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至十六世纪荷兰农村手工业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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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8-07
一
19世纪末以来，西欧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关注中世纪晚期尼德兰农村手工业兴起的原因。到20世纪，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的相关研究最为著名。亨利·皮朗从农村手工业兴起与城市的相对衰落同时发生这一背景出发，推断出中世纪的城市和乡村各有自己的呢绒生产模式。他把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认为城市的生产模式代表了中世纪经济，注定要衰落，而农村的生产模式则代表更先进的模式，未来将进入现代经济。亨利·皮朗提出这个观点后，法国学者埃米尔·库尔纳尔提出了反驳。他反对把中世纪弗兰德尔的呢绒业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阶段的观点。埃米尔·库尔纳尔认为， 12—13世纪城市经济的高峰期，存在许多农村纺织业中心。他证明，14世纪末出现的纺织业中心不是农村，而是城市。之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反对亨利·皮朗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西方学者，如门德尔斯克里特等人将18世纪以前的工业称为“原工业”（Pro-industry），将18世纪之前的工业时代称为“原工业化时代”。这些学者在研究原工业时就较为重视农村手工业 。
在研究中世纪荷兰农村手工业的欧洲学者中，有两派学者值得注意。第一派是以詹森和布罗克曼为代表的学者。詹森研究荷兰农村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和人口增长问题，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他研究的焦点在14世纪下半叶，认为黑死病并没有给荷兰省的人口造成大的影响，只对工资影响较大。1348年后，欧洲各地劳动力匮乏造成工资大幅上涨。而荷兰的工资却没有大幅上涨，这为手工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缓冲期[3]（p.20）。同时，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为手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他的理论被布罗克曼加以细化。布罗克曼发现了黑死病给荷兰省的一些影响，但却不足以对工资形成较大影响。而且农场的分割和农业生产中的一些不利因素，使劳动力有了新的流向，再加上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造成劳动力剩余，也导致了工资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总之，两位学者都将人口和工资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4]（p.833）。总结起来就是，人口和工资的合力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第二派学者以荷兰学者德·波约尔为代表。德·波约尔较为注重农业的发展和其对农村的影响，并研究了1345—1415年泥炭地的下沉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德·波约尔利用政府征收十一税的纪录说明，荷兰省内包括粮食在内的种植业，在14世纪下半叶出现过一段危机，尤其在泥炭地区更严重。他将这时的产量的下降归因于城市的扩张，外来移民涌向城市，以及城市工业的发展使耕地面积缩小[5]（p.266）。在1415年后，泥炭地的下沉促使许多农民改变种植结构，开始种植夏季作物并饲养牲畜。土壤条件发生变化，原先能种植谷物的土地不能再继续种植，这会影响到农民的生计。农村各阶层，如自由农、佃户和领主都会投身工业领域，为农村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和资金。另有一些学者，如范·查登认为，农村耕地质量的下降是农村其他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6]（p.85）。简而言之，第二派学者关注自然条件和城市扩张的影响。以下分别对这两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进行分析。
19世纪末以来，西欧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关注中世纪晚期尼德兰农村手工业兴起的原因。到20世纪，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的相关研究最为著名。亨利·皮朗从农村手工业兴起与城市的相对衰落同时发生这一背景出发，推断出中世纪的城市和乡村各有自己的呢绒生产模式。他把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认为城市的生产模式代表了中世纪经济，注定要衰落，而农村的生产模式则代表更先进的模式，未来将进入现代经济。亨利·皮朗提出这个观点后，法国学者埃米尔·库尔纳尔提出了反驳。他反对把中世纪弗兰德尔的呢绒业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阶段的观点。埃米尔·库尔纳尔认为， 12—13世纪城市经济的高峰期，存在许多农村纺织业中心。他证明，14世纪末出现的纺织业中心不是农村，而是城市。之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反对亨利·皮朗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西方学者，如门德尔斯克里特等人将18世纪以前的工业称为“原工业”（Pro-industry），将18世纪之前的工业时代称为“原工业化时代”。这些学者在研究原工业时就较为重视农村手工业 。
在研究中世纪荷兰农村手工业的欧洲学者中，有两派学者值得注意。第一派是以詹森和布罗克曼为代表的学者。詹森研究荷兰农村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和人口增长问题，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他研究的焦点在14世纪下半叶，认为黑死病并没有给荷兰省的人口造成大的影响，只对工资影响较大。1348年后，欧洲各地劳动力匮乏造成工资大幅上涨。而荷兰的工资却没有大幅上涨，这为手工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缓冲期[3]（p.20）。同时，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为手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他的理论被布罗克曼加以细化。布罗克曼发现了黑死病给荷兰省的一些影响，但却不足以对工资形成较大影响。而且农场的分割和农业生产中的一些不利因素，使劳动力有了新的流向，再加上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造成劳动力剩余，也导致了工资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总之，两位学者都将人口和工资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4]（p.833）。总结起来就是，人口和工资的合力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第二派学者以荷兰学者德·波约尔为代表。德·波约尔较为注重农业的发展和其对农村的影响，并研究了1345—1415年泥炭地的下沉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德·波约尔利用政府征收十一税的纪录说明，荷兰省内包括粮食在内的种植业，在14世纪下半叶出现过一段危机，尤其在泥炭地区更严重。他将这时的产量的下降归因于城市的扩张，外来移民涌向城市，以及城市工业的发展使耕地面积缩小[5]（p.266）。在1415年后，泥炭地的下沉促使许多农民改变种植结构，开始种植夏季作物并饲养牲畜。土壤条件发生变化，原先能种植谷物的土地不能再继续种植，这会影响到农民的生计。农村各阶层，如自由农、佃户和领主都会投身工业领域，为农村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和资金。另有一些学者，如范·查登认为，农村耕地质量的下降是农村其他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6]（p.85）。简而言之，第二派学者关注自然条件和城市扩张的影响。以下分别对这两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进行分析。
从人口统计记录来看，尽管经历黑死病，荷兰省的人口却没有像欧洲其他地区那样大幅下降，只是在14世纪下半叶有少许的下降，从15世纪就开始增长。1347年，人口出现小幅下降但紧跟着恢复增长。在14世纪的上半叶，荷兰省的人口密度已经很大，接近55人/平方千米，在耕地上的人口密度甚至达到75人/平方千米[7]（p.37）。14世纪下半叶，城市人口的增加可以从荷兰省内的大城市——莱顿的人口数据得到证明。莱顿是荷兰省内四个工业最发达城市之一，以纺织业为主，城市人口从1365年的3 000人上升至1400年的6 000人，到1480年左右已达15万人，这之后出现了少许下降。14世纪下半叶，莱顿进入大发展的时期，人口在1480年达到顶峰。15世纪80年代至16世纪70年代，人口有所下降：1574年的人口降至125万人[4]（p.836）。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周围农村。1365—1415年，在城市新增人口中，来自周围农村的人口占70%左右[8] （p.50）。
11—13世纪是西欧的垦荒运动时期。尼德兰中北部的许多农民被乌特勒支主教和荷兰伯爵提供的优厚条件所吸引，投身垦荒运动。劳工相对于土地来说较为短缺，这就使货币工资上涨。在14世纪上半叶，垦荒运动逐渐结束，但工资却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荷兰省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工资相对较高，只有荷兰省北部的一些地方的较低。14世纪40年代，整个荷兰省和欧洲其他地区相比其工资处在较高水平。在1348年后的40年里，欧洲其他地区的工资出现大幅上涨。以白银作为通货，整个英格兰平均约上涨了40%，弗兰德尔的根特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上涨了100%。莱顿上涨幅度较小，且在1348年后其工资上涨的幅度趋缓。荷兰农村的工资和牛津相比仍处在较高水平。14世纪下半叶，荷兰和弗兰德尔的工资均处于较高水平。中部的另一大城市——乌特勒支的工资比莱顿工资较低，与伦敦相同，比牛津和佛罗伦萨略高。整个15世纪，工资的变化表现出了一定的惯性。莱顿、乌特勒支、勒文霍斯特和根特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由于货币工资维持不变，以及荷兰和弗兰德尔的格罗特的贬值，15世纪末，荷兰省和弗兰德尔的工资和英格兰、佛罗伦萨处于相同水平[9]（p.413）。以对小麦的购买力换算，工资的变化展示出了相同的趋势：14世纪下半叶，尤其在1370—1400年，工资大幅上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弗兰德尔。从14世纪40—60年代起，荷兰省的工资比南部地区要高，但之后差距逐渐缩小。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15世纪末[10]（p.409）。
总之，工资在14世纪下半叶开始展现出一定的惯性，荷兰省的高工资水平一直持续到14世纪末。15世纪末，谷物价格较高，使实际工资上涨的趋势放缓，到了1480年后，荷兰省的工资相对较低。从长期看，黑死病给荷兰省造成的影响不如英格兰那么明显，两地工资的比较证明了这一点，但并不表示荷兰省的工资低于其他地区。相反，荷兰省的货币工资和其他地区基本相同。
从工资的变化研究荷兰省在黑死病后的经济表现，说服力并不是很强，因为工资只是生产发展的一个指数，背后的诸多因素不能忽略，且这些因素交织一起，十分复杂。人口和工资是研究荷兰工业的一个角度，但缺乏对雇工结构的分析将会造成对工资的研究范围过窄，不具代表性。雇工的成分较为复杂，如新增的人口有的从事手工业，有的从事农业，或者既是农业雇工，又是手工业雇工，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工资在生产和消费环节中的作用，如对生产成本、劳动力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影响不能忽视，少了这些系统分析，将不足以对其在黑死病后工业的发展进行较全面的解释。
第二派学者关注自然条件和种植结构对农村手工业的影响。1350年后，农村出现了一些问題，尤其在泥炭地区。海平面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使农田的灌溉难度加大，泥炭地的下沉使土壤不再适合种植冬季谷物，荷兰省的农业遭到很大打击。尽管如此，荷兰省的人口没有其他地区减少的幅度大，使荷兰省农业在黑死病后的情况与西欧其他地区有所不同。
以黑死病后的荷兰省赫金兰德地区和乌特勒支北部地区为例，这一地区的农业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14世纪70年代农业产量大幅下降，但从14世纪40—70年代这一长时段看，农业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11]（p.99）。14世纪70年代之后，农业出现恢复表明了人口的下降没有导致农产品产量的下降。15世纪初的农产品产量的下降和人口的下降不存在联系，因为1400年后人口基本维持不变。人口变化不能完全体现出农产品产量的变化。
关于15世纪以来农业危机的解释不能仅局限在自然条件上。例如，荷兰省一个叫马尔斯兰的村子，14世纪70年代，粮食产量开始下降，但90年代开始恢复。15世纪20年代之后，效果明显，1448年后，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并出现了比14世纪还要高的顶点[12]（p.156）。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部分地区在15世纪40年代出现了新的蓄水和灌溉技术。但整个15世纪，这些技术只是在一些地区得到利用。1407—1411年，新的风力灌溉技术开始出现，但新技术的普及15世纪30年代才开始。1440年，第一套推广新灌溉技术和相关投资的规定出现。大体内容是，土地所有者必须投资修建水车和相关设施，这些花费由该地区的农民在10年内偿清，并要支付一定的利息。而且农民要负责维护这些设施，作为回报，他们的土地租金在开始的10年内不会上涨。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工资处于高水平而粮食价格则处于低水平，致使修建新灌溉设施的成本增加。新的水利设施在各地修建的时间不同。15世纪40年代，马斯兰已经普及了新水利设施，而耶斯蒙德地区，在此之前一直未使用新技术。1470年之后，荷兰省的中心地带才开始普及新的灌溉技术[13]（p.257）。1500年，荷兰省的蓄水系统还处于阶段。总共只有不到200个风车在工作，每个只能灌溉1 200公顷，总共能灌溉2万—4万公顷[14]（p.265）。此后，新技术迅速普及。1514年，只需要约1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粮食生产需求，与1350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达到50%—60%才能满足粮食生产需求相比，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了30%[15]（p.406）。在1550年后，新水利技术得到全面推广。由此可知，在农业出现危机时，劳动生产率仍能提高。这也意味着，农村各阶层因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投身其他产业的解释无法成立，反而是劳动力有剩余，才导致剩余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
11—13世纪是西欧的垦荒运动时期。尼德兰中北部的许多农民被乌特勒支主教和荷兰伯爵提供的优厚条件所吸引，投身垦荒运动。劳工相对于土地来说较为短缺，这就使货币工资上涨。在14世纪上半叶，垦荒运动逐渐结束，但工资却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荷兰省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工资相对较高，只有荷兰省北部的一些地方的较低。14世纪40年代，整个荷兰省和欧洲其他地区相比其工资处在较高水平。在1348年后的40年里，欧洲其他地区的工资出现大幅上涨。以白银作为通货，整个英格兰平均约上涨了40%，弗兰德尔的根特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上涨了100%。莱顿上涨幅度较小，且在1348年后其工资上涨的幅度趋缓。荷兰农村的工资和牛津相比仍处在较高水平。14世纪下半叶，荷兰和弗兰德尔的工资均处于较高水平。中部的另一大城市——乌特勒支的工资比莱顿工资较低，与伦敦相同，比牛津和佛罗伦萨略高。整个15世纪，工资的变化表现出了一定的惯性。莱顿、乌特勒支、勒文霍斯特和根特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由于货币工资维持不变，以及荷兰和弗兰德尔的格罗特的贬值，15世纪末，荷兰省和弗兰德尔的工资和英格兰、佛罗伦萨处于相同水平[9]（p.413）。以对小麦的购买力换算，工资的变化展示出了相同的趋势：14世纪下半叶，尤其在1370—1400年，工资大幅上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弗兰德尔。从14世纪40—60年代起，荷兰省的工资比南部地区要高，但之后差距逐渐缩小。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15世纪末[10]（p.409）。
总之，工资在14世纪下半叶开始展现出一定的惯性，荷兰省的高工资水平一直持续到14世纪末。15世纪末，谷物价格较高，使实际工资上涨的趋势放缓，到了1480年后，荷兰省的工资相对较低。从长期看，黑死病给荷兰省造成的影响不如英格兰那么明显，两地工资的比较证明了这一点，但并不表示荷兰省的工资低于其他地区。相反，荷兰省的货币工资和其他地区基本相同。
从工资的变化研究荷兰省在黑死病后的经济表现，说服力并不是很强，因为工资只是生产发展的一个指数，背后的诸多因素不能忽略，且这些因素交织一起，十分复杂。人口和工资是研究荷兰工业的一个角度，但缺乏对雇工结构的分析将会造成对工资的研究范围过窄，不具代表性。雇工的成分较为复杂，如新增的人口有的从事手工业，有的从事农业，或者既是农业雇工，又是手工业雇工，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工资在生产和消费环节中的作用，如对生产成本、劳动力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影响不能忽视，少了这些系统分析，将不足以对其在黑死病后工业的发展进行较全面的解释。
第二派学者关注自然条件和种植结构对农村手工业的影响。1350年后，农村出现了一些问題，尤其在泥炭地区。海平面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使农田的灌溉难度加大，泥炭地的下沉使土壤不再适合种植冬季谷物，荷兰省的农业遭到很大打击。尽管如此，荷兰省的人口没有其他地区减少的幅度大，使荷兰省农业在黑死病后的情况与西欧其他地区有所不同。
以黑死病后的荷兰省赫金兰德地区和乌特勒支北部地区为例，这一地区的农业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14世纪70年代农业产量大幅下降，但从14世纪40—70年代这一长时段看，农业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11]（p.99）。14世纪70年代之后，农业出现恢复表明了人口的下降没有导致农产品产量的下降。15世纪初的农产品产量的下降和人口的下降不存在联系，因为1400年后人口基本维持不变。人口变化不能完全体现出农产品产量的变化。
关于15世纪以来农业危机的解释不能仅局限在自然条件上。例如，荷兰省一个叫马尔斯兰的村子，14世纪70年代，粮食产量开始下降，但90年代开始恢复。15世纪20年代之后，效果明显，1448年后，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并出现了比14世纪还要高的顶点[12]（p.156）。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部分地区在15世纪40年代出现了新的蓄水和灌溉技术。但整个15世纪，这些技术只是在一些地区得到利用。1407—1411年，新的风力灌溉技术开始出现，但新技术的普及15世纪30年代才开始。1440年，第一套推广新灌溉技术和相关投资的规定出现。大体内容是，土地所有者必须投资修建水车和相关设施，这些花费由该地区的农民在10年内偿清，并要支付一定的利息。而且农民要负责维护这些设施，作为回报，他们的土地租金在开始的10年内不会上涨。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工资处于高水平而粮食价格则处于低水平，致使修建新灌溉设施的成本增加。新的水利设施在各地修建的时间不同。15世纪40年代，马斯兰已经普及了新水利设施，而耶斯蒙德地区，在此之前一直未使用新技术。1470年之后，荷兰省的中心地带才开始普及新的灌溉技术[13]（p.257）。1500年，荷兰省的蓄水系统还处于阶段。总共只有不到200个风车在工作，每个只能灌溉1 200公顷，总共能灌溉2万—4万公顷[14]（p.265）。此后，新技术迅速普及。1514年，只需要约1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粮食生产需求，与1350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达到50%—60%才能满足粮食生产需求相比，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了30%[15]（p.406）。在1550年后，新水利技术得到全面推广。由此可知，在农业出现危机时，劳动生产率仍能提高。这也意味着，农村各阶层因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投身其他产业的解释无法成立，反而是劳动力有剩余，才导致剩余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
对第二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可作如下评析：首先，包括土壤质量不再适合种植冬小麦等在内的自然原因不足以解释工业如何发达。采用一些手段，如发明新的灌溉设备等能够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农民在应对自然界的不利条件时，采取的措施无法有力证明其对农村工业的影响。其次，这些学者没有分析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一部分人可以脱离农、畜牧业生产，转入工业领域，成为工业雇工。这是在黑死病后经济处于恢复阶段的大环境下，发展工业所需的基础条件。实际上也是对农业畜牧业和工业的关系的探讨，农业畜牧业应作为工业的生产资料的提供者。应针对荷兰工农业的特点研究工业和农业畜牧业的相互影响，不应仅局限在农业种植结构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上。
二
从整个西欧来看，14世纪以后，农村手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历史阶段。有两种较为普遍的因素促进了农村手工业的发展，这两种因素为荷兰农村手工业发展不可或缺。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但不等于不发展。重犁、马轭、铁马掌、水磨和风磨的广泛使用和改进，是14世纪以后农业发展的基础，其中，重犁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率。13世纪以后，马的使用已较为普遍，许多地区出现了马牛混合编组的犁队，例如，四牛四马混编，或六牛四马混编。在纺织业中，水力作坊广泛用于漂洗和其他最后加工的工序，后来还应用于新发明的意大利的“拈丝机”中。1350年，一种金属拉丝机在纽伦堡发展起来[16]（p.55）。其他手工业部门的新发明和新技术也接连出现。影响较大的有印刷术、鼓风大熔炉、冶炼用的水力锤，从铜矿石中分离白银的熔炉，探测地层的钻杆，马力和水力带动的矿井排水机械，在玻璃制造、烧砖及酿造等工业中使用煤，由水力带动的滚柱拉丝法等等。新技术又促使了许多新丁业，如肥皂、玻璃、明矾、军火等工业的出现。14—15世纪，各种手工业技术向农村全面渗透，使得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西欧农村的经济社会变化。主要是指农奴制的瓦解、农业的商业化发展和货币地租的逐渐流行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分化，许多农民开始从事城乡手工业。在尼德兰大部分地区，特别在佛兰德尔、布拉班特、西兰、荷兰和弗里斯兰，农业的商业化程度迅速提高。农业的商业化发展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影响。对此，约翰·克拉潘说：“由于保有地一再被分割，驱使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成为工资劳动者，他们或者到城市中，或者在村庄或市镇中从事某种工业生产。我们可以发现，在1350年以前，有一批数目相当惊人的产业工人散布在各个村庄中.其中除了我们所料想到的木匠、铁匠、马具匠、屋顶匠、车夫外，还有漂练工、染工、制皂者、硝皮匠、制针匠、黄铜匠，以及许多其他工人。” [17]（p.161）这些有专长的匠人是农村手工业发展的基础，而农村中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是吸引纺织工业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米勒也认为：“农村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因为梳、理、纺和织的工序在生产毛织品中占了整修前劳动力全部价格的70%—90%。” [18]（p.107）
除了以上两种因素，荷兰手工业拥有某些独特的优势。第一，黑死病之前，荷兰手工业的基础较好，工业在黑死病蔓延之时并未受到较大损失。1350年，在手工业上投入的劳动力总数大约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4左右，1450年达到2/5，1550年稍有降低，达1/3[19]（p.56）。工业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并有大量产品出口。第二，荷兰省的地理位置较为适合发展手工业。一是泥炭地有廉价能源；二是河道纵横，出海口较多，运输成本较低。荷兰生产啤酒、腌鱼和硬奶酪等产品较为适合长途运输。第三，需求的上涨也是促进工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如烧砖和粉笔等行业的繁荣就是因为建筑业的发展；草皮的出口是由于生活取暖和工业需求；食品类商品，奶酪、黃油和鱼类等的需求也在上涨；服装的需求导致了纺织业的繁荣，等等[20]（p.135），这些都是推动荷兰手工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上述各类手工业有几个特点。其一，大部分手工业是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21]（p.41）。14世纪，这些产业需要提供大量资金。比如，烧砖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能源，漂白业工人的工资占到总成本的1/4以上，渔业需要船只、锚、绳索、网、桶、盐和鱼食等。同时，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大量进口使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大量出现，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如纱线的进口使纺织业不需要较多劳动力，有充足的资本就可生产纺织品。15世纪以后，染色、漂白、渔业、烧砖和石灰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快速发展。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荷兰共和国成立后[22]（p.206）。其二，一些较为普及的手工业，如酿酒、纺织和造船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不但吸引了大量资金，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 [8]（p.153）。同时，这些行业也迅速延伸至农村。有没有这些行业已不再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主要差异，主要差异是资本和规模。如酿酒和造船就是城市和农村都在发展，只是资本和规模不同。其三，手工业结构有一定优势。烧砖、石灰、运输、渔业和泥炭等行业发展较为迅速。这些行业吸引了大量投资，原材料和生产工具逐渐被商人占有。在资金迅速积累的同时，雇工阶层也在形成。16世纪，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城市里的商人到农村购买土地来投资农业，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渐渐成为手工业雇工。
以上只是从经济方面分析荷兰手工业兴起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期，尼德兰政治经济进入一个较为统一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推动荷兰工商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自12世纪以来，整个尼德兰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但各地直到14世纪中叶前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例如，1200年，尼德兰的主要统治者有：布拉班特公爵、林堡公爵、格尔德斯伯爵、卢森堡伯爵、那慕尔侯爵、弗兰德尔伯爵、荷兰—西兰伯爵、洛恩伯爵、埃诺伯爵，以及列日主教、乌特勒支主教、康布雷主教和图尔奈主教。14世纪晚期，勃艮第家族逐渐利用各类条约和政治婚姻将尼德兰各省统一到勃艮第王朝的统治下。但勃艮第家族的统治只延续到15世纪末。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尼德兰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155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将皇位传给其子菲利普二世，此后，尼德兰属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1568年，尼德兰爆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尼德兰北部和南部形成南北两个政治区域，北部是荷兰共和国，南部仍被西班牙统治。虽然勃艮第王朝只存在了一个世纪，但其对当时尼德兰的政治和经济走向统一做出了贡献。这个世纪里，尼德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中世纪来第一个黄金期。
二
从整个西欧来看，14世纪以后，农村手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历史阶段。有两种较为普遍的因素促进了农村手工业的发展，这两种因素为荷兰农村手工业发展不可或缺。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但不等于不发展。重犁、马轭、铁马掌、水磨和风磨的广泛使用和改进，是14世纪以后农业发展的基础，其中，重犁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率。13世纪以后，马的使用已较为普遍，许多地区出现了马牛混合编组的犁队，例如，四牛四马混编，或六牛四马混编。在纺织业中，水力作坊广泛用于漂洗和其他最后加工的工序，后来还应用于新发明的意大利的“拈丝机”中。1350年，一种金属拉丝机在纽伦堡发展起来[16]（p.55）。其他手工业部门的新发明和新技术也接连出现。影响较大的有印刷术、鼓风大熔炉、冶炼用的水力锤，从铜矿石中分离白银的熔炉，探测地层的钻杆，马力和水力带动的矿井排水机械，在玻璃制造、烧砖及酿造等工业中使用煤，由水力带动的滚柱拉丝法等等。新技术又促使了许多新丁业，如肥皂、玻璃、明矾、军火等工业的出现。14—15世纪，各种手工业技术向农村全面渗透，使得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西欧农村的经济社会变化。主要是指农奴制的瓦解、农业的商业化发展和货币地租的逐渐流行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分化，许多农民开始从事城乡手工业。在尼德兰大部分地区，特别在佛兰德尔、布拉班特、西兰、荷兰和弗里斯兰，农业的商业化程度迅速提高。农业的商业化发展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影响。对此，约翰·克拉潘说：“由于保有地一再被分割，驱使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成为工资劳动者，他们或者到城市中，或者在村庄或市镇中从事某种工业生产。我们可以发现，在1350年以前，有一批数目相当惊人的产业工人散布在各个村庄中.其中除了我们所料想到的木匠、铁匠、马具匠、屋顶匠、车夫外，还有漂练工、染工、制皂者、硝皮匠、制针匠、黄铜匠，以及许多其他工人。” [17]（p.161）这些有专长的匠人是农村手工业发展的基础，而农村中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是吸引纺织工业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米勒也认为：“农村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因为梳、理、纺和织的工序在生产毛织品中占了整修前劳动力全部价格的70%—90%。” [18]（p.107）
除了以上两种因素，荷兰手工业拥有某些独特的优势。第一，黑死病之前，荷兰手工业的基础较好，工业在黑死病蔓延之时并未受到较大损失。1350年，在手工业上投入的劳动力总数大约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4左右，1450年达到2/5，1550年稍有降低，达1/3[19]（p.56）。工业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并有大量产品出口。第二，荷兰省的地理位置较为适合发展手工业。一是泥炭地有廉价能源；二是河道纵横，出海口较多，运输成本较低。荷兰生产啤酒、腌鱼和硬奶酪等产品较为适合长途运输。第三，需求的上涨也是促进工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如烧砖和粉笔等行业的繁荣就是因为建筑业的发展；草皮的出口是由于生活取暖和工业需求；食品类商品，奶酪、黃油和鱼类等的需求也在上涨；服装的需求导致了纺织业的繁荣，等等[20]（p.135），这些都是推动荷兰手工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上述各类手工业有几个特点。其一，大部分手工业是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21]（p.41）。14世纪，这些产业需要提供大量资金。比如，烧砖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能源，漂白业工人的工资占到总成本的1/4以上，渔业需要船只、锚、绳索、网、桶、盐和鱼食等。同时，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大量进口使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大量出现，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如纱线的进口使纺织业不需要较多劳动力，有充足的资本就可生产纺织品。15世纪以后，染色、漂白、渔业、烧砖和石灰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快速发展。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荷兰共和国成立后[22]（p.206）。其二，一些较为普及的手工业，如酿酒、纺织和造船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不但吸引了大量资金，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 [8]（p.153）。同时，这些行业也迅速延伸至农村。有没有这些行业已不再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主要差异，主要差异是资本和规模。如酿酒和造船就是城市和农村都在发展，只是资本和规模不同。其三，手工业结构有一定优势。烧砖、石灰、运输、渔业和泥炭等行业发展较为迅速。这些行业吸引了大量投资，原材料和生产工具逐渐被商人占有。在资金迅速积累的同时，雇工阶层也在形成。16世纪，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城市里的商人到农村购买土地来投资农业，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渐渐成为手工业雇工。
以上只是从经济方面分析荷兰手工业兴起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期，尼德兰政治经济进入一个较为统一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推动荷兰工商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自12世纪以来，整个尼德兰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但各地直到14世纪中叶前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例如，1200年，尼德兰的主要统治者有：布拉班特公爵、林堡公爵、格尔德斯伯爵、卢森堡伯爵、那慕尔侯爵、弗兰德尔伯爵、荷兰—西兰伯爵、洛恩伯爵、埃诺伯爵，以及列日主教、乌特勒支主教、康布雷主教和图尔奈主教。14世纪晚期，勃艮第家族逐渐利用各类条约和政治婚姻将尼德兰各省统一到勃艮第王朝的统治下。但勃艮第家族的统治只延续到15世纪末。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尼德兰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155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将皇位传给其子菲利普二世，此后，尼德兰属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1568年，尼德兰爆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尼德兰北部和南部形成南北两个政治区域，北部是荷兰共和国，南部仍被西班牙统治。虽然勃艮第王朝只存在了一个世纪，但其对当时尼德兰的政治和经济走向统一做出了贡献。这个世纪里，尼德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中世纪来第一个黄金期。
1386年，“勇敢者”菲利普着手加强勃艮第和弗兰德尔的财政管理，并在随后的扩张过程中不断推行财政管理。1433年，荷蘭、泽兰和埃诺被置于勃艮第家族的统治下。1434年，尼德兰的第一种货币“菲尔兰德”（the vierlander）发行。这种货币一开始在这三地流通，随着勃艮第家族领地的扩大，这种货币也开始在弗兰德尔、布拉班特、林堡流通，逐渐成为这7个地区的通行货币[23]（p.111）。货币统一成为尼德兰经济统一的基础。
1446年，“好人”菲利普把弗兰德尔、布拉班特、荷兰、瓦隆弗兰德尔、阿图瓦、埃诺、泽兰、那慕尔、梅赫伦，以及波旁公国的议会代表召集到布鲁日召开联合磋商会议。此后，这种会议经常召开，被称为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在1477—1576年几乎年年召开。三级会议促进了勃艮第王朝的政治统一。“好人”菲利普去世后，其子“大胆”查理继承了对勃艮第、弗兰德尔、阿图瓦、那慕尔、布拉班特、林堡、荷兰、泽兰、埃诺和卢森堡的统治权。“大胆”查理还将家族成员任命为乌特勒支、列日和康布雷三地的主教，以这种方式对三地实施统治。1473年12月，他颁布了《提永维勒法令》（the Edict of Thionville），创立了4个机构。这4个机构分别是：高等法庭、审计院、财政院和税务院[23]（p.112）。此举不但利于筹集军费，还有利于稳定其辖区内的经济。
勃艮第家族统治时期，荷兰商人着手开拓波罗的海市场。当时的荷兰商人经过松德海峡进入波罗的海销售盐、鲱鱼、布匹，并带回谷物、木材和焦油等商品。1433年，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从其伯母巴伐利亚大公夫人雅各芭手中夺取了荷兰。这时正是勃艮第王朝的黄金期，荷兰省的综合实力由此得到加强。此后，汉萨同盟的衰落与荷兰的上升形成鲜明的对照。荷兰商人逐渐开拓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商品市场。阿姆斯特丹、莱顿、哈勒姆和鹿特丹生产的呢绒开始进入原来由汉萨同盟占统治地位的波罗的海市场。
15世纪前10年，荷兰商人进入波罗的海从事贸易引起了汉萨商人的不满，双方发生了一些冲突。1441年，《哥本哈根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汉萨同盟和荷兰争端的结束，也使荷兰商人能继续扩展与波罗的海国家的贸易。克里帕芬和但泽允许荷兰商人拓展和波罗的海东部的贸易[24]（p.374）。同时，勃艮第公爵也尽力同荷兰的主要商业伙伴签订条约，以此保障和波罗的海国家有贸易往来的商人的利益。签约国家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城市有施威尔施维格、霍尔斯坦、万森和其他汉萨同盟城市。15世纪末，荷兰人开辟了从北海绕过斯卡晏角，穿过松德海峡进入波罗的海的航线，这条航线的重要性不久便超过了从汉堡通往吕贝克的陆路运输线。15世纪90年代，丹麦在松德海峡征收通行税的记录表明，通过松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是荷兰的。在随后一个半世纪里，这个比例不断提高[25]（p.81）。荷兰的纺织品由荷兰商人运抵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然后换回谷物、鱼、木材等。总之，波罗的海市场的开拓不但为荷兰纺织业，还为造船业等与海外贸易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尼德兰政治经济的第二个黄金期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即从16世纪初到16世纪中叶。1515年，查理五世购买了弗里斯兰的宗主权，从此开始了他统一尼德兰的步伐。到1528年，除了列日主教区，其他尼德兰地区都归查理五世统治。全尼德兰被划为17个地区。1530年，查理五世统一了尼德兰的政治制度，建立了有效的中央政府；在梅赫伦建立了最高议会，这是哈布斯堡家族在尼德兰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布鲁塞尔建立了联合议会，下辖三个委员会：国务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枢密院。这是尼德兰本地的执政机构，该机构从此没有较大变化，一直存在至1788年。这三个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是国务委员会，由12名来自各地的大诸侯组成，其中大部分为南部大商人。枢密院的组成人员中没有大商人，而是专业的行政人员和法学家。尼德兰各省的最高长官是省长，省长从当地大贵族中选出。但各省通常共处于一个省长的统治下。泽兰、乌特勒支、和荷兰有同一个省长；弗兰德尔、瓦隆弗兰德尔和阿图瓦共有一个省长；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德伦特和上艾瑟尔共有一个省长。由于省长对治下各省情况并不都熟悉，故联合议会和最高议会以司法管辖权来管理各省事务。各省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省议会，省内各城市有自己的市议会。此外，在荷兰省，还有一种名为“巴尔尤夫斯”（baljuws）或“德罗斯坦”（drosten）的机构。此机构一般有16人组成，由布鲁塞尔的联合议会任命，具体负责当地的司法、民事和税收等事务。其角色是作为省议会和小城镇、农村和低洼地之间的纽带[26]（p.38）。 1548年，查理五世将整个尼德兰成为独立的帝国辖区。查理五世颁布了《国事诏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单一继承人制度。1550年，全尼德兰地区开始实施统一的异端法[23]（p.127）。这些举措加强了尼德兰各地的经济联系和国家认同。
尼德兰独立战争爆发后，不断有尼德兰南部的难民和工商业者逃到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北部避难，对尼德兰北部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自16世纪80年代，从尼德兰南部逃到北部的难民和工商业者不断增加，人数在1585—1587年达到顶峰。至16世纪80年代结束，约有10—15万人逃到尼德兰北部。当然，这些人不是全部都留在尼德兰定居，有的逃到德国，有的逃到英国，但其大部分留在了荷兰省和泽兰省并定居下来。例如，1570年至16世纪末，米德堡的人口增加了2倍，达到约3万人，增加的人口主要是来自南方。莱顿的人口在16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一个世纪内几乎没有增加，但此时有了较大增幅。人口从1581年的13万人，增至1600年的26万人。阿姆斯特丹的外来人口最多，约有3万人。到1600年，外来人口占其总人口1/3。哈勒姆的人口从1570年的14万人增加到17世纪初的3万人以上。其他小城市也有相当比例的外来人口。例如，在1600年，代尔夫特的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17%。西兰省的法拉盛在1577年有4 425人，到16世纪80年代末增加了1/3。在16世纪90年代，从南方来的人口占荷兰共和国总人口的10%，在荷兰省和西兰省的比例远高于此[26]（p106）。
1446年，“好人”菲利普把弗兰德尔、布拉班特、荷兰、瓦隆弗兰德尔、阿图瓦、埃诺、泽兰、那慕尔、梅赫伦，以及波旁公国的议会代表召集到布鲁日召开联合磋商会议。此后，这种会议经常召开，被称为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在1477—1576年几乎年年召开。三级会议促进了勃艮第王朝的政治统一。“好人”菲利普去世后，其子“大胆”查理继承了对勃艮第、弗兰德尔、阿图瓦、那慕尔、布拉班特、林堡、荷兰、泽兰、埃诺和卢森堡的统治权。“大胆”查理还将家族成员任命为乌特勒支、列日和康布雷三地的主教，以这种方式对三地实施统治。1473年12月，他颁布了《提永维勒法令》（the Edict of Thionville），创立了4个机构。这4个机构分别是：高等法庭、审计院、财政院和税务院[23]（p.112）。此举不但利于筹集军费，还有利于稳定其辖区内的经济。
勃艮第家族统治时期，荷兰商人着手开拓波罗的海市场。当时的荷兰商人经过松德海峡进入波罗的海销售盐、鲱鱼、布匹，并带回谷物、木材和焦油等商品。1433年，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从其伯母巴伐利亚大公夫人雅各芭手中夺取了荷兰。这时正是勃艮第王朝的黄金期，荷兰省的综合实力由此得到加强。此后，汉萨同盟的衰落与荷兰的上升形成鲜明的对照。荷兰商人逐渐开拓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商品市场。阿姆斯特丹、莱顿、哈勒姆和鹿特丹生产的呢绒开始进入原来由汉萨同盟占统治地位的波罗的海市场。
15世纪前10年，荷兰商人进入波罗的海从事贸易引起了汉萨商人的不满，双方发生了一些冲突。1441年，《哥本哈根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汉萨同盟和荷兰争端的结束，也使荷兰商人能继续扩展与波罗的海国家的贸易。克里帕芬和但泽允许荷兰商人拓展和波罗的海东部的贸易[24]（p.374）。同时，勃艮第公爵也尽力同荷兰的主要商业伙伴签订条约，以此保障和波罗的海国家有贸易往来的商人的利益。签约国家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城市有施威尔施维格、霍尔斯坦、万森和其他汉萨同盟城市。15世纪末，荷兰人开辟了从北海绕过斯卡晏角，穿过松德海峡进入波罗的海的航线，这条航线的重要性不久便超过了从汉堡通往吕贝克的陆路运输线。15世纪90年代，丹麦在松德海峡征收通行税的记录表明，通过松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是荷兰的。在随后一个半世纪里，这个比例不断提高[25]（p.81）。荷兰的纺织品由荷兰商人运抵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然后换回谷物、鱼、木材等。总之，波罗的海市场的开拓不但为荷兰纺织业，还为造船业等与海外贸易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尼德兰政治经济的第二个黄金期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即从16世纪初到16世纪中叶。1515年，查理五世购买了弗里斯兰的宗主权，从此开始了他统一尼德兰的步伐。到1528年，除了列日主教区，其他尼德兰地区都归查理五世统治。全尼德兰被划为17个地区。1530年，查理五世统一了尼德兰的政治制度，建立了有效的中央政府；在梅赫伦建立了最高议会，这是哈布斯堡家族在尼德兰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布鲁塞尔建立了联合议会，下辖三个委员会：国务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枢密院。这是尼德兰本地的执政机构，该机构从此没有较大变化，一直存在至1788年。这三个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是国务委员会，由12名来自各地的大诸侯组成，其中大部分为南部大商人。枢密院的组成人员中没有大商人，而是专业的行政人员和法学家。尼德兰各省的最高长官是省长，省长从当地大贵族中选出。但各省通常共处于一个省长的统治下。泽兰、乌特勒支、和荷兰有同一个省长；弗兰德尔、瓦隆弗兰德尔和阿图瓦共有一个省长；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德伦特和上艾瑟尔共有一个省长。由于省长对治下各省情况并不都熟悉，故联合议会和最高议会以司法管辖权来管理各省事务。各省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省议会，省内各城市有自己的市议会。此外，在荷兰省，还有一种名为“巴尔尤夫斯”（baljuws）或“德罗斯坦”（drosten）的机构。此机构一般有16人组成，由布鲁塞尔的联合议会任命，具体负责当地的司法、民事和税收等事务。其角色是作为省议会和小城镇、农村和低洼地之间的纽带[26]（p.38）。 1548年，查理五世将整个尼德兰成为独立的帝国辖区。查理五世颁布了《国事诏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单一继承人制度。1550年，全尼德兰地区开始实施统一的异端法[23]（p.127）。这些举措加强了尼德兰各地的经济联系和国家认同。
尼德兰独立战争爆发后，不断有尼德兰南部的难民和工商业者逃到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北部避难，对尼德兰北部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自16世纪80年代，从尼德兰南部逃到北部的难民和工商业者不断增加，人数在1585—1587年达到顶峰。至16世纪80年代结束，约有10—15万人逃到尼德兰北部。当然，这些人不是全部都留在尼德兰定居，有的逃到德国，有的逃到英国，但其大部分留在了荷兰省和泽兰省并定居下来。例如，1570年至16世纪末，米德堡的人口增加了2倍，达到约3万人，增加的人口主要是来自南方。莱顿的人口在16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一个世纪内几乎没有增加，但此时有了较大增幅。人口从1581年的13万人，增至1600年的26万人。阿姆斯特丹的外来人口最多，约有3万人。到1600年，外来人口占其总人口1/3。哈勒姆的人口从1570年的14万人增加到17世纪初的3万人以上。其他小城市也有相当比例的外来人口。例如，在1600年，代尔夫特的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17%。西兰省的法拉盛在1577年有4 425人，到16世纪80年代末增加了1/3。在16世纪90年代，从南方来的人口占荷兰共和国总人口的10%，在荷兰省和西兰省的比例远高于此[26]（p106）。
此时的荷兰共和国在接纳如此多外来人口方面有一定优势。其一，宗教改革导致荷兰省和西兰省有很多修道院被没收。多个城市的议会颁布了法令，将这些建筑以较为优惠的条件提供给外来人口，作为其手工作坊和住所。其二，往来在内陆地区的河流上的运输船队和木材仓库为大量房屋，尤其是纺织作坊和纺织工匠住所的建造提供了基础条件[26]（p.210）。因此，外来手工业者到荷兰共和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水准并未下降，这成为荷兰手工业发达的又一个有利因素。
以上重点讨论的是荷兰和整个尼德兰地区的情况，如果将视野放大整个欧洲， 我们将发现有利于荷兰手工业发展的其他因素。16世纪以来，欧洲经济格局的变化为荷兰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首先，大西洋沿岸地区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16世纪，随着殖民运动的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和法国与亚洲、非洲和美洲都建立了直接的商业往来。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城市衰落了，“地中海原来作为东西方贸易中转站的权利被剥夺，热那亚成了西班牙的银行家，威尼斯则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而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却充满了来来往往装着财富的船只”[27]（p.165）。相反，影响世界的大西洋贸易开始兴起，处于大西洋沿岸的城市地位日渐重要，早期的是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城市，如里斯本、塞维利亚等。不久，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北海沿岸城市迅速崛起，逐渐成为欧洲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
16世纪中叶，安特卫普成为全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安特卫普的贸易额已占全尼德兰对外贸易额的70%—80%” [28]（p.59）。 16世纪末，阿姆斯特丹成为西欧的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其地位逐渐超过安特卫普。从17世纪开始，安特卫普的海上贸易的优势地位被阿姆斯特丹取代。阿姆斯特丹已成为整个欧洲最大的谷物市场。这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开拓了亚洲市场，特别是印度，且从印度进口了大批东方棉布和亚麻布，这些产品经过加工之后，再从阿姆斯特丹出口到欧洲各地。荷兰政府甚至允许包括金银在内的一些通货自由输出[29]（p.24）。尼德兰经济中心自16世纪开始北移，由此可以得到证实。
其次，北海与波罗的海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这种经济联系的加强不只体现在德意志汉萨同盟的开拓和发展带来的东西欧商品贸易的繁荣，更重要的体现在16世纪以来，两地市场上主要商品价格几乎相同，变化趋于一致。这反映出北海市场和波罗的海市场逐渐走向统一。16世纪后，两地市场的统一对荷兰手工业产品的出口，尤其是荷兰纺织品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出口有利，这一点成为对荷兰手工业发展有利的国际因素。
1500年以来，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主要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科隆和但泽4个城市间的黑麦贸易出现较为明显的一致性。17世纪，更多城市出现了这种一致性，如哥本哈根、伦敦、斯德哥尔摩。除了黑麦，小麦贸易也有类似情况。美国经济学家维尔以每25年为一个阶段，对1500—1800年间上述几个城市的黑麦和小麦的价格变动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结论是，黑麦和小麦的价格变动呈现出了较为一致的特点。1500—1650年，价格变动的一致性较为稳定，但17世纪末出现了价格变动不太一致等情况。1750年左右又不太稳定，但之后到18世纪结束一直较为稳定[30]（p.437）。有人会认为，这些数据不一定能真实反映价格变动情况，因为这些价格数据是将原产地的价格加上交易成本后得出的，而交易成本是否变化至今仍存在争议。而且若一个地区发生战争，该地区的商品价格会升高，交易成本会随之变化，不能说明这种商品的原产地价格是否发生变化。因而不同地区间的价格联动会受到影响。这种分析有道理。实际上，原产地的商品价格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主要对几个重要的商业中心的价格进行比较，考察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商业中心城市的谷物价格走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地区价格趋于一致的趋势。另外，美国经济学家大卫·S杰克斯还以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谷物价格为参照物，研究了北海和波羅的海谷物市场的联动情况。其结论是，北海和波罗的海两地谷物市场的变动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一致性[31]（p.40）。
三
综上所述，可以对中世纪末荷兰农村工业兴起的原因归纳如下：
第一，14世纪以来，两个基本因素促进了西欧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一是西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各种新技术进入农村手工业；二是西欧农村的经济社会出现变化，即农奴制的瓦解、农业的商业化发展和货币地租的逐渐流行，结果是农村社会开始分化，许多农民开始从事城乡手工业。
第二，从黑死病爆发至14世纪结束，整个西欧的劳动力缺乏和工资的上涨导致生产成本的大幅增加。荷兰省的手工业基础较好，较其他地区还具备一些优势：手工业部门中的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工资涨幅度低于其他地区。在手工业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恢复的情况下，荷兰的资本密集型工业表现出较强优势。15世纪，在经济处于恢复的阶段，人口快速增加、需求上涨有利于荷兰手工业的繁荣。新水利设施和灌溉技术的运用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促进从事手工业的人口增多，再加上工资处于较低水平，这使荷兰的资本密集型手工业的优势进一步显现出来。
第三，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期，尼德兰政治经济进入一个较为统一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中，勃艮第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制定的政策或制度推动了荷兰经济发展。
第四，欧洲经济格局的变化为荷兰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16世纪之前，尼德兰的经济中心是弗兰德尔和布拉班特。进入16世纪，借助于殖民运动的开始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荷兰开始在国际贸易、金融和手工业方面超过中南部。北海和波罗的海两地市场联系的加强为荷兰手工业产品的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西欧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变化是基础，而荷兰手工业具有独特优势，再加上统治者的政策，以及外部环境即欧洲经济格局的变化，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荷兰农村手工业的兴起。
以上重点讨论的是荷兰和整个尼德兰地区的情况，如果将视野放大整个欧洲， 我们将发现有利于荷兰手工业发展的其他因素。16世纪以来，欧洲经济格局的变化为荷兰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首先，大西洋沿岸地区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16世纪，随着殖民运动的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和法国与亚洲、非洲和美洲都建立了直接的商业往来。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城市衰落了，“地中海原来作为东西方贸易中转站的权利被剥夺，热那亚成了西班牙的银行家，威尼斯则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而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却充满了来来往往装着财富的船只”[27]（p.165）。相反，影响世界的大西洋贸易开始兴起，处于大西洋沿岸的城市地位日渐重要，早期的是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城市，如里斯本、塞维利亚等。不久，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北海沿岸城市迅速崛起，逐渐成为欧洲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
16世纪中叶，安特卫普成为全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安特卫普的贸易额已占全尼德兰对外贸易额的70%—80%” [28]（p.59）。 16世纪末，阿姆斯特丹成为西欧的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其地位逐渐超过安特卫普。从17世纪开始，安特卫普的海上贸易的优势地位被阿姆斯特丹取代。阿姆斯特丹已成为整个欧洲最大的谷物市场。这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开拓了亚洲市场，特别是印度，且从印度进口了大批东方棉布和亚麻布，这些产品经过加工之后，再从阿姆斯特丹出口到欧洲各地。荷兰政府甚至允许包括金银在内的一些通货自由输出[29]（p.24）。尼德兰经济中心自16世纪开始北移，由此可以得到证实。
其次，北海与波罗的海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这种经济联系的加强不只体现在德意志汉萨同盟的开拓和发展带来的东西欧商品贸易的繁荣，更重要的体现在16世纪以来，两地市场上主要商品价格几乎相同，变化趋于一致。这反映出北海市场和波罗的海市场逐渐走向统一。16世纪后，两地市场的统一对荷兰手工业产品的出口，尤其是荷兰纺织品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出口有利，这一点成为对荷兰手工业发展有利的国际因素。
1500年以来，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主要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科隆和但泽4个城市间的黑麦贸易出现较为明显的一致性。17世纪，更多城市出现了这种一致性，如哥本哈根、伦敦、斯德哥尔摩。除了黑麦，小麦贸易也有类似情况。美国经济学家维尔以每25年为一个阶段，对1500—1800年间上述几个城市的黑麦和小麦的价格变动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结论是，黑麦和小麦的价格变动呈现出了较为一致的特点。1500—1650年，价格变动的一致性较为稳定，但17世纪末出现了价格变动不太一致等情况。1750年左右又不太稳定，但之后到18世纪结束一直较为稳定[30]（p.437）。有人会认为，这些数据不一定能真实反映价格变动情况，因为这些价格数据是将原产地的价格加上交易成本后得出的，而交易成本是否变化至今仍存在争议。而且若一个地区发生战争，该地区的商品价格会升高，交易成本会随之变化，不能说明这种商品的原产地价格是否发生变化。因而不同地区间的价格联动会受到影响。这种分析有道理。实际上，原产地的商品价格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主要对几个重要的商业中心的价格进行比较，考察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商业中心城市的谷物价格走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地区价格趋于一致的趋势。另外，美国经济学家大卫·S杰克斯还以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谷物价格为参照物，研究了北海和波羅的海谷物市场的联动情况。其结论是，北海和波罗的海两地谷物市场的变动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一致性[31]（p.40）。
三
综上所述，可以对中世纪末荷兰农村工业兴起的原因归纳如下：
第一，14世纪以来，两个基本因素促进了西欧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一是西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各种新技术进入农村手工业；二是西欧农村的经济社会出现变化，即农奴制的瓦解、农业的商业化发展和货币地租的逐渐流行，结果是农村社会开始分化，许多农民开始从事城乡手工业。
第二，从黑死病爆发至14世纪结束，整个西欧的劳动力缺乏和工资的上涨导致生产成本的大幅增加。荷兰省的手工业基础较好，较其他地区还具备一些优势：手工业部门中的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工资涨幅度低于其他地区。在手工业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恢复的情况下，荷兰的资本密集型工业表现出较强优势。15世纪，在经济处于恢复的阶段，人口快速增加、需求上涨有利于荷兰手工业的繁荣。新水利设施和灌溉技术的运用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促进从事手工业的人口增多，再加上工资处于较低水平，这使荷兰的资本密集型手工业的优势进一步显现出来。
第三，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期，尼德兰政治经济进入一个较为统一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中，勃艮第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制定的政策或制度推动了荷兰经济发展。
第四，欧洲经济格局的变化为荷兰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16世纪之前，尼德兰的经济中心是弗兰德尔和布拉班特。进入16世纪，借助于殖民运动的开始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荷兰开始在国际贸易、金融和手工业方面超过中南部。北海和波罗的海两地市场联系的加强为荷兰手工业产品的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西欧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变化是基础，而荷兰手工业具有独特优势，再加上统治者的政策，以及外部环境即欧洲经济格局的变化，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荷兰农村手工业的兴起。
[參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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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lockmans， W. P.，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plague in the Low Countries， 1349-1500”，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no.58，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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