人囊，勖勃义举，俾得集腋成裘，拯难民于水火”。在司徒美堂的带動下，洪门致公堂加拿大钵湛间分堂、檀香山位碌古分堂等，还变卖公产筹措钱款，以助祖国抗战。据统计，抗战期间，美洲华侨捐款达数亿美元，仅司徒美堂领导的洪门致公堂为支援祖国抗战捐献的款项就达5400万美元。他参与领导的“纽约救总”也募捐了抗日救国款项1400万美元。此外，司徒美堂和美国的另一侨领阮本万还努力筹集500万美元购买飞机，支援祖国抗战。
（四）抗御外侮，反对投降，反对内战，吁请一致对外
抗战期间，怀有“一副爱国爱乡心肠”的司徒美堂对“媚日卖国”的汉奸言行深恶痛绝。“汪精卫投降日本的时候，他发表声明声讨汪（精卫），态度慷慨激昂”。他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制造分裂和贪污腐化也极为不满，公开表示反对。1940年秋冬间，正当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频频制造反共磨擦之际，内战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引起了海外华侨的关注和不安，司徒美堂对此更是心急如焚。他在美国四处奔走，呼吁国内应实行民主，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他还联同美洲“洪门”领袖阮本万、吕超然代表海外10万洪门侨胞，于1941年1月8日向国内国共两党领导人发出了急电，呼吁国共两党“相忍为国，团结抗战”。电文指出：“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之虞”，“海外闻之，万分惊骇”。大敌当前，热忱希望国共两党抛弃宿怨，化解矛盾，止息纠纷，“万不容任何党派各自为战，各自为政，更不容任何党派互相倾轧，贻误抗战以至亡国”。他们大声疾呼：“为我整个国族争取生存计，美堂等敢以血诚，向我国的两党呼号，敦请公等，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先使河山光复，领土完整。”对于司徒美堂的这种至真至诚的爱国之心，毛泽东于1941年3月14日复电司徒美堂等，赞扬他们“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
司徒美堂，广东省开平县（今开平市）人，1868年4月出生于一个破产农民的家庭。1880年，时仅十余岁的司徒美堂就被迫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先在饭馆打杂，后任厨师，不久加入洪门致公堂。他从小就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离乡背井侨居美国近70年，但一直都是“身居异邦，心怀祖国”，时刻都在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是一个颇受世人敬仰的海外爱国赤子。综观司徒美堂的生平与贡献，其爱国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身居异邦，心系祖国，不遗余力，支持中国革命
司徒美堂在美国生活的早期，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展开。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而司徒美堂就是鼎力资助孙中山的华侨领袖人物。1904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到美洲开展革命活动，在抵达波士顿时，司徒美堂发动该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甚至同吃同住，充任孙中山的保卫员兼厨师。他所创办的安良堂也曾在人力、财力等方面给孙中山以有力的支持。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国内同盟会电告正在海外的孙中山，急需革命经费15万美元。因款项数目较大，孙中山一时难以筹措，愁眉莫展。司徒美堂闻讯后伸出援手，慨然相助。他提议将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终于筹足了款项汇回国内。10月，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急于回国，但路费未有着落，司徒美堂亦与阮本万、李圣策等其他侨领联同出资，以助孙中山成行。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财政方面出现困难，司徒美堂也积极发动海外华侨捐助，全力支持国民革命，并以美洲致公堂的名义通电拥护国共合作。
（二）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不辞劳苦，呼吁抗敌救国
司徒美堂是美国安良堂的创始人之一，先后兼任该堂总理40余载，并多次被推选为美洲洪门致公堂领袖。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面对着日军大肆入侵、祖国大片国土沦丧的危难时刻，侨居海外的司徒美堂心系祖国的安危，四处奔走，为祖国的抗日救亡呼号，促进了华侨爱国团体和组织的大团结，激发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爱乡热忱。他利用其华侨社团领袖的特殊身份，以“本国民救国之职，在美奔走，呼吁捐输”，支援祖国抗战。他亲自发动美国纽约和美国东部地区的华侨，建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救总”），将华侨动员起来，汇聚于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使之以集聚的整体合力从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支持祖国抗战。司徒美堂后来曾有回忆当年发动侨胞捐输祖国抗战的情景，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在美国知道这是长期抗战，要长期募捐救国，因有‘筹饷局’之设，我辞去其他职务，专职纽约筹饷局工作5年之久。每日早上10时上班，至深夜12时才了事。当时，募款的名目有如下各种：额捐（每人每月15元）、飞机捐、散捐、餐馆的自由捐和公债票。”那时候，司徒美堂已经是一个69岁步入古稀的老人，但他不顾年高体弱，仍然不遗余力、尽心尽责，为国家民族日夜操劳，其赤诚炽热的爱国情怀可敬可嘉。
（三）毁家纾难，带头捐赠，筹赈助战，竭力救济桑梓
司徒美堂既是美洲华侨抗日筹赈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又是支援祖国抗战捐资助战、救济桑梓的带头人。他认为，国难当头，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自己作为华侨抗日社团的领导人，更应该在行动上为侨胞做出榜样，不言不行则已，言之行之必为侨胞之师表。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每次义捐，他总是身体力行，首倡首捐，慷慨解囊，毫无吝惜。他无私地捐献自己的资财，在华侨抗日筹赈运动中起了表率作用。司徒美堂并非富商巨贾，长年从事饭馆厨师职业或服务于华侨社团工作，薪酬不多，积蓄有限，但他怀着一颗爱国赤诚之心，凭着自己在美洲华侨中的威望，一方面发动华侨踊跃筹赈捐输，另一方面自己率先垂范，带头认捐。为了祖国的抗战，他几乎倾尽了自己所有。据1946年出版的《美国华侨年鉴》记载：“司徒美堂是美国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也是纽约华侨社团捐输最多的一个。”在司徒美堂的带动下，抗日筹赈运动在美洲地区风生水起，广大爱国侨胞纷纷行动起来，各尽所能，各竭所有，热烈捐赠。他们召开会议研究支援祖国抗战的各种方案，踊跃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竞相献金，举行义卖、义演、义捐等，“大解人囊，勖勃义举，俾得集腋成裘，拯难民于水火”。在司徒美堂的带動下，洪门致公堂加拿大钵湛间分堂、檀香山位碌古分堂等，还变卖公产筹措钱款，以助祖国抗战。据统计，抗战期间，美洲华侨捐款达数亿美元，仅司徒美堂领导的洪门致公堂为支援祖国抗战捐献的款项就达5400万美元。他参与领导的“纽约救总”也募捐了抗日救国款项1400万美元。此外，司徒美堂和美国的另一侨领阮本万还努力筹集500万美元购买飞机，支援祖国抗战。
（四）抗御外侮，反对投降，反对内战，吁请一致对外
抗战期间，怀有“一副爱国爱乡心肠”的司徒美堂对“媚日卖国”的汉奸言行深恶痛绝。“汪精卫投降日本的时候，他发表声明声讨汪（精卫），态度慷慨激昂”。他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制造分裂和贪污腐化也极为不满，公开表示反对。1940年秋冬间，正当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频频制造反共磨擦之际，内战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引起了海外华侨的关注和不安，司徒美堂对此更是心急如焚。他在美国四处奔走，呼吁国内应实行民主，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他还联同美洲“洪门”领袖阮本万、吕超然代表海外10万洪门侨胞，于1941年1月8日向国内国共两党领导人发出了急电，呼吁国共两党“相忍为国，团结抗战”。电文指出：“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之虞”，“海外闻之，万分惊骇”。大敌当前，热忱希望国共两党抛弃宿怨，化解矛盾，止息纠纷，“万不容任何党派各自为战，各自为政，更不容任何党派互相倾轧，贻误抗战以至亡国”。他们大声疾呼：“为我整个国族争取生存计，美堂等敢以血诚，向我国的两党呼号，敦请公等，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先使河山光复，领土完整。”对于司徒美堂的这种至真至诚的爱国之心，毛泽东于1941年3月14日复电司徒美堂等，赞扬他们“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
（五）耄耋之年，毅然归国，参议国事，为新中国出力
1949年1月，全国解放在即。毛泽东电邀司徒美堂：值此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在电文中，毛泽东还叮嘱说：先生“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便进行”。司徒美堂接到毛泽东的特邀赴会函电，当即应允，于1949年8月离开侨居近70载的美国，经香港北上天津，然后抵达北平。此时，司徒美堂已年逾八旬，但他一如既往，对祖国怀有深厚感情，毅然应召回国，风尘仆仆，精神可嘉，真可谓“为国劬劳，不辞老迈”。司徒美堂表示：“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新中国成立后，司徒美堂在报刊上或发表文章，或给美洲华侨寄发公开信，介绍新中国的情况，让广大华侨认识新中国，了解新中国，热爱新中国。他经常将华侨的利益与祖国的利益等同起来。他冀盼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他甚至旗帜鲜明地说：“华侨所要爱的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和华侨血肉相关，保护华侨正当权利。”1953年国庆节，缅甸华侨洪门代表团代表、缅甸华侨回国观光团副团长严孔昌回国参加国庆观礼，抵达北京。此时已经85岁高龄的司徒美堂“折柬相邀，盛宴款待”。席间，他还给严孔昌副团长“题赠墨宝一幅”：“团结起来，热爱祖国”。从司徒美堂的题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祖国”在司徒美堂心中的分量。“热爱祖国”已经成为司徒美堂的人生准则和行为取向。
由上可见，司徒美堂这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其一生所走的是一条爱国的道路。他绝大多数时间侨居海外，虽然与祖国远隔重洋，但他的心却时刻连着自己的祖国，一直站在爱国立场，进行着各种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的工作。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国内的同胞。他希望祖国和平安宁，期盼祖国繁荣强大。他绝不容许外敌对祖国的侵犯，当祖国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义不容辞、竭尽全力支援祖国的抗战，表现了一个海外赤子的拳拳爱国之心。司徒美堂不愧为海外华侨爱国的楷模。
二、司徒美堂爱国思想的成因
司徒美堂爱国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方面的原因。从司徒美堂爱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其爱国思想的萌生主要有如下因素使然：
一是受中华传统美德的熏陶而萌生了爱国情怀。一般说来，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民族传统文化对每个民族成员的熏陶和影响具有其必然性。司徒美堂也不例外。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历来倡导的一种传统优良美德，也是炎黄子孙自古以来沿袭传承的一种高尚情结。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心系天下、胸怀祖国的爱国之士。国家兴盛、民族富强，这是多少年来积淀于中华儿女心中的夙愿。自幼深受中华传统美德熏陶的司徒美堂，“作为一个国民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这一中华传统美德，在他心底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中國人传承下来的立身处世“本天性，赖良心”、“相接以诚”的传统美德和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爱国精神，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司徒美堂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取向。司徒美堂虽然读书不多，但从小就认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接受着朴素的爱国、爱乡思想的灌输和教育，深受着“祖国永远在我心中”的中华传统美德的熏陶和影响。他深谙“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道理，永远不忘祖国和家乡，永远不忘本。同时，司徒美堂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华民族受尽西方列强“豆剖瓜分”和封建军阀“武人统治”的惨象，外患内忧，山河破碎，国势衰败，民不聊生。旧中国的那种任人宰割、受人欺侮屈辱的惨痛历史，使仗义正直、爱打抱不平的司徒美堂不能不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有较多的关注和思索，因而中华传统美德的熏陶使他自然萌生了爱国主义的情怀。
二是在异国他乡饱尝外国人欺负的痛苦经历，也使他萌生了强烈的爱国之情。司徒美堂是一个美洲老华侨，家境贫寒，生活艰辛。在家乡因生活所逼，年仅十余岁的司徒美堂就不得不苦求母亲筹借船费，“挥泪别母”，跟随乡亲们漂洋过海前往美国“闯金山”、“碰运气”。岂料船一抵达美国，司徒美堂就遭受了侮辱。他“刚踏上三藩市码头，美国流氓的臭鸡蛋、烂番茄和马铃薯就迎面抛来，大骂不已”。这种寄身异域遭受外人欺凌的经历，使司徒美堂“既痛苦，又气愤”，也“终生难忘”。司徒美堂初到美国，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在华侨的帮助之下才得以在当地一家中国餐馆“会仙楼”当厨工，每天工作长达14小时，月薪仅得12美元。因“白种人最优越”论的泛滥，中国人被白种人瞧不起。司徒美堂常受欺负辱骂。美国政府也“定下15种‘排华律’，社会的歧视，法律的排斥，无日无时无之”。1901年美国华侨6万多人签名通电清政府：在美国“苛例百出，令人骇绝，凡属中华人，辄遇痛殴，幽禁常百人，华人以常病死，亦须戮尸……”要求中国政府与美方交涉，改善旅美华侨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然而，旧中国“政治日坏，国势日蹙，民生日困”，当年黑暗腐败的清政府施行的是“磕头外交”政策，害怕得罪美国人，不顾华侨死活，对华侨之祈求置之不理，致使华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华侨在异国不公平的待遇和饱尝“海外孤儿”之痛苦，使司徒美堂体验到“弱国无外交”的滋味。他们“既感念祖国衰弱，失却外交后盾，备受种种不平等待遇之痛苦，于是爱国之观念与乎救国之主张，遂深切积极”。司徒美堂侨居美国受欺负的经历，使他“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之痛”，故“渴望祖国富强独立”。他曾在《祖国与华侨》的一篇文章中说：“做殖民地的弱国之民是痛苦的，只有做独立、自由的祖国之民，才是快乐的。要享受这个快乐，华侨要更加爱国，没有祖国富强，就不可能有华侨的幸福。”正是有这样的认知，司徒美堂爱国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就不足为奇了。可见，司徒美堂侨居国外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不幸境遇，使他期望祖国强盛，从而萌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是受到“洪门”前辈爱国精神的影响。这是司徒美堂爱国思想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司徒美堂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对旧中国的积贫积弱境况深感忧虑，希望贤人志士能够探寻救国济民的良方，彻底改变旧中国的落后贫穷现状。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读了《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两本书后，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他激于民族义愤，毅然“下了决心，歃血为盟”，加入了洪门致公堂，与“洪门”前辈们一起从事“反清”活动。“洪门”致公堂原是海外华侨为了谋求生存、反抗种族歧视和压迫剥削，以国内洪门结义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爱国团体。当年加入“洪门”的多是国内的抗清分子和太平天国失败后的革命人士。“洪门”组织订有“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三大信条，富有强烈的爱国情感。“洪门”这数百年承袭下来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老革命团体精神，对司徒美堂的爱国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也有较大的影响。1948年10月，当司徒美堂闻悉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将在北平举行新政协会议时，不仅表示热诚拥护，而且还公开发表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当随处呼吁洪门兄弟，予以支援，俾将洪门忠诚救国之精神发扬光大。”非常明显，司徒美堂身为“洪门”元老、中国致公堂的创始人之一，深受“洪门”前辈爱国精神的影响，始终奉行着“洪门”“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的三大信条，以爱国、救国、兴国为职志，因而义无反顾地拥护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毅然决然地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1949年1月，全国解放在即。毛泽东电邀司徒美堂：值此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在电文中，毛泽东还叮嘱说：先生“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便进行”。司徒美堂接到毛泽东的特邀赴会函电，当即应允，于1949年8月离开侨居近70载的美国，经香港北上天津，然后抵达北平。此时，司徒美堂已年逾八旬，但他一如既往，对祖国怀有深厚感情，毅然应召回国，风尘仆仆，精神可嘉，真可谓“为国劬劳，不辞老迈”。司徒美堂表示：“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新中国成立后，司徒美堂在报刊上或发表文章，或给美洲华侨寄发公开信，介绍新中国的情况，让广大华侨认识新中国，了解新中国，热爱新中国。他经常将华侨的利益与祖国的利益等同起来。他冀盼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他甚至旗帜鲜明地说：“华侨所要爱的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和华侨血肉相关，保护华侨正当权利。”1953年国庆节，缅甸华侨洪门代表团代表、缅甸华侨回国观光团副团长严孔昌回国参加国庆观礼，抵达北京。此时已经85岁高龄的司徒美堂“折柬相邀，盛宴款待”。席间，他还给严孔昌副团长“题赠墨宝一幅”：“团结起来，热爱祖国”。从司徒美堂的题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祖国”在司徒美堂心中的分量。“热爱祖国”已经成为司徒美堂的人生准则和行为取向。
由上可见，司徒美堂这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其一生所走的是一条爱国的道路。他绝大多数时间侨居海外，虽然与祖国远隔重洋，但他的心却时刻连着自己的祖国，一直站在爱国立场，进行着各种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的工作。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国内的同胞。他希望祖国和平安宁，期盼祖国繁荣强大。他绝不容许外敌对祖国的侵犯，当祖国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义不容辞、竭尽全力支援祖国的抗战，表现了一个海外赤子的拳拳爱国之心。司徒美堂不愧为海外华侨爱国的楷模。
二、司徒美堂爱国思想的成因
司徒美堂爱国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方面的原因。从司徒美堂爱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其爱国思想的萌生主要有如下因素使然：
一是受中华传统美德的熏陶而萌生了爱国情怀。一般说来，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民族传统文化对每个民族成员的熏陶和影响具有其必然性。司徒美堂也不例外。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历来倡导的一种传统优良美德，也是炎黄子孙自古以来沿袭传承的一种高尚情结。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心系天下、胸怀祖国的爱国之士。国家兴盛、民族富强，这是多少年来积淀于中华儿女心中的夙愿。自幼深受中华传统美德熏陶的司徒美堂，“作为一个国民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这一中华传统美德，在他心底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中國人传承下来的立身处世“本天性，赖良心”、“相接以诚”的传统美德和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爱国精神，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司徒美堂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取向。司徒美堂虽然读书不多，但从小就认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接受着朴素的爱国、爱乡思想的灌输和教育，深受着“祖国永远在我心中”的中华传统美德的熏陶和影响。他深谙“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道理，永远不忘祖国和家乡，永远不忘本。同时，司徒美堂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华民族受尽西方列强“豆剖瓜分”和封建军阀“武人统治”的惨象，外患内忧，山河破碎，国势衰败，民不聊生。旧中国的那种任人宰割、受人欺侮屈辱的惨痛历史，使仗义正直、爱打抱不平的司徒美堂不能不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有较多的关注和思索，因而中华传统美德的熏陶使他自然萌生了爱国主义的情怀。
二是在异国他乡饱尝外国人欺负的痛苦经历，也使他萌生了强烈的爱国之情。司徒美堂是一个美洲老华侨，家境贫寒，生活艰辛。在家乡因生活所逼，年仅十余岁的司徒美堂就不得不苦求母亲筹借船费，“挥泪别母”，跟随乡亲们漂洋过海前往美国“闯金山”、“碰运气”。岂料船一抵达美国，司徒美堂就遭受了侮辱。他“刚踏上三藩市码头，美国流氓的臭鸡蛋、烂番茄和马铃薯就迎面抛来，大骂不已”。这种寄身异域遭受外人欺凌的经历，使司徒美堂“既痛苦，又气愤”，也“终生难忘”。司徒美堂初到美国，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在华侨的帮助之下才得以在当地一家中国餐馆“会仙楼”当厨工，每天工作长达14小时，月薪仅得12美元。因“白种人最优越”论的泛滥，中国人被白种人瞧不起。司徒美堂常受欺负辱骂。美国政府也“定下15种‘排华律’，社会的歧视，法律的排斥，无日无时无之”。1901年美国华侨6万多人签名通电清政府：在美国“苛例百出，令人骇绝，凡属中华人，辄遇痛殴，幽禁常百人，华人以常病死，亦须戮尸……”要求中国政府与美方交涉，改善旅美华侨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然而，旧中国“政治日坏，国势日蹙，民生日困”，当年黑暗腐败的清政府施行的是“磕头外交”政策，害怕得罪美国人，不顾华侨死活，对华侨之祈求置之不理，致使华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华侨在异国不公平的待遇和饱尝“海外孤儿”之痛苦，使司徒美堂体验到“弱国无外交”的滋味。他们“既感念祖国衰弱，失却外交后盾，备受种种不平等待遇之痛苦，于是爱国之观念与乎救国之主张，遂深切积极”。司徒美堂侨居美国受欺负的经历，使他“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之痛”，故“渴望祖国富强独立”。他曾在《祖国与华侨》的一篇文章中说：“做殖民地的弱国之民是痛苦的，只有做独立、自由的祖国之民，才是快乐的。要享受这个快乐，华侨要更加爱国，没有祖国富强，就不可能有华侨的幸福。”正是有这样的认知，司徒美堂爱国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就不足为奇了。可见，司徒美堂侨居国外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不幸境遇，使他期望祖国强盛，从而萌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是受到“洪门”前辈爱国精神的影响。这是司徒美堂爱国思想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司徒美堂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对旧中国的积贫积弱境况深感忧虑，希望贤人志士能够探寻救国济民的良方，彻底改变旧中国的落后贫穷现状。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读了《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两本书后，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他激于民族义愤，毅然“下了决心，歃血为盟”，加入了洪门致公堂，与“洪门”前辈们一起从事“反清”活动。“洪门”致公堂原是海外华侨为了谋求生存、反抗种族歧视和压迫剥削，以国内洪门结义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爱国团体。当年加入“洪门”的多是国内的抗清分子和太平天国失败后的革命人士。“洪门”组织订有“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三大信条，富有强烈的爱国情感。“洪门”这数百年承袭下来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老革命团体精神，对司徒美堂的爱国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也有较大的影响。1948年10月，当司徒美堂闻悉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将在北平举行新政协会议时，不仅表示热诚拥护，而且还公开发表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当随处呼吁洪门兄弟，予以支援，俾将洪门忠诚救国之精神发扬光大。”非常明显，司徒美堂身为“洪门”元老、中国致公堂的创始人之一，深受“洪门”前辈爱国精神的影响，始终奉行着“洪门”“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的三大信条，以爱国、救国、兴国为职志，因而义无反顾地拥护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毅然决然地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显而易见，司徒美堂爱国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并不是单一的某种元素偶然促使而成的，而是由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这其中除了长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熏陶之外，还有受到“洪门”老革命团体中的先辈爱国精神之影响，以及自己侨居海外备受欺侮屈辱的、刻骨铭心的个人经历之体验所致。
三、司徒美堂爱国思想的特点
司徒美堂走过了87岁的人生历程，经历了清王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历史阶段，而且又是侨居海外近70载的老华侨，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感触颇多，因而在对待祖国这一重大问题上有着切身的深刻的体会，其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思想和情感，既显得十分强烈，也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突出亮点。
（一）漂泊异邦，绝不忘记自己根在中国
古人云：“祖也者，吾身之所出，犹木之根也。”不忘其“根”，是华人传统的共同心态。司徒美堂也是如此。他一生心系祖国，情注故乡，时刻牢记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根在中国。他在美国侨居的岁月里，虽然离乡背井，浪迹异邦，但他深知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他始终自认自己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无论身居何处，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故也“因此只爱中国”。他旅居美国69年，一直同国内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恪守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民风习俗。用司徒美堂的话说，就是“吃中国饭，穿中国土布衣服，着广东木屐，吸广东造的‘朱广兰生切烟’，吃中国腐乳、咸鱼、霉菜，连吃药都吃中药和‘王老吉凉茶’。”这种浓郁的乡情观念，既使他迁徙海外而不忘故土，不忘其“根”，同时也使他对家乡、对祖国怀有执着的爱恋之情。他还与其他华侨一样，省吃俭用，积攒了工钱就汇寄回国，应济家用，孝敬父母。他也积极动员其他华侨携资返回祖国，投资兴办实业，建设自己的国家，发展自己的家乡。司徒美堂还曾经这样说过：“我在美国住了60多年……我还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我只愿这把老骨头埋在中国。”司徒美堂的这些爱国爱乡的肺腑之言，足见司徒美堂至真至诚的拳拳爱国之心。
（二）祖国有难，绝不推诿自己身为国民之职责
司徒美堂虽然侨居美国，但时刻与祖国共命运、同进退。在司徒美堂看来，“祖国的利益，就是华侨的利益，祖国的繁荣，就是华侨的希望”。因此，他将祖国的兴盛安危同自己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祖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漂泊异国他乡，深受到无强大祖国为后盾作保护之苦，因之复兴祖国的心情更为强烈。在清政府对西方列强奴颜媚骨、恭顺臣服的年代，司徒美堂“既恨清政府的昏庸误国，复痛祖国同胞的无辜被戮，真是‘五中如割’，难过得想哭”；在日本侵略者大肆入侵，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的情势下，司徒美堂深感忧虑和不安，他时刻牢记自己作为一个国民的责任，“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他凭着担任美洲华侨社团负责人的身份，发动华侨积极捐献，支援祖国抗战。当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时，司徒美堂又为祖国的胜利而欢欣。他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提高了中国人民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侨胞们再也不是海外的孤儿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毅然决然应邀回国，出席新政协会议，与诸位代表聚首北平，共商建国大计。他说：“我饱受帝国主义六十多年的欺凌耻辱，现在回来，不是做‘大官’，受‘津贴’，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向帝国主义吐一口无穷怨气，拥护人民政府，替人民做点有益的事，赶快把中国建设好，为子孙万代造福。”他这一孜孜以求的目标，就是希冀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司徒美堂将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息息相关，他那“忧国不忘强国”的殷殷之情，令人赞叹不已。
（三）国家至上，绝不做丧失国家民族气节之罪人
在司徒美堂的爱国情结当中，还体现出这样一个显著的鲜明特征：那就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国家、民族的大节面前，司徒美堂总是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绝不做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事情。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之初，司徒美堂刚好回国被滞困在香港，来不及撤离。日军闻悉司徒美堂在海外华侨中的崇高威望，欲迫使他出面组织香港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并委以该会会长之衔，但司徒美堂深知这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是丧失民族气节的耻辱之事，因而斷然拒绝。为了避开日伪的耳目，免遭他们的抓捕，他四处躲避。日军到处寻找他，情势十分危急，后在居港的“洪门”兄弟的协助下，司徒美堂化装离开香港，逃出了日军“虎口”，“扶杖步行200多里”，脱险进入粤东游击区，转道韶关、重庆，然后安然返抵美国。司徒美堂的这种“国家至上”、决志不为侵华日军服务的举动，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凛然正气和不与外敌为伍谋事的民族气节。
（四）热诚爱国，绝不依附权贵和邪恶势力
司徒美堂一生正直刚毅，侠骨仗义。他辨明是非，爱憎分明，扬善弃恶。平时，司徒美堂喜欢结交“护国”、“兴国”之士，憎鄙“损国”、“误国”之徒。他拥护孙中山，资助孙中山；对赴美活动的抗日将领蔡廷锴、杨虎城和著名爱国人士陶行知等热情款待，并竭力予以保护。当年蔡廷锴赴美国考察，为确保其人身安全，司徒美堂亲自向美国各大城市的安良堂布置保安任务，而自己则自始至终为蔡廷锴当保镖，使蔡每到一地皆平安无事。蔡廷锴将军后来每谈及此事，均盛赞司徒美堂先生的爱国热情，盛赞旅美华侨对抵抗日寇侵略的支持。司徒美堂也极力赞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真心实意抗击日军的壮举，鄙视那些诬陷诽谤共产党人的可耻之徒，称“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1941年冬，司徒美堂回国了解到国内抗战的实情后，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反共分裂的行径极为愤慨，毅然发表演讲。他说：“终于抗战事业、而且创造抗战办法、展开抗战局面的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那么，凡是爱国的人，就决不谈反共，反共的人实际上也一定反对抗战。”司徒美堂反对分裂、维护团结、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爱国言论，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有力地抵制了祖国抗战的阻力。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想委以“国大代表”之衔来拉拢司徒美堂，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司徒美堂认清了“南京政府贪污腐化，发动内战，祸国殃民”的真面目后，大失所望，乃不惧权势，拒辞不就，并于1948年10月30日郑重发表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声明》，对于“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办法，热诚表示拥护，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司徒美堂被推选为美洲华侨代表。在他即将启程回国之际，寓居美国的孔祥熙曾借宴请司徒美堂之机，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引诱拉拢，劝他在去留问题上“慎重考虑”，但司徒美堂也绝不依附权贵，归意已决，不为所动。1949年8月，80多岁高龄的司徒美堂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侨居近70年的美国，回到祖国，于9月14日抵达北平，出席于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此后，他一直留居北京，参与新中国的建国伟业，直至1955年逝世。司徒美堂的这种真诚爱国的举动和执着追求光明与进步的精神，也是值得人们学习和效仿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徒美堂是一位令人崇敬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坚持民族独立、反帝反封建、追求真理、倾向进步的一生。他那数十年如一日，热爱祖国、坚持民族气节、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尚情操；他那不遗余力呼吁团结抗日救国、支援祖国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他那不畏强权、尊重事实、仗义执言的硬骨头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三、司徒美堂爱国思想的特点
司徒美堂走过了87岁的人生历程，经历了清王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历史阶段，而且又是侨居海外近70载的老华侨，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感触颇多，因而在对待祖国这一重大问题上有着切身的深刻的体会，其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思想和情感，既显得十分强烈，也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突出亮点。
（一）漂泊异邦，绝不忘记自己根在中国
古人云：“祖也者，吾身之所出，犹木之根也。”不忘其“根”，是华人传统的共同心态。司徒美堂也是如此。他一生心系祖国，情注故乡，时刻牢记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根在中国。他在美国侨居的岁月里，虽然离乡背井，浪迹异邦，但他深知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他始终自认自己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无论身居何处，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故也“因此只爱中国”。他旅居美国69年，一直同国内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恪守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民风习俗。用司徒美堂的话说，就是“吃中国饭，穿中国土布衣服，着广东木屐，吸广东造的‘朱广兰生切烟’，吃中国腐乳、咸鱼、霉菜，连吃药都吃中药和‘王老吉凉茶’。”这种浓郁的乡情观念，既使他迁徙海外而不忘故土，不忘其“根”，同时也使他对家乡、对祖国怀有执着的爱恋之情。他还与其他华侨一样，省吃俭用，积攒了工钱就汇寄回国，应济家用，孝敬父母。他也积极动员其他华侨携资返回祖国，投资兴办实业，建设自己的国家，发展自己的家乡。司徒美堂还曾经这样说过：“我在美国住了60多年……我还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我只愿这把老骨头埋在中国。”司徒美堂的这些爱国爱乡的肺腑之言，足见司徒美堂至真至诚的拳拳爱国之心。
（二）祖国有难，绝不推诿自己身为国民之职责
司徒美堂虽然侨居美国，但时刻与祖国共命运、同进退。在司徒美堂看来，“祖国的利益，就是华侨的利益，祖国的繁荣，就是华侨的希望”。因此，他将祖国的兴盛安危同自己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祖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漂泊异国他乡，深受到无强大祖国为后盾作保护之苦，因之复兴祖国的心情更为强烈。在清政府对西方列强奴颜媚骨、恭顺臣服的年代，司徒美堂“既恨清政府的昏庸误国，复痛祖国同胞的无辜被戮，真是‘五中如割’，难过得想哭”；在日本侵略者大肆入侵，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的情势下，司徒美堂深感忧虑和不安，他时刻牢记自己作为一个国民的责任，“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他凭着担任美洲华侨社团负责人的身份，发动华侨积极捐献，支援祖国抗战。当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时，司徒美堂又为祖国的胜利而欢欣。他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提高了中国人民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侨胞们再也不是海外的孤儿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毅然决然应邀回国，出席新政协会议，与诸位代表聚首北平，共商建国大计。他说：“我饱受帝国主义六十多年的欺凌耻辱，现在回来，不是做‘大官’，受‘津贴’，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向帝国主义吐一口无穷怨气，拥护人民政府，替人民做点有益的事，赶快把中国建设好，为子孙万代造福。”他这一孜孜以求的目标，就是希冀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司徒美堂将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息息相关，他那“忧国不忘强国”的殷殷之情，令人赞叹不已。
（三）国家至上，绝不做丧失国家民族气节之罪人
在司徒美堂的爱国情结当中，还体现出这样一个显著的鲜明特征：那就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国家、民族的大节面前，司徒美堂总是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绝不做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事情。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之初，司徒美堂刚好回国被滞困在香港，来不及撤离。日军闻悉司徒美堂在海外华侨中的崇高威望，欲迫使他出面组织香港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并委以该会会长之衔，但司徒美堂深知这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是丧失民族气节的耻辱之事，因而斷然拒绝。为了避开日伪的耳目，免遭他们的抓捕，他四处躲避。日军到处寻找他，情势十分危急，后在居港的“洪门”兄弟的协助下，司徒美堂化装离开香港，逃出了日军“虎口”，“扶杖步行200多里”，脱险进入粤东游击区，转道韶关、重庆，然后安然返抵美国。司徒美堂的这种“国家至上”、决志不为侵华日军服务的举动，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凛然正气和不与外敌为伍谋事的民族气节。
（四）热诚爱国，绝不依附权贵和邪恶势力
司徒美堂一生正直刚毅，侠骨仗义。他辨明是非，爱憎分明，扬善弃恶。平时，司徒美堂喜欢结交“护国”、“兴国”之士，憎鄙“损国”、“误国”之徒。他拥护孙中山，资助孙中山；对赴美活动的抗日将领蔡廷锴、杨虎城和著名爱国人士陶行知等热情款待，并竭力予以保护。当年蔡廷锴赴美国考察，为确保其人身安全，司徒美堂亲自向美国各大城市的安良堂布置保安任务，而自己则自始至终为蔡廷锴当保镖，使蔡每到一地皆平安无事。蔡廷锴将军后来每谈及此事，均盛赞司徒美堂先生的爱国热情，盛赞旅美华侨对抵抗日寇侵略的支持。司徒美堂也极力赞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真心实意抗击日军的壮举，鄙视那些诬陷诽谤共产党人的可耻之徒，称“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1941年冬，司徒美堂回国了解到国内抗战的实情后，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反共分裂的行径极为愤慨，毅然发表演讲。他说：“终于抗战事业、而且创造抗战办法、展开抗战局面的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那么，凡是爱国的人，就决不谈反共，反共的人实际上也一定反对抗战。”司徒美堂反对分裂、维护团结、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爱国言论，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有力地抵制了祖国抗战的阻力。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想委以“国大代表”之衔来拉拢司徒美堂，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司徒美堂认清了“南京政府贪污腐化，发动内战，祸国殃民”的真面目后，大失所望，乃不惧权势，拒辞不就，并于1948年10月30日郑重发表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声明》，对于“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办法，热诚表示拥护，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司徒美堂被推选为美洲华侨代表。在他即将启程回国之际，寓居美国的孔祥熙曾借宴请司徒美堂之机，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引诱拉拢，劝他在去留问题上“慎重考虑”，但司徒美堂也绝不依附权贵，归意已决，不为所动。1949年8月，80多岁高龄的司徒美堂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侨居近70年的美国，回到祖国，于9月14日抵达北平，出席于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此后，他一直留居北京，参与新中国的建国伟业，直至1955年逝世。司徒美堂的这种真诚爱国的举动和执着追求光明与进步的精神，也是值得人们学习和效仿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徒美堂是一位令人崇敬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坚持民族独立、反帝反封建、追求真理、倾向进步的一生。他那数十年如一日，热爱祖国、坚持民族气节、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尚情操；他那不遗余力呼吁团结抗日救国、支援祖国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他那不畏强权、尊重事实、仗义执言的硬骨头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相关文章：
相关推荐：
网友评论：
无法在这个位置找到： ajaxfeedback.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