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关于“十四年抗战”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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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7-30
日本学者的“十四年抗战”研究视角
日本学界对于日本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动和进行的战争有多种研究视角，对战争的名称也有多种叫法。其中一部分日本学者主张的“十五年战争”说则比较集中体现了日本学者的“十四年抗战”研究视角。这些学者所说的“十五年战争”是指日本1931年9月18日入侵中国至1945年9月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期间的历史。这段历史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历经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虽然实际持续了14年，但学者们按起始年代的数字计，将其算为15个年头。因此日本的“十五年战争”实际上与“十四年抗战”在战争起止时间界定上完全一致，可以视为日本学者“十四年抗战”研究视角的一种表现。
“十五年战争”一说起源于20世纪五十年代。1956年，日本哲学家、思想家鹤见俊辅在《中央公论》1月号上刊载的《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一文中，首先使用了“十五年战争（1931-1945）”一词，并在同年《中央公论》7月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美国像》一文中，解释自己使用“十五年战争”这一用语的原因。他认为，日本人将1931年至1945年的大战一分为二，把“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这一系列战争看成对华战争，而将太平洋战争理解为对美战争，并且认为日本只是在对美战争中遭遇了失败。这样划分战争时期，显然模糊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因此他希望“现代史家能够设法将昭和6年以来至昭和20年的一系列战争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并给予合适的命名”。
鹤见俊辅提出的“十五年战争”这一名称，不仅仅用于界定战争的时限，也体现着一种强调日本战争责任的历史观。这一用法提出后虽然在日本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领域引发一些反响，但并没有受到更多重视。12年后，1968年家永三郎的《太平洋战争》一书出版才初步改变这种情形。家永三郎在该书中明确指出：“从柳条湖事件到战败投降，日本与诸国之间展开的一系列不可分割的——个人感觉理应如此理解——战争”为“十五年战争”。不过因为当时“十五年战争”影响力尚小，家永三郎在该书出版时，仍然以“太平洋战争”作书名。1974年家永三郎在高中教材《新日本史》的注释里将“十五年战争”这一名称写了进去，亦成为在日本教科书中首先使用“十五年战争”第一人。之后黑羽清隆的《日中十五年战争》（教育社，1977-1979）、今井清一的《体系·日本现代史2：十五年战争与东亚》（日本评论社，1979年）、江口圭一的《昭和之历史4：十五年战争之开幕》（小学馆，1982年）和《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1986年）、藤原彰和今井清一的《十五年战争史》全4卷（青木书店，1988-1989年）等著作相继使用“十五年战争”一词，这一用法在日本逐渐为人所知并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日本现代史研究者江口圭一一直用“十五年战争”论这一框架进行日本现代史研究，并通过执笔撰写日中战争通史等途径扩大影响，为“十五年战争”这一名称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江口圭一认为，日本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14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及9月2日签署投降书这段时期内所发动的一系列包括满洲事变、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在内的对外战争，不是零散、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彼此内在紧密联系并恶性发展的一场战争。因此可以将这三次战争统称为“十五年战争”。并特别指出不考虑中国的动向（抵抗、反侵略）就无法说明日本侵略过程。江口圭一还指出，“九一八”事变未必不可避免地发展为日中全面战争，日中全面战争也未必一定会发展为亚洲太平洋战争，由三个阶段构成的“十五年战争”，并不是命中注定、直线发展的，而是一个充满曲折的发展过程，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事件发展的逻辑是，在日本军部的暗中怂恿和支持下，关东军强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的对立、妥协与合作中，于多种可能性中做出了最坏的选择，使“九一八”事变演变为日中全面战争，进而扩大为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果一发而不可收，一战就是15年。对于战争实际时间只有14年不宜称为“十五年战争”这样的质疑，江口圭一的解释是，如同虚算年龄一样，“十五年战争”是个富有时代感的话语，若把战争爆发之年记作第一年，那么战争结束之年便是第十五年。
战争名称的选定不仅为历史叙事提供了基本的框架与范围，更体现了历史叙事背后的历史观与价值观。日本学者木坂顺一郎指出：“‘十五年战争’一词因其强调了以下三点而在历史认识上有着显著特色：第一，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是在其一以贯之的意图下得以实施的；第二，前一战争所产生的矛盾引发了新的战争，是以三场战争（中国东北战争、中日全面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之关系密不可分；第三，持续15年的中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是将此三场战争接续一体的最大动力。”
日本学界对于日本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动和进行的战争有多种研究视角，对战争的名称也有多种叫法。其中一部分日本学者主张的“十五年战争”说则比较集中体现了日本学者的“十四年抗战”研究视角。这些学者所说的“十五年战争”是指日本1931年9月18日入侵中国至1945年9月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期间的历史。这段历史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历经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虽然实际持续了14年，但学者们按起始年代的数字计，将其算为15个年头。因此日本的“十五年战争”实际上与“十四年抗战”在战争起止时间界定上完全一致，可以视为日本学者“十四年抗战”研究视角的一种表现。
“十五年战争”一说起源于20世纪五十年代。1956年，日本哲学家、思想家鹤见俊辅在《中央公论》1月号上刊载的《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一文中，首先使用了“十五年战争（1931-1945）”一词，并在同年《中央公论》7月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美国像》一文中，解释自己使用“十五年战争”这一用语的原因。他认为，日本人将1931年至1945年的大战一分为二，把“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这一系列战争看成对华战争，而将太平洋战争理解为对美战争，并且认为日本只是在对美战争中遭遇了失败。这样划分战争时期，显然模糊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因此他希望“现代史家能够设法将昭和6年以来至昭和20年的一系列战争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并给予合适的命名”。
鹤见俊辅提出的“十五年战争”这一名称，不仅仅用于界定战争的时限，也体现着一种强调日本战争责任的历史观。这一用法提出后虽然在日本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领域引发一些反响，但并没有受到更多重视。12年后，1968年家永三郎的《太平洋战争》一书出版才初步改变这种情形。家永三郎在该书中明确指出：“从柳条湖事件到战败投降，日本与诸国之间展开的一系列不可分割的——个人感觉理应如此理解——战争”为“十五年战争”。不过因为当时“十五年战争”影响力尚小，家永三郎在该书出版时，仍然以“太平洋战争”作书名。1974年家永三郎在高中教材《新日本史》的注释里将“十五年战争”这一名称写了进去，亦成为在日本教科书中首先使用“十五年战争”第一人。之后黑羽清隆的《日中十五年战争》（教育社，1977-1979）、今井清一的《体系·日本现代史2：十五年战争与东亚》（日本评论社，1979年）、江口圭一的《昭和之历史4：十五年战争之开幕》（小学馆，1982年）和《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1986年）、藤原彰和今井清一的《十五年战争史》全4卷（青木书店，1988-1989年）等著作相继使用“十五年战争”一词，这一用法在日本逐渐为人所知并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日本现代史研究者江口圭一一直用“十五年战争”论这一框架进行日本现代史研究，并通过执笔撰写日中战争通史等途径扩大影响，为“十五年战争”这一名称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江口圭一认为，日本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14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及9月2日签署投降书这段时期内所发动的一系列包括满洲事变、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在内的对外战争，不是零散、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彼此内在紧密联系并恶性发展的一场战争。因此可以将这三次战争统称为“十五年战争”。并特别指出不考虑中国的动向（抵抗、反侵略）就无法说明日本侵略过程。江口圭一还指出，“九一八”事变未必不可避免地发展为日中全面战争，日中全面战争也未必一定会发展为亚洲太平洋战争，由三个阶段构成的“十五年战争”，并不是命中注定、直线发展的，而是一个充满曲折的发展过程，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事件发展的逻辑是，在日本军部的暗中怂恿和支持下，关东军强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的对立、妥协与合作中，于多种可能性中做出了最坏的选择，使“九一八”事变演变为日中全面战争，进而扩大为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果一发而不可收，一战就是15年。对于战争实际时间只有14年不宜称为“十五年战争”这样的质疑，江口圭一的解释是，如同虚算年龄一样，“十五年战争”是个富有时代感的话语，若把战争爆发之年记作第一年，那么战争结束之年便是第十五年。
战争名称的选定不仅为历史叙事提供了基本的框架与范围，更体现了历史叙事背后的历史观与价值观。日本学者木坂顺一郎指出：“‘十五年战争’一词因其强调了以下三点而在历史认识上有着显著特色：第一，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是在其一以贯之的意图下得以实施的；第二，前一战争所产生的矛盾引发了新的战争，是以三场战争（中国东北战争、中日全面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之关系密不可分；第三，持续15年的中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是将此三场战争接续一体的最大动力。”
“十五年战争”是日本进步学者和知识分子站在批判日本侵略战争和批驳保守派、右翼分子美化侵略战争的立场上认识中日战争的一个方向，并一度在日本学术界和社会产生较大影响。但近些年，由于日本现实环境的变化和这一理论框架自身存在诸如对国际关系和战争间的非战争状态关注不够等弱点，这种提法影响力在减弱。“除了在讨论与‘十五年战争’论相关的个别问题以外，一般情况下，‘十五年战争’不再被用作学术用语，学校教育中也不再被使用。”
西方学者关于“十四年抗战”的若干看法
长期以来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研究中，西方学者重视欧洲战场和以美国为主的太平洋战争研究，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研究重视不够。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论著数量有限，研究的学者也屈指可数。然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涉及中国抗日战争研究时，提出或认为中国抗日战争（英文多用Second Sino-Japanese War）应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者也不乏其人。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明确表示认同“十四年抗战”的提法。法国冈城纪念馆馆长史蒂芬尼·格里马尔蒂撰文指出：“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八年抗战’的开始。其实如果把1931年9月视为起点的话，用‘十四年抗战’似乎更合适。欧洲人习惯于将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而事实上中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在此之前就已经被卷入了战争的烽火之中。”法新社记者、《南京1937：为末日之城而战》一书的作者何铭生（PeterHarmsen）在近期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把1931年而不是1937年作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第一年是有道理的”，“虽然1931年日本的人侵曾被美其名日为‘满洲事变’，但实际上是日本对数百年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领土的全面入侵。事实上，从侵略的规模考虑，日军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地区面积比八年后纳粹德国占领波兰西半部领土的5倍还要多。”
二是在撰写文章或组织学术研讨会时，将中日战争界定在1931年开始至1945年结束的十四年，表现了一种事实上的认同。如美国学者戴维·M·戈登在《历史文献：中日战争，1931-1945》一文中即直接将中日战争界定在1931至1945年。这篇研究综述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国内原因、国际背景以及蓄谋已久的野心。2012年1月，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在英国伦敦举办了主题为“中国抗日战争（1931-1945）研究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国际学术讨论会”（New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the War of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1-1945），会期3天，多国学者与会。
三是对中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这样的观点表达自己的兴趣和思考。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一直关注中国学术界对于抗日战争起点问题的研究。他指出，“从地方视角来说，人们同样可以对此提出疑问：将中日战争的时间设定为开始于1937年结束于1945年是否正确？我已经提到这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很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抗日战争在1931年日本攻占满洲的时候就开始了。尽管全面抗战开始于1937年，但是事实是，1931年以后，国民党政权不停地要面对日本的侵略，包括在战场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二战史研究过程中，已出现把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的看法。除了一些著作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作为二战起点外，也有著作将1931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叙事的起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兰登书屋出版社就出版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年鉴1931-1945》，按日记录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入中国至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投降的历史。近年来，相关著作也令人关注。2015年4月，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推出两卷本图书《1937-1947：战争一世界》（1937-1947 TJa guerre-monde）。该书由法国著名国际关系史专家罗伯特·弗兰克教授、抵抗运动史专家阿丽亚·阿格兰教授联袂主编，同时，集聚了法、英、德、意、加、奥等国50余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撰写相关内容。书中明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叙事延伸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5年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特别是1937年中国爆发的全面、大规模的抗击日本入侵的战争。这在西方史学界比较罕见。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和埃文·莫兹利作为少数几位在书写二战历史中强调中国贡献的西方作者，其作品虽然没有明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相联系，但在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却回溯或关注到这一年。他们的写作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1931年日本對中国的侵略开始破坏了自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建立的国际体系，而二战则起源于这种新旧国际秩序间的冲突。
有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中心论视角，英国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教授拉纳·米特的《被遗忘的同盟：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将中国置于二战的核心位置，论述中国在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角色及其贡献，呼吁全世界应该给予中国公正的评价。该书第一部分“战争之路”，专门介绍了中日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国国内从辛亥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内状况以及“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日益走向冲突。
从上述国外学者“十四年抗战”研究视角的情况可以看出：一方面，以“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开端，从“十四年抗战”视角研究中国抗日战争、以至世界反法斯战争，已经是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的认识。另一方面，虽然国内外学者在“十四年抗战”研究视角方面产生了一些交集，但由于研究主体不同，不同国家学者对1931年至1945年这十四年抗日战争历史的关注对象、关注重点和理解层面等，仍然特点各异，留下了学术交流和对话的空间。因此通过深化和加强对抗战史的研究和宣传，增强我们包括“十四年抗战”概念在内的抗战史话语体系、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反映以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中流砥柱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进一步唤醒国际社会认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的重要历史地位，进一步推动国内外学术界在抗战史研究领域更好对接。
西方学者关于“十四年抗战”的若干看法
长期以来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研究中，西方学者重视欧洲战场和以美国为主的太平洋战争研究，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研究重视不够。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论著数量有限，研究的学者也屈指可数。然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涉及中国抗日战争研究时，提出或认为中国抗日战争（英文多用Second Sino-Japanese War）应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者也不乏其人。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明确表示认同“十四年抗战”的提法。法国冈城纪念馆馆长史蒂芬尼·格里马尔蒂撰文指出：“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八年抗战’的开始。其实如果把1931年9月视为起点的话，用‘十四年抗战’似乎更合适。欧洲人习惯于将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而事实上中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在此之前就已经被卷入了战争的烽火之中。”法新社记者、《南京1937：为末日之城而战》一书的作者何铭生（PeterHarmsen）在近期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把1931年而不是1937年作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第一年是有道理的”，“虽然1931年日本的人侵曾被美其名日为‘满洲事变’，但实际上是日本对数百年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领土的全面入侵。事实上，从侵略的规模考虑，日军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地区面积比八年后纳粹德国占领波兰西半部领土的5倍还要多。”
二是在撰写文章或组织学术研讨会时，将中日战争界定在1931年开始至1945年结束的十四年，表现了一种事实上的认同。如美国学者戴维·M·戈登在《历史文献：中日战争，1931-1945》一文中即直接将中日战争界定在1931至1945年。这篇研究综述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国内原因、国际背景以及蓄谋已久的野心。2012年1月，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在英国伦敦举办了主题为“中国抗日战争（1931-1945）研究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国际学术讨论会”（New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the War of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1-1945），会期3天，多国学者与会。
三是对中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这样的观点表达自己的兴趣和思考。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一直关注中国学术界对于抗日战争起点问题的研究。他指出，“从地方视角来说，人们同样可以对此提出疑问：将中日战争的时间设定为开始于1937年结束于1945年是否正确？我已经提到这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很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抗日战争在1931年日本攻占满洲的时候就开始了。尽管全面抗战开始于1937年，但是事实是，1931年以后，国民党政权不停地要面对日本的侵略，包括在战场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二战史研究过程中，已出现把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的看法。除了一些著作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作为二战起点外，也有著作将1931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叙事的起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兰登书屋出版社就出版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年鉴1931-1945》，按日记录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入中国至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投降的历史。近年来，相关著作也令人关注。2015年4月，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推出两卷本图书《1937-1947：战争一世界》（1937-1947 TJa guerre-monde）。该书由法国著名国际关系史专家罗伯特·弗兰克教授、抵抗运动史专家阿丽亚·阿格兰教授联袂主编，同时，集聚了法、英、德、意、加、奥等国50余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撰写相关内容。书中明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叙事延伸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5年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特别是1937年中国爆发的全面、大规模的抗击日本入侵的战争。这在西方史学界比较罕见。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和埃文·莫兹利作为少数几位在书写二战历史中强调中国贡献的西方作者，其作品虽然没有明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相联系，但在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却回溯或关注到这一年。他们的写作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1931年日本對中国的侵略开始破坏了自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建立的国际体系，而二战则起源于这种新旧国际秩序间的冲突。
有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中心论视角，英国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教授拉纳·米特的《被遗忘的同盟：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将中国置于二战的核心位置，论述中国在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角色及其贡献，呼吁全世界应该给予中国公正的评价。该书第一部分“战争之路”，专门介绍了中日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国国内从辛亥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内状况以及“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日益走向冲突。
从上述国外学者“十四年抗战”研究视角的情况可以看出：一方面，以“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开端，从“十四年抗战”视角研究中国抗日战争、以至世界反法斯战争，已经是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的认识。另一方面，虽然国内外学者在“十四年抗战”研究视角方面产生了一些交集，但由于研究主体不同，不同国家学者对1931年至1945年这十四年抗日战争历史的关注对象、关注重点和理解层面等，仍然特点各异，留下了学术交流和对话的空间。因此通过深化和加强对抗战史的研究和宣传，增强我们包括“十四年抗战”概念在内的抗战史话语体系、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反映以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中流砥柱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进一步唤醒国际社会认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的重要历史地位，进一步推动国内外学术界在抗战史研究领域更好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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