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州博物馆馆藏南宋戗金漆奁图案谈宋代坐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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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10-31
一、藏品情况介绍
常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朱漆戗金莲瓣式人物花卉纹奁，于1978年江苏常州武进区村前蒋塘南宋墓中出土。通高21.3厘米，外径19.2厘米，木胎，内髹黑漆，外髹朱漆，为十二棱六出莲瓣圆筒造形。奁分盖、盘、中、底四层，每层接合处以银扣镶口，既可坚固器物，又起美观之用（图1、图2）。出土时，盘内盛菱边形铜镜；中层盛木梳、竹篦、竹剔签、银扣镶口的圆筒形漆粉盒；底层内放小锡罐、小瓷盒[3]。
奁盒朱漆表面的装饰图案所采用的戗金工艺是该文物最为人瞩目之处——这是国内出土的首件宋代戗金漆器實物。戗金是一种难度较大的髹饰技法，指在固化的素漆地上用刀尖或针锥等尖状物镂刻、戗划出点、线花纹，然后在凹陷的花纹中填嵌金箔或泥金来制作金色细纹图案的做法。与填漆不同的是，戗金形成的花纹不与漆地平齐，完成后仍露出阴文划迹，这可使图案更为细腻立体。王世襄先生根据出土材料指出至迟在西汉中期已经有戗金漆器[4]。目前关于戗金工艺的记载，最早见于元末陶宗仪所著《辍耕录》。明代漆工黄成的《髹饰录》中记载：“鎗金，鎗或作戗，或作创，一名镂金，戗银，朱地黑质共可饰。细钩纤皴，运刀要流畅而忌结节。物象细钩之间，一一划刷丝为妙。”[5]宋代戗金漆器长期以来未见实物，这件戗金漆奁的出土，改变了过去认为宋代漆器多一色不施装饰的看法，为宋代漆工史增添了重要材料[6]。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奁盖内侧有“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10字朱书铭文，记录了漆器的产地、制造者姓名和品质：“新河”是温州城里街巷的名字，“金念五郎”为制作匠人的名字，“上牢”表示器物坚固质量上乘，整句话类似现今的商标广告。由文献记载可知，温州是宋代漆器生产的中心之一，温州漆器在当时享有盛誉。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一条下就提到了南宋临安城中的“彭家温州漆器铺”。这件戗金妆奁既代表了宋代漆器工艺发展的最高成就，亦是彼时高度繁荣的温州漆器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将其定为“国宝级”文物。
该奁盖面上戗刻描绘了仕女游园之景，二主一仆在铺设而成的石径上漫步。二主人头梳高髻，身着宋人女子典型的花罗直领对襟衫，抱团扇的女子正以手轻挽持折扇的女子，二人俱是颔首凑颈，似在轻声细说着闺阁趣事。侍童以手捧瓶恭立一旁。人物四周以湖石、草木加以点缀，突出了春夏之交的时令气息。人物左侧安放一坐墩——这件描绘精细的家具便是下文的讨论重点。奁身外壁上还戗金装饰有牡丹、莲花、梅花、芙蓉等四时花卉。匠师运用戗金技法，将人物形象刻画得生动细腻，在表达世俗题材之时仍呈现出宋代器物典雅秀美的时代特点。
二、从藤墩图案谈宋代坐墩
奁盖装饰图案中出现的这件圆形坐墩，应由藤条编制而成，侧面为七个依次相连的藤圈，自然形成七处开光。藤条煣出的弧度使坐墩中腹部向外膨出形似鼓状，圆形底圈下有小足支撑。藤墩上铺设丝缕状织物，既增加使用时的舒适度，又起到装饰的作用。
墩，原意为土堆，此处引申指有坚实基础的坐具，与由腿足支撑的凳、杌等无靠背坐具在结构造型上有所区别。清朱琰《陶说》：“墩与杌子异，杌子有足。”[7] 坐墩在中国古代家具史长河中出现的时间较早。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认为唐代妇女使用的束腰坐具“筌台”（或称“筌蹄”）是从战国以来妇女熏香取暖时所用的薰笼演变而来，“绣墩”也与之有紧密的联系[8]。笔者认为筌台类腰鼓式坐具极可能是传自外域，敦煌壁画对此有大量展现。这类坐具与墩在造型上相差较大，墩在我国应有本土的发展脉络。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可以明确的是，坐墩伴随着高坐起居方式的发展确立而日益流行，到了两宋时期已成为最为日常的坐具形式，并历经明清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完善而一直沿用至今。现存两宋时期的文献和绘画材料中均有大量对于坐墩家具的描述，如《宋史·丁谓传》记：“（帝）遂赐座。左右欲设墩，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乃更以杌进，即入中书视事如故。”[9]收录于《四库》别集的《欧阳修集》中也有对坐墩使用的记录。
从已知文献、图像和实物材料看，鼓形圆墩是宋代坐墩的主要样式。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记广西地区铜鼓时便形容“其制如坐墩”[10]。更有一些圆墩直接模仿鼓的外观并做出鼓钉等装饰，被称为“鼓墩”；因其上常覆有一方丝织物，又被称作“绣墩”。不过，两宋时期的坐墩并非仅囿于圆形。《辽史》卷百十六“高墩”条：“辽《排班图》，有高墩、矮墩、方墩之列。自大丞相至阿扎割只，皆墩官也。”[11] 此处不仅提到了坐墩有高矮、方圆之分，更有益于我们研究坐墩的等级与使用情况，这一点在后面会进一步论述。
漆奁上描绘的这件坐墩应为藤条编制而成，这是宋代坐墩最为常见的形式。宋人邓椿在《画继》卷十《杂说》中就记载了宋徽宗传授画院众史孔雀升飞藤墩必先举左脚的故事。竹藤类材质因其清凉、轻便、坚固耐用等诸多优点而经常被用来制作家具，尤其是椅、墩、绳床这类在使用时需要频繁挪动的坐具。藤墩上可铺设由织物或动物毛皮做成的软垫，秀雅大方，美观实用，深受宋人喜爱。传世两宋绘画中出现了大量的藤墩形象，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赵佶的《文会图》（图3）、宋佚名《宋人人物图》、南宋刘松年《唐五学士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宋佚名《浴婴图》等。考古所见藤墩形象较少，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有作为花几功能出现的藤墩类家具。
常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朱漆戗金莲瓣式人物花卉纹奁，于1978年江苏常州武进区村前蒋塘南宋墓中出土。通高21.3厘米，外径19.2厘米，木胎，内髹黑漆，外髹朱漆，为十二棱六出莲瓣圆筒造形。奁分盖、盘、中、底四层，每层接合处以银扣镶口，既可坚固器物，又起美观之用（图1、图2）。出土时，盘内盛菱边形铜镜；中层盛木梳、竹篦、竹剔签、银扣镶口的圆筒形漆粉盒；底层内放小锡罐、小瓷盒[3]。
奁盒朱漆表面的装饰图案所采用的戗金工艺是该文物最为人瞩目之处——这是国内出土的首件宋代戗金漆器實物。戗金是一种难度较大的髹饰技法，指在固化的素漆地上用刀尖或针锥等尖状物镂刻、戗划出点、线花纹，然后在凹陷的花纹中填嵌金箔或泥金来制作金色细纹图案的做法。与填漆不同的是，戗金形成的花纹不与漆地平齐，完成后仍露出阴文划迹，这可使图案更为细腻立体。王世襄先生根据出土材料指出至迟在西汉中期已经有戗金漆器[4]。目前关于戗金工艺的记载，最早见于元末陶宗仪所著《辍耕录》。明代漆工黄成的《髹饰录》中记载：“鎗金，鎗或作戗，或作创，一名镂金，戗银，朱地黑质共可饰。细钩纤皴，运刀要流畅而忌结节。物象细钩之间，一一划刷丝为妙。”[5]宋代戗金漆器长期以来未见实物，这件戗金漆奁的出土，改变了过去认为宋代漆器多一色不施装饰的看法，为宋代漆工史增添了重要材料[6]。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奁盖内侧有“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10字朱书铭文，记录了漆器的产地、制造者姓名和品质：“新河”是温州城里街巷的名字，“金念五郎”为制作匠人的名字，“上牢”表示器物坚固质量上乘，整句话类似现今的商标广告。由文献记载可知，温州是宋代漆器生产的中心之一，温州漆器在当时享有盛誉。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一条下就提到了南宋临安城中的“彭家温州漆器铺”。这件戗金妆奁既代表了宋代漆器工艺发展的最高成就，亦是彼时高度繁荣的温州漆器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将其定为“国宝级”文物。
该奁盖面上戗刻描绘了仕女游园之景，二主一仆在铺设而成的石径上漫步。二主人头梳高髻，身着宋人女子典型的花罗直领对襟衫，抱团扇的女子正以手轻挽持折扇的女子，二人俱是颔首凑颈，似在轻声细说着闺阁趣事。侍童以手捧瓶恭立一旁。人物四周以湖石、草木加以点缀，突出了春夏之交的时令气息。人物左侧安放一坐墩——这件描绘精细的家具便是下文的讨论重点。奁身外壁上还戗金装饰有牡丹、莲花、梅花、芙蓉等四时花卉。匠师运用戗金技法，将人物形象刻画得生动细腻，在表达世俗题材之时仍呈现出宋代器物典雅秀美的时代特点。
二、从藤墩图案谈宋代坐墩
奁盖装饰图案中出现的这件圆形坐墩，应由藤条编制而成，侧面为七个依次相连的藤圈，自然形成七处开光。藤条煣出的弧度使坐墩中腹部向外膨出形似鼓状，圆形底圈下有小足支撑。藤墩上铺设丝缕状织物，既增加使用时的舒适度，又起到装饰的作用。
墩，原意为土堆，此处引申指有坚实基础的坐具，与由腿足支撑的凳、杌等无靠背坐具在结构造型上有所区别。清朱琰《陶说》：“墩与杌子异，杌子有足。”[7] 坐墩在中国古代家具史长河中出现的时间较早。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认为唐代妇女使用的束腰坐具“筌台”（或称“筌蹄”）是从战国以来妇女熏香取暖时所用的薰笼演变而来，“绣墩”也与之有紧密的联系[8]。笔者认为筌台类腰鼓式坐具极可能是传自外域，敦煌壁画对此有大量展现。这类坐具与墩在造型上相差较大，墩在我国应有本土的发展脉络。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可以明确的是，坐墩伴随着高坐起居方式的发展确立而日益流行，到了两宋时期已成为最为日常的坐具形式，并历经明清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完善而一直沿用至今。现存两宋时期的文献和绘画材料中均有大量对于坐墩家具的描述，如《宋史·丁谓传》记：“（帝）遂赐座。左右欲设墩，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乃更以杌进，即入中书视事如故。”[9]收录于《四库》别集的《欧阳修集》中也有对坐墩使用的记录。
从已知文献、图像和实物材料看，鼓形圆墩是宋代坐墩的主要样式。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记广西地区铜鼓时便形容“其制如坐墩”[10]。更有一些圆墩直接模仿鼓的外观并做出鼓钉等装饰，被称为“鼓墩”；因其上常覆有一方丝织物，又被称作“绣墩”。不过，两宋时期的坐墩并非仅囿于圆形。《辽史》卷百十六“高墩”条：“辽《排班图》，有高墩、矮墩、方墩之列。自大丞相至阿扎割只，皆墩官也。”[11] 此处不仅提到了坐墩有高矮、方圆之分，更有益于我们研究坐墩的等级与使用情况，这一点在后面会进一步论述。
漆奁上描绘的这件坐墩应为藤条编制而成，这是宋代坐墩最为常见的形式。宋人邓椿在《画继》卷十《杂说》中就记载了宋徽宗传授画院众史孔雀升飞藤墩必先举左脚的故事。竹藤类材质因其清凉、轻便、坚固耐用等诸多优点而经常被用来制作家具，尤其是椅、墩、绳床这类在使用时需要频繁挪动的坐具。藤墩上可铺设由织物或动物毛皮做成的软垫，秀雅大方，美观实用，深受宋人喜爱。传世两宋绘画中出现了大量的藤墩形象，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为赵佶的《文会图》（图3）、宋佚名《宋人人物图》、南宋刘松年《唐五学士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宋佚名《浴婴图》等。考古所见藤墩形象较少，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有作为花几功能出现的藤墩类家具。
螺钿工艺也被用于宋代坐墩的制作中。所谓“螺钿”，具体是指用蚌制物为嵌料，镶附在以漆作地的器物表面而组成纹样图案的装饰工艺的总称。这种装饰技法历史悠久，具有费时、费工、费料的特点，多为宫廷富贵之家所用。宋代苏汉臣在《秋庭婴戏图》中描绘的两个坐墩就采用了黑地细花螺钿装饰工艺（图4），坐墩为中空鼓状，用材纤薄。墩身有七个等分椭圆形开光，墩面绷细席，通体髹黑漆，外部用螺钿装饰出细密繁复的卷草花卉纹样，展现出华美富贵的气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漆墩底部都有角状小足，与常州博物馆所藏戗金漆奁上的藤墩类似，学者崔咏雪认为这似是北宋末南宋初之际改变的特征[12] 。
近年来，在对吉州窑遗址进行勘探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南宋绿釉鼓墩的残件（图5），以实物材料证实了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瓷墩的前身所在。此外，《南宋馆阁录》卷二中还出现了关于石墩和瓦墩的记载。
三、坐墩的使用与宋人日常
家具是人们日常起居生活的物质承载，起居方式的改变清晰地反映在家具的变化上，而对家具的研究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古人起居制度的转变过程。殷周时期一般席地而坐，汉代盛行坐床、榻，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人和汉化的少数民族仍坚持跪坐，在庄重正式的场合下更是如此。但由于儒学名教的动摇，一部分清谈名士和隐者已突破跪坐而蹲踞[14]。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人仍以跪坐为主流，但从跪坐向垂足而坐的发展趋势已难以被传统仪礼所阻挡，在冲突与反复中不断向前发展。唐五代时期是跪坐、盘腿坐与垂足坐并行的时代。一直到两宋，垂足高坐的习惯才最终成为主流并一直延续至今。本文所讨论的宋代坐墩，就是在高坐制度完全成熟的时空里所使用的家具形式。
从文献和传世绘画对坐墩的刻写可以看出，坐墩的使用场所、场合丰富多样。既可用于室内，据使用需要增设，体现“随添随撤”的特点；又可用于室外，供人在游园玩赏、文会雅集时就坐和休憩，常州博物馆所藏戗金漆奁上描绘的就是贵族妇女在春夏之际游园玩赏的情景。
宋代史料中对使用坐墩的记载多与御前赐座相关。除了上文提到的《宋史·丁谓传》外，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记录了北宋宰相王珪在蕊珠殿召对时被赐坐“紫花墩”[15]。坐墩在御前的使用还与官员的级别相关。《辽史·国语解》中出现了“墩官”一词，根据文意可知，“墩官”即指辽国官员出列朝会时可以坐墩的官员，不同形制的坐墩所对应的官员等级应存在差异。《宋史》记宋代“宴飨”制度：“使相坐以绣墩；参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罽毯；军都指挥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绦席。” [16]有明一代参酌宋典，继续沿袭了这种坐墩之制。
雅集是宋代文人士大夫极为重要的社交活动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雅集的形式多种多样，可涉及品茗、观画、博古、宴饮、游园等内容。从传世的文会雅集题材的绘画看，多是在树石掩映的室外平地上摆设可供多人围坐的大型桌案。藤墩因其材质轻便，适于搬移挪动；高矮俱有，易配桌案高度；不过于正式而又文雅得体的特点，成为围坐宴饮时最常使用的坐具。北宋范镇《东斋记事》有记：“仁皇朝，内侍张宗礼无为山烧香，得古柏围数丈，中空可以施卧榻坐墩。予目为自然庵。其上枝叶郁然，前有竹径，设童子如迎客之状，甚可爱赏。”[17]直至今日，每每读到这段文字时都感到惬意无比。需要注意的是，坐墩同交椅、胡床这类可以折叠、更易携带的坐具在使用场合上还有所差异，前者多用于庭院、园林、园囿之中，后者则更适用于踏春、出游、公巡这类长距离的户外活动。
四、结语
常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南宋戗金花卉人物奁，既为我们展现出南宋时期成熟精湛的漆器制作技艺，补足了宋代漆工史的实物空白，又折射出南宋商业往来的繁盛图景。奁盖装饰图案中出现的藤墩图像，反映出宋代家具的真实面貌和使用情况，是研究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史的宝贵资料。宋代坐墩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其造型与风格深受宋人审美和宋代工艺美术整体风格的影响。用材纤巧，线条柔和，装饰精细，简中有繁而富于变化，这些特征都为明清家具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到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1]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9.
[2]常州博物馆50周年典藏丛书·漆木金银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6-17.
[3]陈晶，陈丽华.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清理纪要[J].考古，1986（3）：247.
[4]王世襄.髹饰录解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138.
[5]王世襄.髹饰录解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136.
[6]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1.
[7]（清）朱琰.陶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201.
[8]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328-329.
[9]（元）脱脱撰.宋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6832.
[10]（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校注[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41.
[11]（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40.
[12]崔永雪.中国家具史·坐具篇[M].臺北：明文书局，1989.
[13]张文江，李育远，袁胜文.吉州窑遗址近几年考古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J].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6）：30.
[14]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J].中国史研究，1994（4）：102.
[15]（宋）张邦基.墨庄漫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45.
[16]（元）脱脱等.宋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705.
[17]（宋）范镇.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东斋记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0：9.
近年来，在对吉州窑遗址进行勘探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南宋绿釉鼓墩的残件（图5），以实物材料证实了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瓷墩的前身所在。此外，《南宋馆阁录》卷二中还出现了关于石墩和瓦墩的记载。
三、坐墩的使用与宋人日常
家具是人们日常起居生活的物质承载，起居方式的改变清晰地反映在家具的变化上，而对家具的研究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古人起居制度的转变过程。殷周时期一般席地而坐，汉代盛行坐床、榻，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人和汉化的少数民族仍坚持跪坐，在庄重正式的场合下更是如此。但由于儒学名教的动摇，一部分清谈名士和隐者已突破跪坐而蹲踞[14]。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人仍以跪坐为主流，但从跪坐向垂足而坐的发展趋势已难以被传统仪礼所阻挡，在冲突与反复中不断向前发展。唐五代时期是跪坐、盘腿坐与垂足坐并行的时代。一直到两宋，垂足高坐的习惯才最终成为主流并一直延续至今。本文所讨论的宋代坐墩，就是在高坐制度完全成熟的时空里所使用的家具形式。
从文献和传世绘画对坐墩的刻写可以看出，坐墩的使用场所、场合丰富多样。既可用于室内，据使用需要增设，体现“随添随撤”的特点；又可用于室外，供人在游园玩赏、文会雅集时就坐和休憩，常州博物馆所藏戗金漆奁上描绘的就是贵族妇女在春夏之际游园玩赏的情景。
宋代史料中对使用坐墩的记载多与御前赐座相关。除了上文提到的《宋史·丁谓传》外，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记录了北宋宰相王珪在蕊珠殿召对时被赐坐“紫花墩”[15]。坐墩在御前的使用还与官员的级别相关。《辽史·国语解》中出现了“墩官”一词，根据文意可知，“墩官”即指辽国官员出列朝会时可以坐墩的官员，不同形制的坐墩所对应的官员等级应存在差异。《宋史》记宋代“宴飨”制度：“使相坐以绣墩；参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罽毯；军都指挥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绦席。” [16]有明一代参酌宋典，继续沿袭了这种坐墩之制。
雅集是宋代文人士大夫极为重要的社交活动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雅集的形式多种多样，可涉及品茗、观画、博古、宴饮、游园等内容。从传世的文会雅集题材的绘画看，多是在树石掩映的室外平地上摆设可供多人围坐的大型桌案。藤墩因其材质轻便，适于搬移挪动；高矮俱有，易配桌案高度；不过于正式而又文雅得体的特点，成为围坐宴饮时最常使用的坐具。北宋范镇《东斋记事》有记：“仁皇朝，内侍张宗礼无为山烧香，得古柏围数丈，中空可以施卧榻坐墩。予目为自然庵。其上枝叶郁然，前有竹径，设童子如迎客之状，甚可爱赏。”[17]直至今日，每每读到这段文字时都感到惬意无比。需要注意的是，坐墩同交椅、胡床这类可以折叠、更易携带的坐具在使用场合上还有所差异，前者多用于庭院、园林、园囿之中，后者则更适用于踏春、出游、公巡这类长距离的户外活动。
四、结语
常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南宋戗金花卉人物奁，既为我们展现出南宋时期成熟精湛的漆器制作技艺，补足了宋代漆工史的实物空白，又折射出南宋商业往来的繁盛图景。奁盖装饰图案中出现的藤墩图像，反映出宋代家具的真实面貌和使用情况，是研究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史的宝贵资料。宋代坐墩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其造型与风格深受宋人审美和宋代工艺美术整体风格的影响。用材纤巧，线条柔和，装饰精细，简中有繁而富于变化，这些特征都为明清家具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到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1]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9.
[2]常州博物馆50周年典藏丛书·漆木金银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6-17.
[3]陈晶，陈丽华.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清理纪要[J].考古，1986（3）：247.
[4]王世襄.髹饰录解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138.
[5]王世襄.髹饰录解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136.
[6]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1.
[7]（清）朱琰.陶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201.
[8]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328-329.
[9]（元）脱脱撰.宋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6832.
[10]（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校注[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41.
[11]（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40.
[12]崔永雪.中国家具史·坐具篇[M].臺北：明文书局，1989.
[13]张文江，李育远，袁胜文.吉州窑遗址近几年考古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J].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6）：30.
[14]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J].中国史研究，1994（4）：102.
[15]（宋）张邦基.墨庄漫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45.
[16]（元）脱脱等.宋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705.
[17]（宋）范镇.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东斋记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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