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时变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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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8-04
一、引言
国际市场定价和价格波动剧烈是石油价格的两个典型的特点。特别是二十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油价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地大涨大跌：国际油价此处以布伦特油价为例。先是从20美元/桶持续攀升到2008年7月金融危机前的最高点134美元/桶；金融危机爆发后骤降到40美元/桶；此后又迅速反弹并在2011年到2014年6月间大致维持在110美元/桶上下；从2014年6月开始再次大幅下跌，最低点曾跌破30美元/桶（图1）。作为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基础能源和化工原材料，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于一个国家国内的一般物价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而且石油对外依存度在过去二十年间不断提高，2015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到60% 数据来源为《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的变动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物价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二十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几轮石油价格周期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更是引起了市场参与者、经济学研究者、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以及更广泛舆论的高度关注。
但是，石油价格对一般物价水平的传导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石油价格变动对一国物价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国际石油价格变动会直接对国内成品油以及其他石油提炼物价格产生影响，如汽油、柴油、润滑油、沥青等。其中，占主体地位的是成品油。这是国际石油价格影响国内物价的第一个环节。直接效应的影响比较直观，且相对容易测算。例如，假设成品油在我国CPI中的权重是0.5%，这意味着如果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或下跌）10%且1：1地传导至国内成品油价格，那么直接效应会造成我国CPI上涨（或下跌）0.05个百分点。当然，在现实中，由于我国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国际石油价格向成品油价格的传导并非1：1。即便是在完全市场化的国家，由于市场微观结构的作用，傳导也不一定完全是1：1的。
间接效应是指国际石油价格变动通过影响成品油价格和化工产品价格进而传导至其他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例如，国际石油价格变动会通过影响汽油价格从而导致交通运输服务的价格变动。再如，通过影响化肥价格从而引起农产品价格变动。而交通运输服务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又会进一步传导至食品饮料、纺织等制造业产品等等。同时，这些物价水平的变化还有可能进一步引起名义工资的调整，进而形成物价与工资之间的双向循环。间接效应是一个复杂的多向传导系统，难以进行直观的直接测算，需要借助于投入产出表或行业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加以量化研究。
研究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于国内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不仅是宏观经济学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而且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借鉴。一方面，对于居民和家庭而言，通货膨胀是影响其福利水平的重要经济变量；对于企业和金融机构而言，通货膨胀会直接影响到其面临的实际利率，影响投融资收益和成本。另一方面，对于中央银行等宏观调控政策制定者而言，通货膨胀也是其需要密切关注的变量。目前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将稳定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或者核心目标之一。可以说，国际石油价格变动与国内通货膨胀的关系是货币政策决策制定者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对于石油对外依存度高的大国开放经济体而言尤其如此，在国际油价周期性涨跌幅度较大的时期尤为如此。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在一个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考虑到我国的成品油价格尚未完全放开、并非由市场供求自由决定（史丹，2003）的特殊性，我们在研究中重点考虑油价通胀传导的时变特征，尤其是以1998Q2/Q3为断点考察了1998年6月成品油价格改革这一制度变革前后，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通胀的不同影响。另外，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两阶段方法”来考察石油价格变动不同类型冲击——“石油供给冲击” “总需求冲击”和“石油个体性需求冲击”——对于我国一般物价的异质性影响。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文章接下来的组织结构是：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第四部分是对结构性冲击的分解及其影响研究；最后是简单的总结。
二、文献综述
从方法论上而言，文献中有关石油价格对一般物价影响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投入产出表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研究，第二类是基于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前一类研究从投入产出的视角分析石油价格变动对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物价的影响，是一种结构性分析方法，具有较为明确的经济学微观基础。代表性的研究有于渤、迟春洁、苏国福（2002），魏涛远（2002），任泽平、刘起运、潘文卿（2007），林伯强、牟敦国（2008），林伯强、王锋（2009），任泽平（2012），王继源、陈璋、陈光（2015）等。但这类方法的缺点是，由于投入产出表数据发布的频率较低，而基于某些特定年份的投入产出系数的测算难以适应像我国这样产业结构快速变化的经济体。同时，这一类研究往往也难以考虑替代效应对一般物价的影响。
第二类研究基于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方法。这一类研究的优点是模型设定相对更为灵活，且可供使用的数据资料更为丰富。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经济学基础。当然，纳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的时间序列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如Blanchard 和 Gali（2007）等。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油价通胀传导的文献运用的是基于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其中，又可以细分为如下两个小类。
国际市场定价和价格波动剧烈是石油价格的两个典型的特点。特别是二十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油价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地大涨大跌：国际油价此处以布伦特油价为例。先是从20美元/桶持续攀升到2008年7月金融危机前的最高点134美元/桶；金融危机爆发后骤降到40美元/桶；此后又迅速反弹并在2011年到2014年6月间大致维持在110美元/桶上下；从2014年6月开始再次大幅下跌，最低点曾跌破30美元/桶（图1）。作为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基础能源和化工原材料，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于一个国家国内的一般物价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而且石油对外依存度在过去二十年间不断提高，2015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到60% 数据来源为《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的变动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物价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二十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几轮石油价格周期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更是引起了市场参与者、经济学研究者、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以及更广泛舆论的高度关注。
但是，石油价格对一般物价水平的传导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石油价格变动对一国物价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国际石油价格变动会直接对国内成品油以及其他石油提炼物价格产生影响，如汽油、柴油、润滑油、沥青等。其中，占主体地位的是成品油。这是国际石油价格影响国内物价的第一个环节。直接效应的影响比较直观，且相对容易测算。例如，假设成品油在我国CPI中的权重是0.5%，这意味着如果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或下跌）10%且1：1地传导至国内成品油价格，那么直接效应会造成我国CPI上涨（或下跌）0.05个百分点。当然，在现实中，由于我国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国际石油价格向成品油价格的传导并非1：1。即便是在完全市场化的国家，由于市场微观结构的作用，傳导也不一定完全是1：1的。
间接效应是指国际石油价格变动通过影响成品油价格和化工产品价格进而传导至其他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例如，国际石油价格变动会通过影响汽油价格从而导致交通运输服务的价格变动。再如，通过影响化肥价格从而引起农产品价格变动。而交通运输服务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又会进一步传导至食品饮料、纺织等制造业产品等等。同时，这些物价水平的变化还有可能进一步引起名义工资的调整，进而形成物价与工资之间的双向循环。间接效应是一个复杂的多向传导系统，难以进行直观的直接测算，需要借助于投入产出表或行业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加以量化研究。
研究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于国内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不仅是宏观经济学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而且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借鉴。一方面，对于居民和家庭而言，通货膨胀是影响其福利水平的重要经济变量；对于企业和金融机构而言，通货膨胀会直接影响到其面临的实际利率，影响投融资收益和成本。另一方面，对于中央银行等宏观调控政策制定者而言，通货膨胀也是其需要密切关注的变量。目前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将稳定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或者核心目标之一。可以说，国际石油价格变动与国内通货膨胀的关系是货币政策决策制定者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对于石油对外依存度高的大国开放经济体而言尤其如此，在国际油价周期性涨跌幅度较大的时期尤为如此。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在一个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考虑到我国的成品油价格尚未完全放开、并非由市场供求自由决定（史丹，2003）的特殊性，我们在研究中重点考虑油价通胀传导的时变特征，尤其是以1998Q2/Q3为断点考察了1998年6月成品油价格改革这一制度变革前后，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通胀的不同影响。另外，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两阶段方法”来考察石油价格变动不同类型冲击——“石油供给冲击” “总需求冲击”和“石油个体性需求冲击”——对于我国一般物价的异质性影响。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文章接下来的组织结构是：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第四部分是对结构性冲击的分解及其影响研究；最后是简单的总结。
二、文献综述
从方法论上而言，文献中有关石油价格对一般物价影响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投入产出表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研究，第二类是基于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前一类研究从投入产出的视角分析石油价格变动对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物价的影响，是一种结构性分析方法，具有较为明确的经济学微观基础。代表性的研究有于渤、迟春洁、苏国福（2002），魏涛远（2002），任泽平、刘起运、潘文卿（2007），林伯强、牟敦国（2008），林伯强、王锋（2009），任泽平（2012），王继源、陈璋、陈光（2015）等。但这类方法的缺点是，由于投入产出表数据发布的频率较低，而基于某些特定年份的投入产出系数的测算难以适应像我国这样产业结构快速变化的经济体。同时，这一类研究往往也难以考虑替代效应对一般物价的影响。
第二类研究基于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方法。这一类研究的优点是模型设定相对更为灵活，且可供使用的数据资料更为丰富。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经济学基础。当然，纳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的时间序列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如Blanchard 和 Gali（2007）等。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油价通胀传导的文献运用的是基于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其中，又可以细分为如下两个小类。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方法的第一小类研究采用单方程回归模型及其变种。这类研究通常以CPI或其他物价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石油价格变动、其他控制变量以及相关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来考察石油价格变动对物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的模型变种还包括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ECM）、状态空间模型、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等。代表性的研究有Hamilton（1983），Hooker（2002），De Gregorio et al. （2007），Chen （2009），王彬、李成、馬文涛（2010），Hamilton（2011）等。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方法的第二小类研究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及其变种。相关的研究有De Gregorio et al.（2007），Blanchard 和 Gali （2007），Kilian （2009），Herrera 和 Pesavento （2009），林伯强、王锋（2009），张斌、徐建炜（2010），吴振信、薛冰、王书平（2011），Blanchard 和 Riggi （2013），Baumeister 和 Kilian（2014）等。
从研究结论来看，已有文献中关于石油价格影响中国一般物价水平的量化研究，结论尚存有争议。整体来看，少数研究认为石油价格对我国物价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代表性的研究如王彬、李成、马文涛（2010），他们运用GARCH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与国际油价的动态相关系数显著弱于美国，国际油价对中国通货膨胀不存在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而对于美国通货膨胀则存在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
但是，大部分研究的结论表明石油价格对我国物价水平存在某种程度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表明石油价格上涨会导致我国通胀率上升，方差分解结果显示石油价格因子的占比约为8%。林伯强、王锋（2009）运用2002年投入产出表数据的测算显示，在无价格管制的情况下，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10%对我国CPI的潜在影响为0.297%，对我国PPI的潜在影响为1.105%；在能源价格受管制的情况下，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10%对我国CPI的潜在影响为0.05%，对我国PPI的潜在影响为0.558%。张斌、徐建炜（2010）运用SVAR模型的研究发现，石油价格上涨会对CPI产生长期的正向影响，证实了输入型通胀的存在性。任泽平（2012）运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CGE方法的测算结果显示，原油价格上涨10%对CPI的潜在影响和实际影响分别为0.49%和0.31%，对PPI的潜在影响和实际影响分别为1.18%和0.83%。针对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王继源、陈璋、陈光（2015）运用201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的测算显示，油价一次性下降50%将拉低我国CPI和PPI分别2.48、5.3个百分点；但这是潜在影响，根据任泽平（2012），实际影响应小于潜在影响。中国人民银行马骏等研究人员根据CGE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测算显示，年均油价下降10%会导致我国年均CPI下降0.2-0.3个百分点 。详见《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于2015年1月17日在和讯财经年会上的发言全文》，中国经济新闻网：http：//www.cet.com.cn/nypd/zcjd/1443693.shtml。
石油价格影响一般物价的时变特征在现有文献中受到的关注比较有限。任泽平（2012）的研究还显示，我国物价水平对国际原油价格的反应随时间变化越来越敏感：1987年、1997年、2002年、2005年和2007年，原油价格波动10%对我国CPI的影响分别为0.16、0.22、0.30、0.39和0.49，呈渐进增强的趋势，2007年的影响程度是1987年的三倍。王继源、陈璋、陈光（2015）的研究也证实我国一般物价水平对石油价格的影响从1992年到2010年越来越显著。这类文章的研究方法类似，都是以投入产出表内含的投入产出关系为依据，将原油价格变动直接作为成本变动考虑进来，以此测算物价随之而来的变化。投入产出法有两个非常强的假设，即价格变化完全不影响生产成本构成，以及价格传导是瞬时的，前者忽略了替代效应，而后者使我们无法观察价格传导的时滞。事实上，替代效应非常重要，很多研究生产函数的文章（如余淼杰，2010；陈永伟和胡伟民，2013）都发现中间投入品在企业生产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忽略各类投入成本之间的替代效应会带来有偏的估计结果。考虑时变系数的时间序列模型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
国际上，研究石油价格变动对不同国家物价水平影响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我们这里重点围绕一个与时变特征紧密相关的话题进行讨论。
国际文献中一个被普遍证实的现象是：石油价格变动对发达国家一般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在弱化。Hooker（2002）的研究发现石油价格对美国通货膨胀的贡献在1981年存在一个结构性断点，在此之前贡献大，在此之后贡献很小。LeBlanc 和 Chinn （2004）对G5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石油价格10%的上升对通胀的直接影响约为0.1-0.8个百分点。De Gregorio et al. （2007）对更多国家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油价向通胀传导的下降是一个普遍现象。Blanchard 和 Gali （2007）以1983年为分界点采用SVAR方法进行估计，发现石油价格冲击对GDP和CPI的影响在1983年之后的样本区间显著弱于1983年之前的样本区间，后一个时期相对于前一个时期石油价格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幅度下降了超过一半。滚动回归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相关的研究还有Chen （2009），Herrera 和 Pesavento （2009）等。
关于国际文献中发现的石油影响一般物价水平的上述时变特征，最有代表性的对比是：二十世纪70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都经历了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然而石油价格冲击对主要国家的影响在这两个时期却大不相同，前一个时期伴随着低增长、高通胀，即“滞胀”；而后一个时期则伴随着高增长、低通胀。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Barsky 和 Kilian（2002）指出，1970年代的滞胀并不是由石油供给冲击导致的，而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美联储和其他OECD国家央行在1970年代早期没有采取货币扩张政策的话，那么滞胀本可能避免。Blanchard 和 Gali （2007）构建新凯恩斯理论模型，指出导致上述变化的原因在于三点：一是石油使用强度的下降；二是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具有弹性；三是货币政策盯住通胀的目标更有信誉。Blanchard 和 Riggi （2013） 拓展了上述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实际工资粘性下降和货币政策信誉提升的作用。类似地，Chen （2009）的研究发现本币升值、对通胀反应更积极的货币政策、更高的贸易开放度三个因素能够解释油价传导的弱化。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方法的第二小类研究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及其变种。相关的研究有De Gregorio et al.（2007），Blanchard 和 Gali （2007），Kilian （2009），Herrera 和 Pesavento （2009），林伯强、王锋（2009），张斌、徐建炜（2010），吴振信、薛冰、王书平（2011），Blanchard 和 Riggi （2013），Baumeister 和 Kilian（2014）等。
从研究结论来看，已有文献中关于石油价格影响中国一般物价水平的量化研究，结论尚存有争议。整体来看，少数研究认为石油价格对我国物价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代表性的研究如王彬、李成、马文涛（2010），他们运用GARCH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与国际油价的动态相关系数显著弱于美国，国际油价对中国通货膨胀不存在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而对于美国通货膨胀则存在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
但是，大部分研究的结论表明石油价格对我国物价水平存在某种程度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表明石油价格上涨会导致我国通胀率上升，方差分解结果显示石油价格因子的占比约为8%。林伯强、王锋（2009）运用2002年投入产出表数据的测算显示，在无价格管制的情况下，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10%对我国CPI的潜在影响为0.297%，对我国PPI的潜在影响为1.105%；在能源价格受管制的情况下，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10%对我国CPI的潜在影响为0.05%，对我国PPI的潜在影响为0.558%。张斌、徐建炜（2010）运用SVAR模型的研究发现，石油价格上涨会对CPI产生长期的正向影响，证实了输入型通胀的存在性。任泽平（2012）运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CGE方法的测算结果显示，原油价格上涨10%对CPI的潜在影响和实际影响分别为0.49%和0.31%，对PPI的潜在影响和实际影响分别为1.18%和0.83%。针对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王继源、陈璋、陈光（2015）运用201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的测算显示，油价一次性下降50%将拉低我国CPI和PPI分别2.48、5.3个百分点；但这是潜在影响，根据任泽平（2012），实际影响应小于潜在影响。中国人民银行马骏等研究人员根据CGE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测算显示，年均油价下降10%会导致我国年均CPI下降0.2-0.3个百分点 。详见《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于2015年1月17日在和讯财经年会上的发言全文》，中国经济新闻网：http：//www.cet.com.cn/nypd/zcjd/1443693.shtml。
石油价格影响一般物价的时变特征在现有文献中受到的关注比较有限。任泽平（2012）的研究还显示，我国物价水平对国际原油价格的反应随时间变化越来越敏感：1987年、1997年、2002年、2005年和2007年，原油价格波动10%对我国CPI的影响分别为0.16、0.22、0.30、0.39和0.49，呈渐进增强的趋势，2007年的影响程度是1987年的三倍。王继源、陈璋、陈光（2015）的研究也证实我国一般物价水平对石油价格的影响从1992年到2010年越来越显著。这类文章的研究方法类似，都是以投入产出表内含的投入产出关系为依据，将原油价格变动直接作为成本变动考虑进来，以此测算物价随之而来的变化。投入产出法有两个非常强的假设，即价格变化完全不影响生产成本构成，以及价格传导是瞬时的，前者忽略了替代效应，而后者使我们无法观察价格传导的时滞。事实上，替代效应非常重要，很多研究生产函数的文章（如余淼杰，2010；陈永伟和胡伟民，2013）都发现中间投入品在企业生产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忽略各类投入成本之间的替代效应会带来有偏的估计结果。考虑时变系数的时间序列模型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
国际上，研究石油价格变动对不同国家物价水平影响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我们这里重点围绕一个与时变特征紧密相关的话题进行讨论。
国际文献中一个被普遍证实的现象是：石油价格变动对发达国家一般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在弱化。Hooker（2002）的研究发现石油价格对美国通货膨胀的贡献在1981年存在一个结构性断点，在此之前贡献大，在此之后贡献很小。LeBlanc 和 Chinn （2004）对G5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石油价格10%的上升对通胀的直接影响约为0.1-0.8个百分点。De Gregorio et al. （2007）对更多国家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油价向通胀传导的下降是一个普遍现象。Blanchard 和 Gali （2007）以1983年为分界点采用SVAR方法进行估计，发现石油价格冲击对GDP和CPI的影响在1983年之后的样本区间显著弱于1983年之前的样本区间，后一个时期相对于前一个时期石油价格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幅度下降了超过一半。滚动回归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相关的研究还有Chen （2009），Herrera 和 Pesavento （2009）等。
关于国际文献中发现的石油影响一般物价水平的上述时变特征，最有代表性的对比是：二十世纪70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都经历了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然而石油价格冲击对主要国家的影响在这两个时期却大不相同，前一个时期伴随着低增长、高通胀，即“滞胀”；而后一个时期则伴随着高增长、低通胀。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Barsky 和 Kilian（2002）指出，1970年代的滞胀并不是由石油供给冲击导致的，而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美联储和其他OECD国家央行在1970年代早期没有采取货币扩张政策的话，那么滞胀本可能避免。Blanchard 和 Gali （2007）构建新凯恩斯理论模型，指出导致上述变化的原因在于三点：一是石油使用强度的下降；二是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具有弹性；三是货币政策盯住通胀的目标更有信誉。Blanchard 和 Riggi （2013） 拓展了上述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实际工资粘性下降和货币政策信誉提升的作用。类似地，Chen （2009）的研究发现本币升值、对通胀反应更积极的货币政策、更高的贸易开放度三个因素能够解释油价传导的弱化。
三、实证研究
作为基准，我们首先构建如下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此基础上考察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一般物价的影响：
其中， π为以同比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使用同比CPI的好处在于部分去除了季节因素的影响，当然我们在数据处理中仍然对其进行了季节调整。 oilp为经过对数差分后的石油价格。x为产出缺口。产出缺口采用HP滤波方法计算得出。物价和产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其中，GDP数据2011年以后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GDP不变价当季值，1992-2010的数据根据不变价当季同比增速推算得出。，石油价格数据为布伦特现货价格，来源于Wind数据库。
本文采用1992Q1—2015Q4的季度数据。之所以以1992年为起点，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从1992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同时也是因为受到季度频率的GDP数据可得性的限制。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序列经过了季节调整。根据回归模型（1），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通胀的短期传导可以用系数θ0（当期影响）和θj（滞后期影响）来衡量。ADF单位根检验显示CPI和经对数差分后的石油价格以及产出缺口都是单整序列。根据AIC标准和SC标准，被解释变量中自回归项、产出缺口和石油价格项的滞后阶数分别选择为5、2、6。首先，对全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1的第1列。根据回归结果，我国CPI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当期弹性为0.0159。也就是说，如果国际油价变动10%，会引起我国当季CPI同向变动0.159个百分点。
（一）成品油价格改革的制度断点
事实上，由于全样本跨越了1992-2015年较长的时间段，表1第1列的回归结果需要谨慎对待。因为在此期间受我国成品油价格定价机制改革这一特殊制度背景的影响，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国内物价的传导作用很可能发生了变化（图1）。
其中，1998年6月的成品油价格改革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变革。在1998年6月之前，我国的石油价格完全由政府管制，基本上很少调整。但随着国内石油消耗量越来越大，特别是我国在1992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旧有的机制越来越难以维系。1998年6月3日，原国家计委出台《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原油及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开启。根据该方案，国内原油价格参照新加坡市场相近品质的参照油种的价格确定，每月调整一次。汽油、柴油零售价格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指导价的基本原则是“当新加坡市场汽油、柴油交易价格累计变动幅度超过5%时，由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调整汽油、柴油零售中准价格”。中石油和中石化两个集团公司在上下5%的幅度内制定具体零售价格，但调价间隔时间一般不得少于两个月。从图1中也能较为直观地看出在此次改革前后国际石油价格与我国CPI的走势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此之后，我国成品油定价机制几经调整，但整体上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进行的，国内物价与国际石油价格变动之间的关联不断增强。
那么，1998年的成品油价格改革这一制度变化是否对油价的通胀传导机制具有统计性影响呢？我们通过“邹氏断点检验”对此进行了量化分析。断点检验结果显示“邹氏断点检验”得出的F统计量为3.88，P值为0.0001。据此，可以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断点”的原假设。，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在1998年第二、三季度之间的确存在一个断点。于是，有必要对断点前后的两个子区间样本进行分别回归。表1中的第2、3列是以1998Q2/Q3为断点，将样本分为两个子区间分别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前一个子样本区间内，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CPI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图1给出的直观感受相符合。而在后一个样本区间内影响的敏感性显著增强，如果国际油价变动10%，会造成我国当季CPI同向变动0.197个百分点。
考虑到样本量有限的问题，下面我们采用虚拟变量法进行回归，作为对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感谢审稿人的这一建议。。对模型（1）进行如下改进：
（二）时变系数模型
通过上述断点检验和对两个子区间样本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确实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但是上述分析只是第一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邹氏检验”只能应用于事先明确知晓断点的情况；另一方面，即便在1998年Q2/Q3这一断點之后，我国的成品油价格定价机制仍经历过若干次小的调整，这些调整也可能使得我国物价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弹性发生变化。
为了克服上述模型的不足，接下来我们将上述的基准模型（1）拓展为如下时变系数回归模型（2），通过状态空间方法来考察1998年6月成品油价格改革之后我国物价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弹性随时间的变化：
其中，模型（2）中的第一个式子为量测方程，第二个式子为状态方程，二者组成一个方程组。假定变参数θjt服从AR（1）模型。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当期影响，即θ0t。
θ0t的估计结果如图2。可以看出，国际石油价格对我国CPI的影响在2000年之前并不稳定，同时在统计上也不显著。2000年之后，国际油价对CPI的影响呈明显的上升态势。从2003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CPI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当季弹性大致稳定在0.01左右。也就是说，国际油价10%的变动会引起我国当季CPI同向变动0.1个百分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CPI的国际石油价格当季弹性进一步增强，此后大致稳定再0.019左右，即国际油价10%的变动会引起我国当季CPI同向变动0.19个百分点。“时变参数模型”与上一小节固定参数模型是对应的。上述“时变参数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与上一小节的估计结果基本是可比的。考虑到时间区间段略有差异，我们又用固定系数模型分别对2003Q1—2008Q4和2008Q4—2015Q4这两个样本区间进行了回归。在前一个样本区间，当期系数的估计值为0.0125，统计上不显著，这与图2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在后一个样本区间，当期系数估计值为0.0283，标准差为0.008。+/-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为（0.0123，0.0443），这与图2中的置信区间也是基本一致的。
作为基准，我们首先构建如下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此基础上考察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一般物价的影响：
其中， π为以同比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使用同比CPI的好处在于部分去除了季节因素的影响，当然我们在数据处理中仍然对其进行了季节调整。 oilp为经过对数差分后的石油价格。x为产出缺口。产出缺口采用HP滤波方法计算得出。物价和产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其中，GDP数据2011年以后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GDP不变价当季值，1992-2010的数据根据不变价当季同比增速推算得出。，石油价格数据为布伦特现货价格，来源于Wind数据库。
本文采用1992Q1—2015Q4的季度数据。之所以以1992年为起点，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从1992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同时也是因为受到季度频率的GDP数据可得性的限制。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序列经过了季节调整。根据回归模型（1），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通胀的短期传导可以用系数θ0（当期影响）和θj（滞后期影响）来衡量。ADF单位根检验显示CPI和经对数差分后的石油价格以及产出缺口都是单整序列。根据AIC标准和SC标准，被解释变量中自回归项、产出缺口和石油价格项的滞后阶数分别选择为5、2、6。首先，对全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1的第1列。根据回归结果，我国CPI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当期弹性为0.0159。也就是说，如果国际油价变动10%，会引起我国当季CPI同向变动0.159个百分点。
（一）成品油价格改革的制度断点
事实上，由于全样本跨越了1992-2015年较长的时间段，表1第1列的回归结果需要谨慎对待。因为在此期间受我国成品油价格定价机制改革这一特殊制度背景的影响，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国内物价的传导作用很可能发生了变化（图1）。
其中，1998年6月的成品油价格改革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变革。在1998年6月之前，我国的石油价格完全由政府管制，基本上很少调整。但随着国内石油消耗量越来越大，特别是我国在1992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旧有的机制越来越难以维系。1998年6月3日，原国家计委出台《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原油及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开启。根据该方案，国内原油价格参照新加坡市场相近品质的参照油种的价格确定，每月调整一次。汽油、柴油零售价格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指导价的基本原则是“当新加坡市场汽油、柴油交易价格累计变动幅度超过5%时，由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调整汽油、柴油零售中准价格”。中石油和中石化两个集团公司在上下5%的幅度内制定具体零售价格，但调价间隔时间一般不得少于两个月。从图1中也能较为直观地看出在此次改革前后国际石油价格与我国CPI的走势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此之后，我国成品油定价机制几经调整，但整体上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进行的，国内物价与国际石油价格变动之间的关联不断增强。
那么，1998年的成品油价格改革这一制度变化是否对油价的通胀传导机制具有统计性影响呢？我们通过“邹氏断点检验”对此进行了量化分析。断点检验结果显示“邹氏断点检验”得出的F统计量为3.88，P值为0.0001。据此，可以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断点”的原假设。，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在1998年第二、三季度之间的确存在一个断点。于是，有必要对断点前后的两个子区间样本进行分别回归。表1中的第2、3列是以1998Q2/Q3为断点，将样本分为两个子区间分别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前一个子样本区间内，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CPI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图1给出的直观感受相符合。而在后一个样本区间内影响的敏感性显著增强，如果国际油价变动10%，会造成我国当季CPI同向变动0.197个百分点。
考虑到样本量有限的问题，下面我们采用虚拟变量法进行回归，作为对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感谢审稿人的这一建议。。对模型（1）进行如下改进：
（二）时变系数模型
通过上述断点检验和对两个子区间样本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确实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但是上述分析只是第一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邹氏检验”只能应用于事先明确知晓断点的情况；另一方面，即便在1998年Q2/Q3这一断點之后，我国的成品油价格定价机制仍经历过若干次小的调整，这些调整也可能使得我国物价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弹性发生变化。
为了克服上述模型的不足，接下来我们将上述的基准模型（1）拓展为如下时变系数回归模型（2），通过状态空间方法来考察1998年6月成品油价格改革之后我国物价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弹性随时间的变化：
其中，模型（2）中的第一个式子为量测方程，第二个式子为状态方程，二者组成一个方程组。假定变参数θjt服从AR（1）模型。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当期影响，即θ0t。
θ0t的估计结果如图2。可以看出，国际石油价格对我国CPI的影响在2000年之前并不稳定，同时在统计上也不显著。2000年之后，国际油价对CPI的影响呈明显的上升态势。从2003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CPI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当季弹性大致稳定在0.01左右。也就是说，国际油价10%的变动会引起我国当季CPI同向变动0.1个百分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CPI的国际石油价格当季弹性进一步增强，此后大致稳定再0.019左右，即国际油价10%的变动会引起我国当季CPI同向变动0.19个百分点。“时变参数模型”与上一小节固定参数模型是对应的。上述“时变参数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与上一小节的估计结果基本是可比的。考虑到时间区间段略有差异，我们又用固定系数模型分别对2003Q1—2008Q4和2008Q4—2015Q4这两个样本区间进行了回归。在前一个样本区间，当期系数的估计值为0.0125，统计上不显著，这与图2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在后一个样本区间，当期系数估计值为0.0283，标准差为0.008。+/-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为（0.0123，0.0443），这与图2中的置信区间也是基本一致的。
事实上，2008年之后油价通胀传导的增加也具有制度背景。在2008年底我国又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2008年12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家发改委据此制定了《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根据该办法，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在此之后，我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
除了制度性原因之外，能源使用强度的提高也是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一般物价的影响呈增强趋势的原因。对比发达国家的情况，Chen（2009）通过对19个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国际石油价格对各国通货膨胀的传导影响整体上是减弱的。19个国家中只有瑞士的传导系数在上升，其余国家都在下降，平均传导系数下降了69.77%，其中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下降超过100%。造成这一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能源使用强度的差异。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整体经济的能源使用强度开始下降；而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能源使用强度包括石油消耗强度是在持续提高的。
根据模型（2）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解释力度”。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通胀的“当期解释力度”为θ^0t*oilpt，其中θ^0t为模型（2）中θ0t的回归估计值，oilpt为当期国际油价的变动。θ^0t*oilpt衡量了当期国际油价变动对当期中国通货膨胀的解释力度。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通胀的“累计解释力度”为∑kj=0θ^jtoilpt-j，其中θ^jt为模型（2）中θjt的回归估计值，k为模型选择的滞后阶数6，oilpt-j为t-j期国际油价的变动。∑kj=0θ^jtoilpt-j衡量了国际油价变动对t期中国通货膨胀的累计解释力度。图3中的线形图为同比CPI的历史走势，柱状图为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当期影响或累积影响。以2014年第四季度为例，国际石油价格从102美元/桶下降到76美元每桶，其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短期影响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油价的这一变动使得我国当期CPI下降0.61个百分点；如果考虑进前期国际油价的变动，累积影响为-0.69个百分点。
四、结构性冲击分解及其影响
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可能是由不同原因造成的。例如，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动荡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内部协议一般被认为是引发19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的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而造成2002年到2007年期间石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则是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处于景气周期下的旺盛需求。再如，2008年国际油价的暴跌是因为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2014年下半年油价的大幅下跌则是在周期性产能过剩、结构性的技术冲击以及美元币值相对变化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冯明，2016）。不同因素对于国际石油价格变动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进而不同类型石油价格变动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别（Kilian，2009）。另外，上文的分析中暗含一个潜在的假设，认为国际石油价格变动是外生于模型系统的，即我国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不会影响国际石油价格。尽管这是相关文献中普遍采用的模型，但严格地讲，反映在被解释变量CPI中的中国经济景气度的确可能反过来影响国际石油价格。在无法排除存在内生性的前提下，这类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两阶段方法”来考察国际石油价格变动的不同成分对于我国一般物价的影响。这种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内生性问题。首先借鉴Kilian（2009）提出的方法，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将国际石油价格变动结构性地分解为三种冲击——“石油供给冲击” “总需求冲击”和“石油个体性需求冲击”。
首先，图4显示了本文所关注的样本期内不同时间点对应的三种结构性冲击。为了增强图的可读性，这里将月度频率的冲击转化为年度频率。其次，图5的左图显示了国际石油价格对不同类型结构性冲击的脉冲响应。可以看出，不同类型冲击的脉冲响应是存在差异的。总需求冲击和石油个体性需求冲击对石油价格存在持续性的显著影响；相比而言，石油供给冲击的影响较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结合结构性冲击分解结果以及石油价格对不同类型冲击的脉冲响应，可以得出各个时点上不同類型冲击对于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见图5的右图。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时期，造成石油价格变动的主要冲击来源可能是不同的。例如，从结构性冲击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总需求冲击和石油个体需求冲击是1978年到1979年国际石油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尽管在此期间发生了伊朗革命，但从全球来看，石油供给冲击幅度较小。1980年的两伊战争则引发了较大幅度的石油供给冲击，这对石油价格产生了向上的影响。这些结论与Barksy 和 Kilian（2002， 2004）对相关历史时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相符合的。
本文更为关注的是近期的情况：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底，国际石油价格出现了暴跌。从结构性冲击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在此期间同时出现了石油供给正向冲击、总需求负向冲击和石油个体性需求负向冲击（冯明，2016），但从累积效果来看，石油供给正向冲击和石油个体性需求负向冲击是推动这段时期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的主要因素，总需求负向冲击的影响不大。
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影响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结构冲击之间的互相关系。石油的短期总供给一般而言缺乏弹性（潘慧峰等，2012；钱浩祺等，2014），这意味着需求突然上升带来的冲击很难被供给增加削弱。反过来则不一样，供给突然上升总是可以被随后的需求变动所削弱，从而使得价格上升不那么剧烈。于是，综合起来看脉冲反应图反映的结果就是，石油供给的冲击影响在持久性上弱于需求冲击的影响。
除此以外，货币政策在其中可能也会起到作用，中央银行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总是高于应对通货紧缩的能力（伍戈，2011）。尽管本文的模型系统并未考虑货币政策因素，但由于供给冲击往往都是紧缩型的负向冲击，所以在现实中，原油输出国紧缩供给带来的通胀往往更容易被中央银行抑制，而由全球衰退带来的需求冲击则需要更多时间去缓解。
除了制度性原因之外，能源使用强度的提高也是导致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一般物价的影响呈增强趋势的原因。对比发达国家的情况，Chen（2009）通过对19个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国际石油价格对各国通货膨胀的传导影响整体上是减弱的。19个国家中只有瑞士的传导系数在上升，其余国家都在下降，平均传导系数下降了69.77%，其中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下降超过100%。造成这一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能源使用强度的差异。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整体经济的能源使用强度开始下降；而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能源使用强度包括石油消耗强度是在持续提高的。
根据模型（2）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解释力度”。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通胀的“当期解释力度”为θ^0t*oilpt，其中θ^0t为模型（2）中θ0t的回归估计值，oilpt为当期国际油价的变动。θ^0t*oilpt衡量了当期国际油价变动对当期中国通货膨胀的解释力度。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通胀的“累计解释力度”为∑kj=0θ^jtoilpt-j，其中θ^jt为模型（2）中θjt的回归估计值，k为模型选择的滞后阶数6，oilpt-j为t-j期国际油价的变动。∑kj=0θ^jtoilpt-j衡量了国际油价变动对t期中国通货膨胀的累计解释力度。图3中的线形图为同比CPI的历史走势，柱状图为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当期影响或累积影响。以2014年第四季度为例，国际石油价格从102美元/桶下降到76美元每桶，其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短期影响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油价的这一变动使得我国当期CPI下降0.61个百分点；如果考虑进前期国际油价的变动，累积影响为-0.69个百分点。
四、结构性冲击分解及其影响
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可能是由不同原因造成的。例如，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动荡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内部协议一般被认为是引发19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的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而造成2002年到2007年期间石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则是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处于景气周期下的旺盛需求。再如，2008年国际油价的暴跌是因为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2014年下半年油价的大幅下跌则是在周期性产能过剩、结构性的技术冲击以及美元币值相对变化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冯明，2016）。不同因素对于国际石油价格变动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进而不同类型石油价格变动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别（Kilian，2009）。另外，上文的分析中暗含一个潜在的假设，认为国际石油价格变动是外生于模型系统的，即我国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不会影响国际石油价格。尽管这是相关文献中普遍采用的模型，但严格地讲，反映在被解释变量CPI中的中国经济景气度的确可能反过来影响国际石油价格。在无法排除存在内生性的前提下，这类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两阶段方法”来考察国际石油价格变动的不同成分对于我国一般物价的影响。这种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内生性问题。首先借鉴Kilian（2009）提出的方法，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将国际石油价格变动结构性地分解为三种冲击——“石油供给冲击” “总需求冲击”和“石油个体性需求冲击”。
首先，图4显示了本文所关注的样本期内不同时间点对应的三种结构性冲击。为了增强图的可读性，这里将月度频率的冲击转化为年度频率。其次，图5的左图显示了国际石油价格对不同类型结构性冲击的脉冲响应。可以看出，不同类型冲击的脉冲响应是存在差异的。总需求冲击和石油个体性需求冲击对石油价格存在持续性的显著影响；相比而言，石油供给冲击的影响较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结合结构性冲击分解结果以及石油价格对不同类型冲击的脉冲响应，可以得出各个时点上不同類型冲击对于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见图5的右图。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时期，造成石油价格变动的主要冲击来源可能是不同的。例如，从结构性冲击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总需求冲击和石油个体需求冲击是1978年到1979年国际石油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尽管在此期间发生了伊朗革命，但从全球来看，石油供给冲击幅度较小。1980年的两伊战争则引发了较大幅度的石油供给冲击，这对石油价格产生了向上的影响。这些结论与Barksy 和 Kilian（2002， 2004）对相关历史时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相符合的。
本文更为关注的是近期的情况：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底，国际石油价格出现了暴跌。从结构性冲击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在此期间同时出现了石油供给正向冲击、总需求负向冲击和石油个体性需求负向冲击（冯明，2016），但从累积效果来看，石油供给正向冲击和石油个体性需求负向冲击是推动这段时期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的主要因素，总需求负向冲击的影响不大。
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影响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结构冲击之间的互相关系。石油的短期总供给一般而言缺乏弹性（潘慧峰等，2012；钱浩祺等，2014），这意味着需求突然上升带来的冲击很难被供给增加削弱。反过来则不一样，供给突然上升总是可以被随后的需求变动所削弱，从而使得价格上升不那么剧烈。于是，综合起来看脉冲反应图反映的结果就是，石油供给的冲击影响在持久性上弱于需求冲击的影响。
除此以外，货币政策在其中可能也会起到作用，中央银行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总是高于应对通货紧缩的能力（伍戈，2011）。尽管本文的模型系统并未考虑货币政策因素，但由于供给冲击往往都是紧缩型的负向冲击，所以在现实中，原油输出国紧缩供给带来的通胀往往更容易被中央银行抑制，而由全球衰退带来的需求冲击则需要更多时间去缓解。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不同类型冲击对于我国一般物价的影响，具体的做法是以我国CPI为被解释变量、以上述分解得到的三种结构性冲击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从图6可以看出，石油供给的正向冲击在2个季度内对于我国CPI会产生负向影响，在此之后影响不再显著。而共同需求冲击和石油个体性需求冲击对我国CPI的正向影响则要更为持久，前者的影响在6个季度内都显著，后者的影响在5个季度内显著。结合图4的结果可以说明本文第三部分时变系数模型中得出的国际油价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随时间增强的结论。
五、总 结
石油是现代经济中重要的基础能源品和化工原材料之一，加之其具有国际市场定价和价格波动剧烈两个特点，分析研究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国内一般物价的传导影响对于通胀管理和货币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首先通过调整的菲利普斯曲线，结合我国成品油价格改革的特殊制度背景，考察了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油价对我国通胀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2000年之前影响不显著，之后呈上升态势，其中2008年之前和之后我国CPI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当季弹性大致稳定在0.01和0.019左右，即国际油价10%的变动会引起我国当季CPI同向变动0.1和0.19个百分点。考虑到造成石油价格上涨的不同原因，本文进而通过两阶段法来分析不同类型冲击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石油供给冲击，共同需求冲击和石油个体性需求冲击对我国一般物价的影响更为持续。前者的影响仅在2个季度内显著，而后两者的影响则持续到5-6个季度。
自2014年6月以来，国际石油价格出现了持续的大幅下跌。以布伦特油价为例，从最高点的115美元/桶迅速下跌到2016年1月的27美元/桶，跌幅超过75%。西得克萨斯中级轻质原油（WTI）价格以及其他主要市场标价也有近似幅度的暴跌。我国是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从整体福利分析而言，石油价格下跌对于我国是好事。但在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结构性通缩是中国经济目前存在需要应对的难题，而石油价格下跌可能会加剧工业领域的通缩现象，进而影响相关企业的预期，推高实际利率，恶化债务困境。对此，需要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地进行配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石油价格不同方向的变动对于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非对称性。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从2016年1月13日开始，对成品油价格管理实行上下限调控，即“当国际市场油价高于每桶130美元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提或少提；低于40美元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降低；在40-130美元之间运行时，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正常调整” 详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6-01/13/content_5032622.htm。。尽管这一规定不对本文研究的样本期构成影响，但国际油价上涨和下跌对国内一般物价的非对称性在未来可能更为更为突出。未考虑进油价传导的非对称性是本文的一个不足之处。另外，本文仅分析了国际油价对我国通胀的影响程度，而未对行业层面的具体传导机理进行刻画。这些内容是我们接下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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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于渤，迟春洁，苏国福. 石油价格对国民经济影响测度模型[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2（5）：74-76
五、总 结
石油是现代经济中重要的基础能源品和化工原材料之一，加之其具有国际市场定价和价格波动剧烈两个特点，分析研究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国内一般物价的传导影响对于通胀管理和货币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首先通过调整的菲利普斯曲线，结合我国成品油价格改革的特殊制度背景，考察了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油价对我国通胀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2000年之前影响不显著，之后呈上升态势，其中2008年之前和之后我国CPI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当季弹性大致稳定在0.01和0.019左右，即国际油价10%的变动会引起我国当季CPI同向变动0.1和0.19个百分点。考虑到造成石油价格上涨的不同原因，本文进而通过两阶段法来分析不同类型冲击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石油供给冲击，共同需求冲击和石油个体性需求冲击对我国一般物价的影响更为持续。前者的影响仅在2个季度内显著，而后两者的影响则持续到5-6个季度。
自2014年6月以来，国际石油价格出现了持续的大幅下跌。以布伦特油价为例，从最高点的115美元/桶迅速下跌到2016年1月的27美元/桶，跌幅超过75%。西得克萨斯中级轻质原油（WTI）价格以及其他主要市场标价也有近似幅度的暴跌。我国是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从整体福利分析而言，石油价格下跌对于我国是好事。但在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结构性通缩是中国经济目前存在需要应对的难题，而石油价格下跌可能会加剧工业领域的通缩现象，进而影响相关企业的预期，推高实际利率，恶化债务困境。对此，需要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地进行配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石油价格不同方向的变动对于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非对称性。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从2016年1月13日开始，对成品油价格管理实行上下限调控，即“当国际市场油价高于每桶130美元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提或少提；低于40美元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降低；在40-130美元之间运行时，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正常调整” 详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6-01/13/content_5032622.htm。。尽管这一规定不对本文研究的样本期构成影响，但国际油价上涨和下跌对国内一般物价的非对称性在未来可能更为更为突出。未考虑进油价传导的非对称性是本文的一个不足之处。另外，本文仅分析了国际油价对我国通胀的影响程度，而未对行业层面的具体传导机理进行刻画。这些内容是我们接下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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