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粤北抗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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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7-30
一、粤北抗战文化在粤北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地位
广东省府迁至韶关后，在广州的大批广东文化团体和组织以及文化界人士纷纷云集韶关，香港沦陷后，部分从香港退出来的文化人也来到韶关，同时广州大批大专院校也迁往韶关，他们在韶关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使韶关成为广东文化中心，出现了极有特色的抗战文化。粤北抗战文化折射出粤北抗日救亡运动，而粤北抗日救亡运动反之影响着粤北抗战文化。
（一）粤北抗战文化是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部分
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内容和形式，除成立民众团体组织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外，一是开展民众义卖、义演和献金活动，向社会募捐，筹措钱物支持抗日；二是提供场地和物资，接待和掩护地下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支持抗日武装队伍；三是开展义诊活动，为抗日伤病员治疗，为抗日自卫队赠送药品；四是送子参军支持抗战。如曲江著名的商界人士黄逸园和始兴知名中医陈大勋，分别将自己的几个儿子送去参军；五是组织担架队、运输队配给粤北会战和地方部队抗击日军。所有这些，反映了韶关民众抗日爱国的民族精神。
粤北抗战文化利用在粤北的文化团体出版进步报刊、演出和创作戏剧歌舞、办墙报、书写标语等进行抗日宣传。粤北抗日救亡运动不仅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也有其他的活动和行为。所以说粤北抗战文化是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部分。
（二）粤北抗战文化反映粤北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情况
利用抗战文化比如形势报告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及时反映了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情况。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内容之一是抗日救亡宣传。粤北抗战文化中的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主力，随着广州大中学校北迁韶关，韶关逐渐成为广东省的学运中心和青运中心。青年学生们利用“读书会”“同学会”“学生自治会”“战时后方服务队”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山大学的党组织团结进步学生，提出“读书不忘抗战，抗战不忘读书”的口号，通过形势报告、时事座谈、办墙报、组织歌咏队、演出抗日戏剧等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抗战形势，鼓舞军民斗志，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三）粤北抗战文化与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互为促进
粤北抗战文化联合工人、农民、学生，丰富、壮大了粤北抗日救亡运动。
韶关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最早而且有组织地开展是以学生为主体的。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不久，韶城中学联合发起成立中国人民救国会曲江分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二·九”学运后不久，韶州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韶城各中学，成立韶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开始在韶城内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此后不久，韶师和城中的各中学相继成立救国会，韶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学生们不仅在报刊上发表抗日救国文章，还组成抗日宣传队、歌咏队、剧团，利用寒暑假既在韶城内还到英德、翁源、南雄、仁化、乐昌等县宣传我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他们还以下乡办识字夜校班、参加助民劳动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于1938年1月由中共广东党组织建立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在1939年3月迁到韶关，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推动全省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南雄、曲江、翁源、琶洲抗先队广泛吸收青年教师、学生加入，许多中小学都相继成立了抗先中队。各地抗先队通过开展战时文化，采用多种文化形式宣传抗日主张。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积极支持刊物《新华南》、生活书店的创办，介绍工人、农民、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参加学习。
（四）粤北抗日救亡运动是形式，粤北抗战文化是结果
在粤北的文人利用各种文化形式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是粤北抗战群众抵御日寇侵犯的一种斗争形式，形成了粤北抗战文化这一历史硕果。抗先由成立到解散，共有两年三个月，抗先总队在韶关活动的时间占去了一半，在韶关书写抗日标语、出版抗日报刊和墙报、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抗日救亡街头话剧等宣传抗日主张，丰富了战时文化。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在韶关的两年中，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想方设法帮助《新华南》解决印刷问题，并借助各种关系与当局交涉，使《新华南》停刊后复刊。由共产党掌握的进步书店——生活书店，被国民党顽固派屡屡迫害，一度予以封闭，办事处直接通过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关系，下令顽固派予以限期启封，使生活书店得以长期办下去。韶关青年学生参加抗先队，利用读书会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向广大妇女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妇女参加识字班、生产技术训练班等活动，组织群众义卖义演义捐，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抗日等救亡运动。
二、粤北抗战文化在粤北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
粤北抗战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对增强民族爱国热情、鼓舞士气、促进粤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开展抗战工作和掩护党的发展、与国民党顽固势力作合法斗争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坚强的精神支柱。
（一）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的觉醒
文化宣传促进军民团结支持抗日，粤北民众纷纷捐款捐物义卖义演，走上前线，形成各种形式的抗日支援。如1940年初，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的共产党员戏剧工作者在韶关举行的粤北大捷展览会中，演出了《胜利的反攻》《陈列室》等剧目，宣传反对汉奸卖国、宣扬抗击日寇。《北江日报》是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创办的一份日报，它坚持进行联共抗日及持久战的宣传，深受韶关群众的欢迎。当国民党内部汪精卫集团公开走上叛国道路时，1939年4月，《北江日报》发表了一篇《论“反共”》的专论，公开揭露汪精卫等借口反共实际降日的阴谋，及时向群众宣传中央有关抗日方针和政策。
广东省府迁至韶关后，在广州的大批广东文化团体和组织以及文化界人士纷纷云集韶关，香港沦陷后，部分从香港退出来的文化人也来到韶关，同时广州大批大专院校也迁往韶关，他们在韶关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使韶关成为广东文化中心，出现了极有特色的抗战文化。粤北抗战文化折射出粤北抗日救亡运动，而粤北抗日救亡运动反之影响着粤北抗战文化。
（一）粤北抗战文化是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部分
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内容和形式，除成立民众团体组织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外，一是开展民众义卖、义演和献金活动，向社会募捐，筹措钱物支持抗日；二是提供场地和物资，接待和掩护地下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支持抗日武装队伍；三是开展义诊活动，为抗日伤病员治疗，为抗日自卫队赠送药品；四是送子参军支持抗战。如曲江著名的商界人士黄逸园和始兴知名中医陈大勋，分别将自己的几个儿子送去参军；五是组织担架队、运输队配给粤北会战和地方部队抗击日军。所有这些，反映了韶关民众抗日爱国的民族精神。
粤北抗战文化利用在粤北的文化团体出版进步报刊、演出和创作戏剧歌舞、办墙报、书写标语等进行抗日宣传。粤北抗日救亡运动不仅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也有其他的活动和行为。所以说粤北抗战文化是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部分。
（二）粤北抗战文化反映粤北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情况
利用抗战文化比如形势报告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及时反映了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情况。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内容之一是抗日救亡宣传。粤北抗战文化中的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主力，随着广州大中学校北迁韶关，韶关逐渐成为广东省的学运中心和青运中心。青年学生们利用“读书会”“同学会”“学生自治会”“战时后方服务队”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山大学的党组织团结进步学生，提出“读书不忘抗战，抗战不忘读书”的口号，通过形势报告、时事座谈、办墙报、组织歌咏队、演出抗日戏剧等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抗战形势，鼓舞军民斗志，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三）粤北抗战文化与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互为促进
粤北抗战文化联合工人、农民、学生，丰富、壮大了粤北抗日救亡运动。
韶关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最早而且有组织地开展是以学生为主体的。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不久，韶城中学联合发起成立中国人民救国会曲江分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二·九”学运后不久，韶州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韶城各中学，成立韶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开始在韶城内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此后不久，韶师和城中的各中学相继成立救国会，韶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学生们不仅在报刊上发表抗日救国文章，还组成抗日宣传队、歌咏队、剧团，利用寒暑假既在韶城内还到英德、翁源、南雄、仁化、乐昌等县宣传我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他们还以下乡办识字夜校班、参加助民劳动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于1938年1月由中共广东党组织建立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在1939年3月迁到韶关，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推动全省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南雄、曲江、翁源、琶洲抗先队广泛吸收青年教师、学生加入，许多中小学都相继成立了抗先中队。各地抗先队通过开展战时文化，采用多种文化形式宣传抗日主张。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积极支持刊物《新华南》、生活书店的创办，介绍工人、农民、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参加学习。
（四）粤北抗日救亡运动是形式，粤北抗战文化是结果
在粤北的文人利用各种文化形式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是粤北抗战群众抵御日寇侵犯的一种斗争形式，形成了粤北抗战文化这一历史硕果。抗先由成立到解散，共有两年三个月，抗先总队在韶关活动的时间占去了一半，在韶关书写抗日标语、出版抗日报刊和墙报、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抗日救亡街头话剧等宣传抗日主张，丰富了战时文化。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在韶关的两年中，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想方设法帮助《新华南》解决印刷问题，并借助各种关系与当局交涉，使《新华南》停刊后复刊。由共产党掌握的进步书店——生活书店，被国民党顽固派屡屡迫害，一度予以封闭，办事处直接通过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关系，下令顽固派予以限期启封，使生活书店得以长期办下去。韶关青年学生参加抗先队，利用读书会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向广大妇女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妇女参加识字班、生产技术训练班等活动，组织群众义卖义演义捐，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抗日等救亡运动。
二、粤北抗战文化在粤北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
粤北抗战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对增强民族爱国热情、鼓舞士气、促进粤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开展抗战工作和掩护党的发展、与国民党顽固势力作合法斗争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坚强的精神支柱。
（一）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的觉醒
文化宣传促进军民团结支持抗日，粤北民众纷纷捐款捐物义卖义演，走上前线，形成各种形式的抗日支援。如1940年初，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的共产党员戏剧工作者在韶关举行的粤北大捷展览会中，演出了《胜利的反攻》《陈列室》等剧目，宣传反对汉奸卖国、宣扬抗击日寇。《北江日报》是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创办的一份日报，它坚持进行联共抗日及持久战的宣传，深受韶关群众的欢迎。当国民党内部汪精卫集团公开走上叛国道路时，1939年4月，《北江日报》发表了一篇《论“反共”》的专论，公开揭露汪精卫等借口反共实际降日的阴谋，及时向群众宣传中央有关抗日方针和政策。
（二）鼓舞了军民的士气，增强民族凝聚力
在粤北抗战文化的激励下，地方武装和军队士气大振，英勇作战，取得了粤北一次、二次会战的胜利。如1939年10月，《新华南》发表了茅盾、何家槐、秦牧等人的文章，弘扬鲁迅精神，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政治形势逆转，“七政大”和“演剧七队”在党的领导下，以喜剧舞台为阵地，开展团结抗战的宣传活动。1938年夏天，第四戰区成立政治部，政治部第三组成员多为共产党员和文化人士，广州沦陷后，第三组随四战区司令部北迁韶关。我党利用第三组这块合法的宣传阵地，组织各种督导团和战地视察团，分赴战区前线进行战地鼓动，并编印小战报、小册子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抗先总队派出数百抗先队员参加十二集团军军政工人员培训班，这些抗先队员结业后被分配到各师团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而促进了军民团结，振奋了十二集团军的士气，士兵逃跑现象大大减少。在1939年12月的粤北保卫战中，十二集团军将士浴血奋战，英勇地击退敌人，取得战斗的胜利。
（三）粤北抗战文化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粤北抗战文化利用各类报刊联合了各界进步人士，促进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战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曲江新气象”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曲江文化界统一战线以揭露日寇暴行和诱降阴谋、增强军民抗战的必胜信心、发动全民抗战为中心，进行“团结、抗日、进步”为内容的统战宣传。此间，中共广东党组织利用良好的政治气氛和当局的进步言论，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大规模地建立和占领文化阵地。先后创办或合办了《新华南》、《北江日报》等报刊；设立了五五书店、五四书店、生活书店等进步书店，发行《新华日报》等党刊和进步书籍；建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粤北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粤北分会等文化团体；掌握了第十二集团军政工大队、“剧宣一队”等四战区的文化宣传团体。其中最能体现中共“运用统战策略建立和占领文化阵地”的则是《新华南》的创办。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文章的内容上都具有团结抗战统一战线的色彩，倡导坚持团结抗战、打败日寇、肃清汉奸、建设新中国新华南。
随着“反共逆流”的出现，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曲江文化界统一战线及时调整宣传方向，把反顽讨汪作为重点内容进行宣传。此间，在“曲江新气象”期间以公开、半公开身份的情况下中共广东党组织取得的文化阵地很多被封、被禁或被迫转移他处。因此，中共广东党组织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采取了更为隐蔽，并具有更为浓重的统战色彩的策略，先后创办了《广东妇女》《抗先通讯》《新军》《晨报》等报刊，而七战区政治大队、剧宣七队、四（七）战区长官编纂部则是占领四（七）战区文化阵地的主要成果。其中《晨报》的创办经过是贯彻这种策略的典范。《晨报》历经《时报》《新报》《明星报》。联合了进步记者也是《晨报》的创办者梁若尘，几经易刊、停刊，于1943年6月，创办了《晨报》。由于该报借鉴了中共“坚持合法斗争”的策略，因而得以坚持到抗战胜利。
石辟澜以《新华南》主编的身份团结了《中山日报》副刊主编秦牧，使其能够留在报社并利用这一合法地位更好地宣传团结抗战。他派中共党员潘允中团结了倾向进步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和代理省党部主任委员余森文，邀其担任《北江日报》社长。由于该报公开揭露汪精卫等反共降日的阴谋，遭到顽固分子的责难，省党部书记长易人，勒令《北江日报》停刊，余森文被调离。他在离任前，还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掩护了一批在报社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四）有利于开展抗日工作和掩护党的发展
利用公开的文化职业作掩护，为开展抗日斗争、壮大共产党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如学校不仅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也是开展城乡工作的重要阵地，是国共两党必争的据点。北江地区除本地农民出身的党员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尤其是外地派来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利用学校教师的职业作掩护。1939年冬，《新华南》杂志负责人谭天度、李章达等人与中共北江特委一起，营救了被关押在韶关芙蓉山监狱的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博罗队的成员。1939年9月，负责战区各种出版物编辑出版工作任务的四战区长官部编纂部在韶关成立，在编纂部人员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二，编纂部设立了“新建设出版社”，专门从事发行工作，以合法身份发行进步书刊。
（五）与国民党顽固势力做合法的斗争
粤北抗战文化利用报纸等媒体，坚决与国民党顽固势力作斗争。如针对顽固派的新闻检查，《新华南》以“编后话”、“开天窗”、“留空白”等方式曲折地揭露顽固派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的行径。在新闻检查所工作的共产党员，还利用《新闻检查条例》关于“政治方面危害或破坏团结的稿件，应予删除或免登”的规定，反过来“检查”国民党控制的报纸《中山日报》等，责成其一些污蔑、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删除或免登，使那些报纸也“开天窗”，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顽固派禁止《新华南》在韶关印刷，党组织就辗转在湖南衡阳、邵阳印刷，并于1939年秋与国际友人创办以路易·艾黎任顾问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合作，在韶关设立印刷、樟脑、机器等工业合作社，解决了印刷受控制的问题。面对国民党以建立三青团广东区团要求抗先全体队员加入国民党为由企图统制全省青年运动的威迫、利诱、恐吓，抗先总队明确立场，反对加入三青团，据理力争，毫不屈服，国民党只得强行解散抗先等抗日团体。抗先队员转移到敌后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三、粤北抗战文化在粤北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特点
粤北抗战文化是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文化，带有地域性、时期性，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抗日作品，形式多样，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团结了最广大的农村民众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农民受知识分子影响，缩小了粤北城乡差距。
（一）形式多样
抗日救亡宣传对象具有多样性。为了体现表达效果，发动各界文化人士支援抗战，粤北抗战文化体现在通过办报刊、墙报、发行进步书刊、文化团体和文艺社团的戏剧表演、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抗日救亡街头话剧、书写抗日标语、文艺创作等多种文化形式，表达着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张。
在粤北抗战文化的激励下，地方武装和军队士气大振，英勇作战，取得了粤北一次、二次会战的胜利。如1939年10月，《新华南》发表了茅盾、何家槐、秦牧等人的文章，弘扬鲁迅精神，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政治形势逆转，“七政大”和“演剧七队”在党的领导下，以喜剧舞台为阵地，开展团结抗战的宣传活动。1938年夏天，第四戰区成立政治部，政治部第三组成员多为共产党员和文化人士，广州沦陷后，第三组随四战区司令部北迁韶关。我党利用第三组这块合法的宣传阵地，组织各种督导团和战地视察团，分赴战区前线进行战地鼓动，并编印小战报、小册子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抗先总队派出数百抗先队员参加十二集团军军政工人员培训班，这些抗先队员结业后被分配到各师团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而促进了军民团结，振奋了十二集团军的士气，士兵逃跑现象大大减少。在1939年12月的粤北保卫战中，十二集团军将士浴血奋战，英勇地击退敌人，取得战斗的胜利。
（三）粤北抗战文化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粤北抗战文化利用各类报刊联合了各界进步人士，促进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战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曲江新气象”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曲江文化界统一战线以揭露日寇暴行和诱降阴谋、增强军民抗战的必胜信心、发动全民抗战为中心，进行“团结、抗日、进步”为内容的统战宣传。此间，中共广东党组织利用良好的政治气氛和当局的进步言论，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大规模地建立和占领文化阵地。先后创办或合办了《新华南》、《北江日报》等报刊；设立了五五书店、五四书店、生活书店等进步书店，发行《新华日报》等党刊和进步书籍；建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粤北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粤北分会等文化团体；掌握了第十二集团军政工大队、“剧宣一队”等四战区的文化宣传团体。其中最能体现中共“运用统战策略建立和占领文化阵地”的则是《新华南》的创办。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文章的内容上都具有团结抗战统一战线的色彩，倡导坚持团结抗战、打败日寇、肃清汉奸、建设新中国新华南。
随着“反共逆流”的出现，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曲江文化界统一战线及时调整宣传方向，把反顽讨汪作为重点内容进行宣传。此间，在“曲江新气象”期间以公开、半公开身份的情况下中共广东党组织取得的文化阵地很多被封、被禁或被迫转移他处。因此，中共广东党组织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采取了更为隐蔽，并具有更为浓重的统战色彩的策略，先后创办了《广东妇女》《抗先通讯》《新军》《晨报》等报刊，而七战区政治大队、剧宣七队、四（七）战区长官编纂部则是占领四（七）战区文化阵地的主要成果。其中《晨报》的创办经过是贯彻这种策略的典范。《晨报》历经《时报》《新报》《明星报》。联合了进步记者也是《晨报》的创办者梁若尘，几经易刊、停刊，于1943年6月，创办了《晨报》。由于该报借鉴了中共“坚持合法斗争”的策略，因而得以坚持到抗战胜利。
石辟澜以《新华南》主编的身份团结了《中山日报》副刊主编秦牧，使其能够留在报社并利用这一合法地位更好地宣传团结抗战。他派中共党员潘允中团结了倾向进步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和代理省党部主任委员余森文，邀其担任《北江日报》社长。由于该报公开揭露汪精卫等反共降日的阴谋，遭到顽固分子的责难，省党部书记长易人，勒令《北江日报》停刊，余森文被调离。他在离任前，还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掩护了一批在报社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四）有利于开展抗日工作和掩护党的发展
利用公开的文化职业作掩护，为开展抗日斗争、壮大共产党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如学校不仅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也是开展城乡工作的重要阵地，是国共两党必争的据点。北江地区除本地农民出身的党员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尤其是外地派来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利用学校教师的职业作掩护。1939年冬，《新华南》杂志负责人谭天度、李章达等人与中共北江特委一起，营救了被关押在韶关芙蓉山监狱的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博罗队的成员。1939年9月，负责战区各种出版物编辑出版工作任务的四战区长官部编纂部在韶关成立，在编纂部人员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二，编纂部设立了“新建设出版社”，专门从事发行工作，以合法身份发行进步书刊。
（五）与国民党顽固势力做合法的斗争
粤北抗战文化利用报纸等媒体，坚决与国民党顽固势力作斗争。如针对顽固派的新闻检查，《新华南》以“编后话”、“开天窗”、“留空白”等方式曲折地揭露顽固派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的行径。在新闻检查所工作的共产党员，还利用《新闻检查条例》关于“政治方面危害或破坏团结的稿件，应予删除或免登”的规定，反过来“检查”国民党控制的报纸《中山日报》等，责成其一些污蔑、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删除或免登，使那些报纸也“开天窗”，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顽固派禁止《新华南》在韶关印刷，党组织就辗转在湖南衡阳、邵阳印刷，并于1939年秋与国际友人创办以路易·艾黎任顾问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合作，在韶关设立印刷、樟脑、机器等工业合作社，解决了印刷受控制的问题。面对国民党以建立三青团广东区团要求抗先全体队员加入国民党为由企图统制全省青年运动的威迫、利诱、恐吓，抗先总队明确立场，反对加入三青团，据理力争，毫不屈服，国民党只得强行解散抗先等抗日团体。抗先队员转移到敌后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三、粤北抗战文化在粤北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特点
粤北抗战文化是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文化，带有地域性、时期性，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抗日作品，形式多样，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团结了最广大的农村民众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农民受知识分子影响，缩小了粤北城乡差距。
（一）形式多样
抗日救亡宣传对象具有多样性。为了体现表达效果，发动各界文化人士支援抗战，粤北抗战文化体现在通过办报刊、墙报、发行进步书刊、文化团体和文艺社团的戏剧表演、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抗日救亡街头话剧、书写抗日标语、文艺创作等多种文化形式，表达着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张。
（二）省港等名人汇聚韶关，更加丰富了粤北抗战文化
省港名人在韶关创造的文艺作品，提升了粤北抗战文化的水平和影响力，提升了韶关的知名度，为粤北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精神食粮。首先，出版事业突飞猛进。先后出现了《北江日报》等9家报纸和《新华南》等7种刊物。出版机构陡然增至34家。1941年曲江有书店43间，占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印刷厂30间，超过全省总数的一半。其次，报告文学的创作比广州时期更充满血与火的战斗气息。日寇为打通粤汉交通线，1939年上半年先后两次发动对粤北的攻势。文化人纷纷走上前线，以笔当枪。再次，随着一批文艺团体和近百位戏剧工作者汇集曲江，戏剧活动得到相当的普及和提高。知名文艺家吴晓邦、梅耐寒、洪深等来曲江指导。为演好郭沫若创作的《虎符》，李门两次给郭沫若写信请教。郭获悉这部“表演难度很高”的剧本，竟然由青年剧人演出成功，激动得复信李门以示祝贺。最后，音乐十分活跃。音乐人深入农村、前线、军营，开展各种形式的音乐活动。亲身经历第二次粤北会战的何芷创作《良口烽烟曲》，这部充满“泥土味和火药味”的大合唱在粤北流传非常广泛。范莱对《黄河大合唱》各个组成部分作统一的情节安排，并根据各首歌曲的内容和形式配上动人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的舞台场面，使抽象的音乐立体化、形象化。
（三）主要目的旨在宣传动员全民族支持抗日
粤北抗战文化主要目的是为抗战服务，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和凶狠残暴杀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以此唤醒中国同胞的觉醒、爱国热情，鼓舞斗志，动员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这场反法西斯的战争，保卫自己的家园。粤北抗战文化为粤北抗日救亡运动提供思想先导，为抗日救亡运动提供服务，它激励粤北人民团结抗日，取得了粤北一次、二次会战的胜利，此后不久，日本撤离了广东，抗日战争在全国取得了胜利。
（四）以农村为基地，宣传和发动广大农村青年抗日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逐步意识到抗日战争力量薄弱，而广大农村人数众多，需要发动农村青年充实抗日武装革命力量这种情况后，粤北抗日救亡运动团体开始有组织地向基层农村转移，利用文化名人、知识分子扩大抗日宣传统战农村青年，成为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工作之一。如1939年3月21至24日，抗先总队部在曲江召开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了今后整个青运的发展途径到战区去，到敌人后方去，深入农村，组织和武装广大的青年，在战争中使广东青年运动更向前推进。抗先队伍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四万多人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中，有相当大部分是工农分子，队伍也开始有了部分武器装备。随着抗先的影响日益扩大，参加抗先的团体和人员不断增多，抗先事实上已成为当时广东青年运动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抗先的活动从城市转到农村，直接担负着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的任务，更加广泛地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五）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缩小粤北城乡差距
曲江成为广东战时文化的新据点后，文化活动频繁向农村推进，带动了粤北及其农村的文化发展，缩小了粤北城乡差距。“战争给新文艺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农村进一步接触了，文艺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接触了。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新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农村与无数小城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的唯一环境……”。1939年1月，省政府迁至粤北曲江，曲江由山区小镇骤变为战时省会。在广州、武汉、香港等地的部分文化人，在曲江得以重新聚集。先后转移到曲江地区的文化人有尚仲衣、陈原、梅龚彬、许崇清、王造时、许杰、胡根天、黄友棣、钟敬文等数百人。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的何家槐、孙慎、沈振黄、麦新、吉联抗等也随张发奎从武汉南下曲江。原来比较落后的粤北山城曲江，随着大批文化人的到来和“文化入伍、文化下乡”运动的展开，成为与昆明、成都齐名的文化据点和广东战时文化中心。陈残云1939年2月3日在曲江写的信说：“卅一晚曾举行一次艺术座谈会，到会人数四十余人，内分四个部门，每部推定负责人……。以后经常举行座谈会，及推进文化工作，打算最短期出版刊物，建立战地文化。”5月4日信又说：“此间文化事业甚为活跃，刊物除《新华南》外，有在付印之《持久战》及妇新运会办的《新妇女》…一市面亦繁盛，比往昔广州差不了多少。”
（六）深入农村，进行文化建设和文艺创作
抗战爆发后，因沿海城市渐次沦入敌手，抗战文化运动也渐趋辐射至内地及广大农村。文化人的文艺创作和文化宣传都脱离了原先的都市环境及受众，代之以教育文化水平落后的城镇乡村区域和农民群体。当战火向粤北蔓延，国民党当局为争取民心，一度对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开展的抗战救亡活动持支持合作的态度，因此文艺工作者们得以深入乡镇山区及前线，開展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创作了一批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报告文学、诗歌、民间文学等作品，给粤北抗日救亡运动带来更有本土味的思想支撑。教育家尚仲衣教授领导的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组员多为国民党进步人士、民主文化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他们在尚仲衣的组织带领下深入部队开展抗战宣传，指导所属部队各级政工单位的宣传工作。
生于粤北翁源的民俗学者张清水在广州沦陷前返回故乡翁源，后被聘任为翁源县第五区高等小学校长。他全身心投入到战时教育改革，提倡“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思想，在全县学校中首创“学校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在教学方面则以推广普通话、开设“文章病院”等方式改良教学方法；在思想教育方面号召师生节衣缩食，捐献财物以救济灾民和慰问前方将士的做法卓有成效，曾受到第四战区司令部和张发奎将军的传令嘉奖。
广东话剧表演艺术家赵如琳在战时省会韶关，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艺术教育方面。他先是参与创办了广东省战时艺术馆；后又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正式的专科学校——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他亲任校长。学校除固定聘请一批教授外，还经常邀请知名艺术家、学者，如洪深、马思聪、熊佛西等人来校讲学，学校被认为是华南的艺术最高学府。
司马文森创作的报告文学集《粤北散记》、钟敬文主编著的《良口之战》作品集，分别报道了中日两次粤北会战，体现了曲江战时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著名诗人蒲风在抗战初期加入了国民党部队，独创了“明信片诗”的形式，随军驻扎在粤北翁源期间，他用即兴创作的方式及时书写战地生活。
粤北抗战文化的独特性，使其既在思想和舆论方面对大众进行指引，也为大众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和帮助，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反侵略教育和民族意识的灌输，维系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融合粤北城乡之间文化差异，更好地带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成为粤北抗日救亡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省港名人在韶关创造的文艺作品，提升了粤北抗战文化的水平和影响力，提升了韶关的知名度，为粤北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精神食粮。首先，出版事业突飞猛进。先后出现了《北江日报》等9家报纸和《新华南》等7种刊物。出版机构陡然增至34家。1941年曲江有书店43间，占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印刷厂30间，超过全省总数的一半。其次，报告文学的创作比广州时期更充满血与火的战斗气息。日寇为打通粤汉交通线，1939年上半年先后两次发动对粤北的攻势。文化人纷纷走上前线，以笔当枪。再次，随着一批文艺团体和近百位戏剧工作者汇集曲江，戏剧活动得到相当的普及和提高。知名文艺家吴晓邦、梅耐寒、洪深等来曲江指导。为演好郭沫若创作的《虎符》，李门两次给郭沫若写信请教。郭获悉这部“表演难度很高”的剧本，竟然由青年剧人演出成功，激动得复信李门以示祝贺。最后，音乐十分活跃。音乐人深入农村、前线、军营，开展各种形式的音乐活动。亲身经历第二次粤北会战的何芷创作《良口烽烟曲》，这部充满“泥土味和火药味”的大合唱在粤北流传非常广泛。范莱对《黄河大合唱》各个组成部分作统一的情节安排，并根据各首歌曲的内容和形式配上动人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的舞台场面，使抽象的音乐立体化、形象化。
（三）主要目的旨在宣传动员全民族支持抗日
粤北抗战文化主要目的是为抗战服务，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和凶狠残暴杀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以此唤醒中国同胞的觉醒、爱国热情，鼓舞斗志，动员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这场反法西斯的战争，保卫自己的家园。粤北抗战文化为粤北抗日救亡运动提供思想先导，为抗日救亡运动提供服务，它激励粤北人民团结抗日，取得了粤北一次、二次会战的胜利，此后不久，日本撤离了广东，抗日战争在全国取得了胜利。
（四）以农村为基地，宣传和发动广大农村青年抗日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逐步意识到抗日战争力量薄弱，而广大农村人数众多，需要发动农村青年充实抗日武装革命力量这种情况后，粤北抗日救亡运动团体开始有组织地向基层农村转移，利用文化名人、知识分子扩大抗日宣传统战农村青年，成为粤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工作之一。如1939年3月21至24日，抗先总队部在曲江召开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了今后整个青运的发展途径到战区去，到敌人后方去，深入农村，组织和武装广大的青年，在战争中使广东青年运动更向前推进。抗先队伍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四万多人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中，有相当大部分是工农分子，队伍也开始有了部分武器装备。随着抗先的影响日益扩大，参加抗先的团体和人员不断增多，抗先事实上已成为当时广东青年运动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抗先的活动从城市转到农村，直接担负着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的任务，更加广泛地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五）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缩小粤北城乡差距
曲江成为广东战时文化的新据点后，文化活动频繁向农村推进，带动了粤北及其农村的文化发展，缩小了粤北城乡差距。“战争给新文艺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农村进一步接触了，文艺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接触了。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新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农村与无数小城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的唯一环境……”。1939年1月，省政府迁至粤北曲江，曲江由山区小镇骤变为战时省会。在广州、武汉、香港等地的部分文化人，在曲江得以重新聚集。先后转移到曲江地区的文化人有尚仲衣、陈原、梅龚彬、许崇清、王造时、许杰、胡根天、黄友棣、钟敬文等数百人。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的何家槐、孙慎、沈振黄、麦新、吉联抗等也随张发奎从武汉南下曲江。原来比较落后的粤北山城曲江，随着大批文化人的到来和“文化入伍、文化下乡”运动的展开，成为与昆明、成都齐名的文化据点和广东战时文化中心。陈残云1939年2月3日在曲江写的信说：“卅一晚曾举行一次艺术座谈会，到会人数四十余人，内分四个部门，每部推定负责人……。以后经常举行座谈会，及推进文化工作，打算最短期出版刊物，建立战地文化。”5月4日信又说：“此间文化事业甚为活跃，刊物除《新华南》外，有在付印之《持久战》及妇新运会办的《新妇女》…一市面亦繁盛，比往昔广州差不了多少。”
（六）深入农村，进行文化建设和文艺创作
抗战爆发后，因沿海城市渐次沦入敌手，抗战文化运动也渐趋辐射至内地及广大农村。文化人的文艺创作和文化宣传都脱离了原先的都市环境及受众，代之以教育文化水平落后的城镇乡村区域和农民群体。当战火向粤北蔓延，国民党当局为争取民心，一度对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开展的抗战救亡活动持支持合作的态度，因此文艺工作者们得以深入乡镇山区及前线，開展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创作了一批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报告文学、诗歌、民间文学等作品，给粤北抗日救亡运动带来更有本土味的思想支撑。教育家尚仲衣教授领导的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组员多为国民党进步人士、民主文化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他们在尚仲衣的组织带领下深入部队开展抗战宣传，指导所属部队各级政工单位的宣传工作。
生于粤北翁源的民俗学者张清水在广州沦陷前返回故乡翁源，后被聘任为翁源县第五区高等小学校长。他全身心投入到战时教育改革，提倡“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思想，在全县学校中首创“学校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在教学方面则以推广普通话、开设“文章病院”等方式改良教学方法；在思想教育方面号召师生节衣缩食，捐献财物以救济灾民和慰问前方将士的做法卓有成效，曾受到第四战区司令部和张发奎将军的传令嘉奖。
广东话剧表演艺术家赵如琳在战时省会韶关，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艺术教育方面。他先是参与创办了广东省战时艺术馆；后又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正式的专科学校——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他亲任校长。学校除固定聘请一批教授外，还经常邀请知名艺术家、学者，如洪深、马思聪、熊佛西等人来校讲学，学校被认为是华南的艺术最高学府。
司马文森创作的报告文学集《粤北散记》、钟敬文主编著的《良口之战》作品集，分别报道了中日两次粤北会战，体现了曲江战时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著名诗人蒲风在抗战初期加入了国民党部队，独创了“明信片诗”的形式，随军驻扎在粤北翁源期间，他用即兴创作的方式及时书写战地生活。
粤北抗战文化的独特性，使其既在思想和舆论方面对大众进行指引，也为大众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和帮助，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反侵略教育和民族意识的灌输，维系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融合粤北城乡之间文化差异，更好地带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成为粤北抗日救亡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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