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红军系列文物故事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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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10-31
一、1934—1936年袁子钦在长征时用的公文包
1935年5月，袁子钦所在的红五军团接上级命令，掩护红军大部队从皎平渡巧渡金沙江。时任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的袁子钦把精心准备好的材料装入这专用公文包（图1），随同军团首长深入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在阵地上坚守了9天9夜，保证了全军官兵在激战中一直保持昂扬的斗志，顺利渡过金沙江。袁子钦在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把各种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的各种宣传材料装在公文包里，抓紧时机在各个阵营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这个公文包一直陪伴着袁子钦胜利到达陕北。
袁子钦（1908—1968），福建省上杭县白砂鄉人。1929年入伍，次年入党。长征途中，他一直随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行军、打仗。担任过红五军团政治部党务科科长、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曾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后，入中央党校第二期党训班学习。毕业后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先后在政治部担任组织干事、组织科副科长、五大队政治处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二、1936年戴镜元破译密电码用的钢笔
被毛泽东称为“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的戴镜元，长征时任中革军委红星纵队第四分队党支部书记，负责电台工作，承担着通信联络和侦听敌军情报的重要任务。长征途中，在极度艰险的环境中，他和战友们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坚守岗位，连续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情报保障工作，为毛主席实施正确指挥、率领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3月10日，戴镜元用这支钢笔在纸上圈圈画画（图2），破译了国民党军正调兵遣将、在打鼓新场周围布下“口袋”的电报。中央政治局根据破译的情报，放弃了原定的进攻计划，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巧渡金沙江时，中央根据戴镜元用这支钢笔整理破译的国民党军队的调遣计划，准确计算出国民党军队抵达金沙江畔的时间，从容指挥红军利用几条渡船胜利过江。
戴镜元（1919—2008），福建省永定县岐岭乡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永定暴动，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10月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任中革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1936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随中共代表团团长李克农到陕西洛川与国民党军将领张学良、王以哲商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事宜。同年4月，又随同周恩来、李克农到延安与张学良再次举行会谈。在两次会谈中，均负责机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三、1934—1936年孔瑞云在长征中挖野菜用的铜汤匙
1934年10月，时任红十二军第一百零八团团部书记的孔瑞云随部队参加长征。途中，老百姓不了解红军，一见到红军部队就跑，红军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军粮供应出现极大困难。特别是进入茫茫大草地后，部队出现了断粮情况。为了给战士们找吃的，孔瑞云带领战士寻找各种无毒的野草、野菜。途中，中央命令轻装急行军，部队留下武器和食物，其余东西都扔掉了，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想找根木棍都无法实现。孔瑞云急中生智、就地取材，用随身携带的这把汤匙挖野草、野菜（图3）。解放后，孔瑞云回忆说，过草地时他都无法计算到底吃下多少用这把汤匙挖的野草野菜。
孔瑞云（1917—1992），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人。1932年入伍。1933年由团转党。长征期间历任红一师政治处宣传队队长、宣传干事。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任装备部部长。1955年进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学习，毕业后任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师长。1958年11月任六十七军参谋长。1960年2月任济南军区后勤部部长。1962年2月任六十七军副军长。1966年7月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1979年12月调内长山要塞区司令员。1981年6月任山东省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为少将。
四、长征时期王奇才用的马褡子
1934年10月，王奇才随部队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8月，长征部队进行整编，王奇才到五团任卫生队长。在长征队伍中，他年岁稍长，处处以身作则，像老大哥一样关怀下级，大家都亲切地称他“王老头”。他的马不是让给伤员就是用来给大家驮东西，挂在马背上的马褡子里总是满满当当（图4）。有一次，一个年轻的战士小王因为生病，走路一摇三晃，王奇才不由分说抢过他的随身物品往马褡子里塞。但里面已经装了十几个战士的东西，实在没有空间可以塞了，小王赶紧说：“没事，我能行！”抢回米袋等继续往前走，王奇才顿了顿，从马褡子里取出自己的包袱，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小战士前面：“把包袱给我！这是命令！”说着，强制性帮他卸下包袱往马褡子里塞。
他的模范行动和平易近人的作风鼓舞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当时，红军天天要跑路，天天要打仗，天天要流血牺牲。伤病员与日俱增，又缺医少药，给红军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正巧在战斗中俘虏了一些敌军医生，王奇才耐心地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宣传红军的政策，晓以革命道理，关心他们的生活。行军中看到他们生病或者饥饿走不动时，跟对待自己的同志一样，用自己的马褡子帮助他们减轻负担。这些医生从王奇才身上看到了革命队伍中官兵之间的新型关系，也看到了人生的正路和革命的希望。他们之中大多数都心甘情愿地留下来，和红军同甘共苦，为红军战士医伤治病。
1935年5月，袁子钦所在的红五军团接上级命令，掩护红军大部队从皎平渡巧渡金沙江。时任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的袁子钦把精心准备好的材料装入这专用公文包（图1），随同军团首长深入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在阵地上坚守了9天9夜，保证了全军官兵在激战中一直保持昂扬的斗志，顺利渡过金沙江。袁子钦在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把各种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的各种宣传材料装在公文包里，抓紧时机在各个阵营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这个公文包一直陪伴着袁子钦胜利到达陕北。
袁子钦（1908—1968），福建省上杭县白砂鄉人。1929年入伍，次年入党。长征途中，他一直随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行军、打仗。担任过红五军团政治部党务科科长、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曾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后，入中央党校第二期党训班学习。毕业后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先后在政治部担任组织干事、组织科副科长、五大队政治处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二、1936年戴镜元破译密电码用的钢笔
被毛泽东称为“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的戴镜元，长征时任中革军委红星纵队第四分队党支部书记，负责电台工作，承担着通信联络和侦听敌军情报的重要任务。长征途中，在极度艰险的环境中，他和战友们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坚守岗位，连续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情报保障工作，为毛主席实施正确指挥、率领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3月10日，戴镜元用这支钢笔在纸上圈圈画画（图2），破译了国民党军正调兵遣将、在打鼓新场周围布下“口袋”的电报。中央政治局根据破译的情报，放弃了原定的进攻计划，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巧渡金沙江时，中央根据戴镜元用这支钢笔整理破译的国民党军队的调遣计划，准确计算出国民党军队抵达金沙江畔的时间，从容指挥红军利用几条渡船胜利过江。
戴镜元（1919—2008），福建省永定县岐岭乡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永定暴动，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10月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任中革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1936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随中共代表团团长李克农到陕西洛川与国民党军将领张学良、王以哲商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事宜。同年4月，又随同周恩来、李克农到延安与张学良再次举行会谈。在两次会谈中，均负责机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三、1934—1936年孔瑞云在长征中挖野菜用的铜汤匙
1934年10月，时任红十二军第一百零八团团部书记的孔瑞云随部队参加长征。途中，老百姓不了解红军，一见到红军部队就跑，红军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军粮供应出现极大困难。特别是进入茫茫大草地后，部队出现了断粮情况。为了给战士们找吃的，孔瑞云带领战士寻找各种无毒的野草、野菜。途中，中央命令轻装急行军，部队留下武器和食物，其余东西都扔掉了，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想找根木棍都无法实现。孔瑞云急中生智、就地取材，用随身携带的这把汤匙挖野草、野菜（图3）。解放后，孔瑞云回忆说，过草地时他都无法计算到底吃下多少用这把汤匙挖的野草野菜。
孔瑞云（1917—1992），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人。1932年入伍。1933年由团转党。长征期间历任红一师政治处宣传队队长、宣传干事。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任装备部部长。1955年进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学习，毕业后任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师长。1958年11月任六十七军参谋长。1960年2月任济南军区后勤部部长。1962年2月任六十七军副军长。1966年7月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1979年12月调内长山要塞区司令员。1981年6月任山东省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为少将。
四、长征时期王奇才用的马褡子
1934年10月，王奇才随部队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8月，长征部队进行整编，王奇才到五团任卫生队长。在长征队伍中，他年岁稍长，处处以身作则，像老大哥一样关怀下级，大家都亲切地称他“王老头”。他的马不是让给伤员就是用来给大家驮东西，挂在马背上的马褡子里总是满满当当（图4）。有一次，一个年轻的战士小王因为生病，走路一摇三晃，王奇才不由分说抢过他的随身物品往马褡子里塞。但里面已经装了十几个战士的东西，实在没有空间可以塞了，小王赶紧说：“没事，我能行！”抢回米袋等继续往前走，王奇才顿了顿，从马褡子里取出自己的包袱，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小战士前面：“把包袱给我！这是命令！”说着，强制性帮他卸下包袱往马褡子里塞。
他的模范行动和平易近人的作风鼓舞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当时，红军天天要跑路，天天要打仗，天天要流血牺牲。伤病员与日俱增，又缺医少药，给红军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正巧在战斗中俘虏了一些敌军医生，王奇才耐心地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宣传红军的政策，晓以革命道理，关心他们的生活。行军中看到他们生病或者饥饿走不动时，跟对待自己的同志一样，用自己的马褡子帮助他们减轻负担。这些医生从王奇才身上看到了革命队伍中官兵之间的新型关系，也看到了人生的正路和革命的希望。他们之中大多数都心甘情愿地留下来，和红军同甘共苦，为红军战士医伤治病。
王奇才（1903—1976），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人，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在长征途中历任军团卫生部部长、政委。到达陕北后任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北省軍区副政委，曾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60年1月任河北省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五、长征时期曹菊如保存的两毫银币
曹菊如（1901-1981），福建龙岩县（今新罗区）红坊镇人。1930年8月，曹菊如参加了中国革命斗争，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7日，筹划中的闽西工农银行成立，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后兼任总务科科长及营业科科长、银行党支部书记。1932年曹菊如任国家银行总行会计科科长。1934年10月曹菊如编入军委直属纵队，随中央红军长征。
长征时，国家银行组成一个大队，编为十五大队，毛泽民行长任政治委员，曹菊如任支部书记。这个大队有100多个运输员，挑着100多副担子，其中有几十担银行自造的白洋，几十担纸币、银币和一批印纸币的机器、材料等，还配有一个连的警卫护送部队。路途中山高路窄，拥挤不堪，行军速度很慢，拖累着战斗部队不能迅速行军。曹菊如挑着一担子的纸币跟着队伍从闽西、赣南出发。路途中，为了确保部队财产的安全，曹菊如与十五大队一起和100多副担子寸步不离。吃饭时，就地把担子当饭桌；睡觉时，把担子当枕头和床铺。历尽艰难险阻，挺进湖南。到湖南的潇水附近，队伍奉命轻装前进，曹菊如和毛泽民商定后忍痛把印纸币的机器、材料丢弃，十五大队的行军速度大大提高。在进入遵义之前，为了充实战斗部队，十五大队的警卫部队被调离，编制缩小，落在曹菊如肩上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二渡赤水后，曹菊如所在的十五大队奉命进一步轻装，烧毁了大部分纸币，埋掉一部分铜钱，担子所剩不多，由大队轮换着挑。这样，十五大队才得以每天100多里的速度和大部队一起急行。在挺进云南、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川西藏族居住区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过草地前，曹菊如所在的国家银行大队大部分同志被分散到其他部队，并再一次接到轻装向甘肃前进的命令。曹菊如把行军中用不着的东西以及一些材料、文件、纸币等全烧毁，最后只剩了两担装有黄金、银币等贵重物品的担子，由曹菊如同志和两位运输员同志护送。
红军终于到达陕北，曹菊如等人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银担也安全到达。其中的两枚银毫成为曹菊如一生的念想，成为珍贵的记忆（图5）。
六、长征时期黄乎做手术用的镊子
在红军长征那个艰苦的岁月中，各种医疗物资极度缺乏，每一件医疗工具都显得异常珍贵。这把镊子为黄乎的战利品，它通长15.8厘米，宽3厘米，高1.2厘米，重38.9克，铝质，银色，呈树杈形，镊身中部呈螺纹饰，下部铭文为“C.Y.R”，上部铭文为“JETTER&SCHEER”，属国家二级文物（图6）。它看起来很普通，跟现在的医用镊子比起来甚至会感觉有点粗糙。但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镊子在黄乎的手中为战斗中受伤的指战员缝合了无数的伤口，也从他们身上取出过数不清的子弹和弹片。这把珍贵的镊子随黄乎经历了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先后参加了平型关、莱芜、孟良崮、淮海和渡江等战役战斗，是黄乎精湛的医术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的见证。新中国成立后，黄乎仍然精心保存着这把陪他战斗多年的镊子。
黄乎（1916—2016），福建省上杭县南阳乡（原属长汀）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黄乎被分配到红一军团所属的团、师和军团野战医院及军团教导大队担任医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安徽省卫生厅厅长及党组书记、中央卫生部干部进修学院党委书记及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世事沧桑，斗转星移，睹物思人。几十年过去了，文物的使用者都已离开人世，祖国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长征中福建闽西儿女和广大红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的必胜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锐意进取的精气神，弘扬红军长征的红色基因而踏浪前行。
五、长征时期曹菊如保存的两毫银币
曹菊如（1901-1981），福建龙岩县（今新罗区）红坊镇人。1930年8月，曹菊如参加了中国革命斗争，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7日，筹划中的闽西工农银行成立，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后兼任总务科科长及营业科科长、银行党支部书记。1932年曹菊如任国家银行总行会计科科长。1934年10月曹菊如编入军委直属纵队，随中央红军长征。
长征时，国家银行组成一个大队，编为十五大队，毛泽民行长任政治委员，曹菊如任支部书记。这个大队有100多个运输员，挑着100多副担子，其中有几十担银行自造的白洋，几十担纸币、银币和一批印纸币的机器、材料等，还配有一个连的警卫护送部队。路途中山高路窄，拥挤不堪，行军速度很慢，拖累着战斗部队不能迅速行军。曹菊如挑着一担子的纸币跟着队伍从闽西、赣南出发。路途中，为了确保部队财产的安全，曹菊如与十五大队一起和100多副担子寸步不离。吃饭时，就地把担子当饭桌；睡觉时，把担子当枕头和床铺。历尽艰难险阻，挺进湖南。到湖南的潇水附近，队伍奉命轻装前进，曹菊如和毛泽民商定后忍痛把印纸币的机器、材料丢弃，十五大队的行军速度大大提高。在进入遵义之前，为了充实战斗部队，十五大队的警卫部队被调离，编制缩小，落在曹菊如肩上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二渡赤水后，曹菊如所在的十五大队奉命进一步轻装，烧毁了大部分纸币，埋掉一部分铜钱，担子所剩不多，由大队轮换着挑。这样，十五大队才得以每天100多里的速度和大部队一起急行。在挺进云南、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川西藏族居住区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过草地前，曹菊如所在的国家银行大队大部分同志被分散到其他部队，并再一次接到轻装向甘肃前进的命令。曹菊如把行军中用不着的东西以及一些材料、文件、纸币等全烧毁，最后只剩了两担装有黄金、银币等贵重物品的担子，由曹菊如同志和两位运输员同志护送。
红军终于到达陕北，曹菊如等人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银担也安全到达。其中的两枚银毫成为曹菊如一生的念想，成为珍贵的记忆（图5）。
六、长征时期黄乎做手术用的镊子
在红军长征那个艰苦的岁月中，各种医疗物资极度缺乏，每一件医疗工具都显得异常珍贵。这把镊子为黄乎的战利品，它通长15.8厘米，宽3厘米，高1.2厘米，重38.9克，铝质，银色，呈树杈形，镊身中部呈螺纹饰，下部铭文为“C.Y.R”，上部铭文为“JETTER&SCHEER”，属国家二级文物（图6）。它看起来很普通，跟现在的医用镊子比起来甚至会感觉有点粗糙。但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镊子在黄乎的手中为战斗中受伤的指战员缝合了无数的伤口，也从他们身上取出过数不清的子弹和弹片。这把珍贵的镊子随黄乎经历了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先后参加了平型关、莱芜、孟良崮、淮海和渡江等战役战斗，是黄乎精湛的医术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的见证。新中国成立后，黄乎仍然精心保存着这把陪他战斗多年的镊子。
黄乎（1916—2016），福建省上杭县南阳乡（原属长汀）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黄乎被分配到红一军团所属的团、师和军团野战医院及军团教导大队担任医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安徽省卫生厅厅长及党组书记、中央卫生部干部进修学院党委书记及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世事沧桑，斗转星移，睹物思人。几十年过去了，文物的使用者都已离开人世，祖国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长征中福建闽西儿女和广大红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的必胜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锐意进取的精气神，弘扬红军长征的红色基因而踏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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