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习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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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8-31
一、布迪厄及其社会学理论
皮埃尔·布迪厄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理论批评家，被认为是当代欧洲社会学界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人是英国的吉登斯（AnthonyGiddens）、德国的哈贝马斯（JurgenHarbermas）。布迪厄学术造诣颇深，他打破了学科界限，从跨学科的角度入手，对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都有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理论，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探讨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个人主观性与社会客观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二元对立的关系，然而布迪厄却尝试去超越这种认知模式。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太过于极端，个人主观主义过分强调个体的经验和对世界的认识，忽视了客观世界的作用，而社会的客观主义则过分强调客观环境的作用，认为客观环境独立于个体，忽视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王悦晨 2011）而布迪厄将两者统一起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惯习、场域、资本以及幻象等概念。20世纪90年代末，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借鉴其社会学概念对翻译现象进行探讨，既包括西米奥尼、塞拉·谢菲以及古安维克等著名学者，也包括名声较小的部分学者，虽然因为个人理解偏差或对其理论研究不够系统，导致在应用时存在一些分歧，然而整体而言，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惯习
布迪厄定义的惯习这一概念，既不是早期心理学只关注的个体问题，也不是社会学关注的群体问题，而是个体的社会化问题。在研究个体时，我们无法将个体与社会分裂开来，因为个体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总会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会与其它个体进行互动，而个体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它反过来又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影响。例如，有人听音乐，接受音乐的熏陶，进而会自己作曲，创作新的曲子。
“布迪厄的惯习是一套性情倾向系统，是在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化而成的，但惯习又具有开放性和能动性，能随着所占据的场域中位置的不同来改造和建构现实。”（陆鹏飞 2009）惯习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过程中逐渐积累，将规范以无意识的方式不断内化到自身的思维方式中，进而作为一种倾向和机制去引导自身的行为。惯习可分为社会惯习/职业惯习与初始惯习/普遍惯习，前者主要指进入社会之后，尤其是从事社会工作之后形成的性情倾向；后者主要指在家庭、階级以及教育等背景影响之下的思维以及行为的结构。两者既统一又矛盾。惯习是一个转化机制，它对社会结构和个人的感知行为之间加以调节，由共同的体系所管理，不仅仅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而是在相似的或者共同的历史情境下内化而来。同时惯习也是第二天性，是后天通过学习不断习得的。惯习深深扎根于我们身上，具有持久性和相对稳定性，又是动态多元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也遵循一定的逻辑。惯习将主客观结构统一起来。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但并非决定人的行为。例如在不同的阶级以及家庭环境背景中，上等社会的孩子会认为上大学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中层或者底层社会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意识却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两者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差异，家庭影响或者学校教育等社会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惯习被外界环境所塑造，同时又对环境不断产生影响，两者处于不断互动的关系中。惯习强调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的无意识，二是译者所做的选择与社会地位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译者知道做什么，却不需要明确地表达出来。译者的惯习是个人社会和文化历史的复杂结果。译者的惯习直接影响到自身对翻译的理解、态度以及所采取的策略，甚至对文本的选择。在翻译作品时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作为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守护人还是外来文化的引路人和新文化的创作者。高等级的译者将翻译视为一种事业和使命，而不是谋生的手段，认为翻译能力是一种天赋，并非系统的知识或学习的方法。译者具有屈从性，屈从于目标语的文化规范，遵从国内文学的支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主导型职业中地位较低，此外还受委托人以及翻译要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译者的创新性程度较低。然而，并非所有的译者都有屈从性。同时，屈从性并不代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一个选择，他们的选择还是具有多样性的。
宋忠伟在写到格里菲斯翻译孙子兵法时指出，加利亚尔迪独特的家庭环境赋予他翻译这本专著的优势。他出生在一个军事家庭，父母都在美国军队服务，叔叔在日本攻击菲律宾的战役中牺牲等等。从小受军事教育和理念的熏陶，因而在翻译这本专著时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同时也能将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融入到翻译作品中，同时也会采取不一样的翻译策略。通过翻译孙子兵法，加利亚尔迪还创作出很多其他作品，有的扩展到经济领域，这些都是孙子兵法的衍生品。
三、惯习与场域
社会世界是由相对自主的小世界组成，所谓小世界，就是布迪厄认为的客观关系的空间，也就是场域。（陈佳璇 2011）这一客观结构既影响人的行为和思想，反过来人也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布迪厄提出场域这一概念，即“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空间”。（王悦晨 2011）每一个场域，甚至子场域，都有自己的逻辑与规则。同时场域是一个关系的系统，不仅仅是各种关系及关系的产物，也包含关系的动态变化。场域具有开放性和自主性，各场域之间彼此关联又相对独立，场域之间的关联具有复杂性，场域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应该有它自己的边界，然而边界问题却不容易解答。像法律、医药等这种较为专业的领域，我们很容易看清他们的轮廓，界限也非常清晰，然而在翻译领域，很多译者都是隐身的默默无闻的，是半职业化的群体，其工作也是辅助性的，所以场域界限也比较模糊。场域关注的是客观的社会结构，是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本作用。场域与惯习相辅相成，相互交织。一方面，场域制约着惯习，塑造着惯习，而惯习是场域的必然属性，而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惯习。参与者在场域之中通过相互竞争来发挥主观能动性，要研究场域我们必须弄清楚参与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必须对参与者的惯习进行分析。
皮埃尔·布迪厄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理论批评家，被认为是当代欧洲社会学界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人是英国的吉登斯（AnthonyGiddens）、德国的哈贝马斯（JurgenHarbermas）。布迪厄学术造诣颇深，他打破了学科界限，从跨学科的角度入手，对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都有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理论，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探讨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个人主观性与社会客观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二元对立的关系，然而布迪厄却尝试去超越这种认知模式。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太过于极端，个人主观主义过分强调个体的经验和对世界的认识，忽视了客观世界的作用，而社会的客观主义则过分强调客观环境的作用，认为客观环境独立于个体，忽视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王悦晨 2011）而布迪厄将两者统一起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惯习、场域、资本以及幻象等概念。20世纪90年代末，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借鉴其社会学概念对翻译现象进行探讨，既包括西米奥尼、塞拉·谢菲以及古安维克等著名学者，也包括名声较小的部分学者，虽然因为个人理解偏差或对其理论研究不够系统，导致在应用时存在一些分歧，然而整体而言，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惯习
布迪厄定义的惯习这一概念，既不是早期心理学只关注的个体问题，也不是社会学关注的群体问题，而是个体的社会化问题。在研究个体时，我们无法将个体与社会分裂开来，因为个体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总会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会与其它个体进行互动，而个体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它反过来又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影响。例如，有人听音乐，接受音乐的熏陶，进而会自己作曲，创作新的曲子。
“布迪厄的惯习是一套性情倾向系统，是在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化而成的，但惯习又具有开放性和能动性，能随着所占据的场域中位置的不同来改造和建构现实。”（陆鹏飞 2009）惯习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过程中逐渐积累，将规范以无意识的方式不断内化到自身的思维方式中，进而作为一种倾向和机制去引导自身的行为。惯习可分为社会惯习/职业惯习与初始惯习/普遍惯习，前者主要指进入社会之后，尤其是从事社会工作之后形成的性情倾向；后者主要指在家庭、階级以及教育等背景影响之下的思维以及行为的结构。两者既统一又矛盾。惯习是一个转化机制，它对社会结构和个人的感知行为之间加以调节，由共同的体系所管理，不仅仅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而是在相似的或者共同的历史情境下内化而来。同时惯习也是第二天性，是后天通过学习不断习得的。惯习深深扎根于我们身上，具有持久性和相对稳定性，又是动态多元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也遵循一定的逻辑。惯习将主客观结构统一起来。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但并非决定人的行为。例如在不同的阶级以及家庭环境背景中，上等社会的孩子会认为上大学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中层或者底层社会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意识却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两者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差异，家庭影响或者学校教育等社会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惯习被外界环境所塑造，同时又对环境不断产生影响，两者处于不断互动的关系中。惯习强调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的无意识，二是译者所做的选择与社会地位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译者知道做什么，却不需要明确地表达出来。译者的惯习是个人社会和文化历史的复杂结果。译者的惯习直接影响到自身对翻译的理解、态度以及所采取的策略，甚至对文本的选择。在翻译作品时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作为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守护人还是外来文化的引路人和新文化的创作者。高等级的译者将翻译视为一种事业和使命，而不是谋生的手段，认为翻译能力是一种天赋，并非系统的知识或学习的方法。译者具有屈从性，屈从于目标语的文化规范，遵从国内文学的支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主导型职业中地位较低，此外还受委托人以及翻译要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译者的创新性程度较低。然而，并非所有的译者都有屈从性。同时，屈从性并不代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一个选择，他们的选择还是具有多样性的。
宋忠伟在写到格里菲斯翻译孙子兵法时指出，加利亚尔迪独特的家庭环境赋予他翻译这本专著的优势。他出生在一个军事家庭，父母都在美国军队服务，叔叔在日本攻击菲律宾的战役中牺牲等等。从小受军事教育和理念的熏陶，因而在翻译这本专著时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同时也能将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融入到翻译作品中，同时也会采取不一样的翻译策略。通过翻译孙子兵法，加利亚尔迪还创作出很多其他作品，有的扩展到经济领域，这些都是孙子兵法的衍生品。
三、惯习与场域
社会世界是由相对自主的小世界组成，所谓小世界，就是布迪厄认为的客观关系的空间，也就是场域。（陈佳璇 2011）这一客观结构既影响人的行为和思想，反过来人也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布迪厄提出场域这一概念，即“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空间”。（王悦晨 2011）每一个场域，甚至子场域，都有自己的逻辑与规则。同时场域是一个关系的系统，不仅仅是各种关系及关系的产物，也包含关系的动态变化。场域具有开放性和自主性，各场域之间彼此关联又相对独立，场域之间的关联具有复杂性，场域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应该有它自己的边界，然而边界问题却不容易解答。像法律、医药等这种较为专业的领域，我们很容易看清他们的轮廓，界限也非常清晰，然而在翻译领域，很多译者都是隐身的默默无闻的，是半职业化的群体，其工作也是辅助性的，所以场域界限也比较模糊。场域关注的是客观的社会结构，是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本作用。场域与惯习相辅相成，相互交织。一方面，场域制约着惯习，塑造着惯习，而惯习是场域的必然属性，而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惯习。参与者在场域之中通过相互竞争来发挥主观能动性，要研究场域我们必须弄清楚参与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必须对参与者的惯习进行分析。
在翻译场域中，按照翻译作品的受众，场域可分为大规模生产场域和限制场域，前者是指普通大众，后者指一小部分特殊的有针对性的群体。对于翻译而言，因为翻译有其特殊性，常常处于次要地位，也经常受制于其他相关的场域，例如文学和宗教等等，因而它的独立性比较弱。翻译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各种力量在其中不断搏斗。译者在翻译场域中，也是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译者的惯习在这里也表现得更加复杂。他们在实践活动中要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例如选择翻译文本时，在考慮自身翻译能力和优势的同时，也要考虑经济领域的市场需求、出版社要求以及文学领域的文学主流等等，根据各个方面的要求，对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活动进行不断更新和调整，从而使自己更加适应翻译场域。同时，由于翻译场域内部，即子场域之间的界限有时也不是十分分明，翻译场域中的译者也可能进入其他子场域来提高自己在某个场域中的地位。
四、惯习与规范
场域是具有自己独特规则的空间结构，那么规则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参与者加以深入研究。参与者在家庭生活、学校学习、社会工作以及与他人的交流交际沟通等成长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对社会上的一些规则规定耳濡目染，这样对社会规律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产生了一套“定势系统”，这就将外界的社会习俗与规则不断内化到自己的思维方式中，并形成了布迪厄所谓的惯习，反过来这些惯习又通过行为活动表现出来，对社会规则和习俗不断施加影响，不断形成新的规范。
翻译场域更是如此，某些专业场域在与翻译场域相互作用时，它们也会有自己独特的规则。西米奥尼认为，译者决定规范，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受规范支配。惯习既被规范所塑造，又对翻译规范具有塑造力，推动翻译规范的进一步发展。译者在翻译场域之中，相对于其他参与者在其他场域中，相对来说更加被动，处于更低的地位，因为大部分译者总是屈从于翻译规范，这种对规范的屈从也就形成了他们的惯习。然而，塞拉·谢菲指出，翻译规范的背后不一定是屈从，她在对以色列译者进行分析时发现，资深译者和年轻译者都采用传统希伯来语进行翻译，一个是为了保留传统希伯来文学传统，一个却是为了标新立异。两者规范相同，惯习却不同。也就是说，同一行为模式的背后，也许是由两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原因引起的。即译者的地位决定其是否遵从规范。资深专家维护正统，巩固已经确立的地位，而年轻译者很有可能通过变革创新来挑战传统，不断为规范增添活力，使其得以进一步发展。
五、惯习与资本
每个人在某一场域中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拥有不同的资格，为了更好地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布迪厄提出了资本这一概念，并将其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指金钱、股票等，可以直接获得商品和服务；文化资本指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源；社会资本指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义务。”（王悦晨 2011）不同场域中的资本构成不同，这三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在教育领域投资，这样经济资本就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等。资本的形式多样，通过一定的过程得以积累或者通过某种形式得以继承。
在翻译场域，拥有资本多的译者，即资源丰富、地位高、声望好并被大多数人普遍认可，处于统治地位，维护场域中特有的规则。而资本少的人，即年轻译者，相应地，就会处于被统治地位，他们也许为了得到这个统治阶层认可而选择去适应并巩固原有的规则，使其得以进一步加强；也有的译者为了脱颖而出而创新去挑战原有的规则，不断为原有规则注入新鲜活力。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塑造自己的惯习，同时帮助自己认清自身在这个场域中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追求什么样的资本，如何实践才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可以说，资本既是参与者竞争的工具，也是参与者竞争的目标。不同场域之中的参与者们依据自身的惯习通过相互竞争来追求相应的资本。某些资本被大多数参与者认可之后，得以合法化，就变成了象征资本，其他参与者就在实践中努力追求这些资本，这就是布迪厄所谓的象征暴力。然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象征资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有时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是象征资本中最重要的，有时原作者所特有的声望和地位也是象征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译者拥有了足够的象征资本之后，他便拥有了话语权，有权力去改变规则，进而影响其他译者的选择和决定。值得注意的是，翻译中参与者所追求的象征产品本质上不是为了钱，这一点需要与经济中的消费品加以区分。
六、小结
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学理论概念，其中惯习、场域和资本三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任何一个都无法独立存在。惯习在实践中获得，同时又不断在实践中发挥它的引导和指向作用。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分析参与者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以及在他们的行为方式中所体现的规律。将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学概念转化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分析译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活动，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分析译者是如何实践的，以及某种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参考文献
[1]陈佳璇. （2011）. 布迪厄“社会语用学”的基本概念.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34（3）， 77-82.
[2]宫留记. （2007）. 场域、惯习和资本：布迪厄与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不同视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7（3）， 76-80.
[3]胡春光. （2013）. 惯习、实践与社会空间——布迪厄论社会分类.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120-128.
[4]解玉喜. （2007）.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105-111.
[5]孙进. （2007）. 布迪厄习性理论的五个核心性结构特征：德国的分析视角.南京社会科学（6）， 25-29.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惯习与规范
场域是具有自己独特规则的空间结构，那么规则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参与者加以深入研究。参与者在家庭生活、学校学习、社会工作以及与他人的交流交际沟通等成长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对社会上的一些规则规定耳濡目染，这样对社会规律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产生了一套“定势系统”，这就将外界的社会习俗与规则不断内化到自己的思维方式中，并形成了布迪厄所谓的惯习，反过来这些惯习又通过行为活动表现出来，对社会规则和习俗不断施加影响，不断形成新的规范。
翻译场域更是如此，某些专业场域在与翻译场域相互作用时，它们也会有自己独特的规则。西米奥尼认为，译者决定规范，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受规范支配。惯习既被规范所塑造，又对翻译规范具有塑造力，推动翻译规范的进一步发展。译者在翻译场域之中，相对于其他参与者在其他场域中，相对来说更加被动，处于更低的地位，因为大部分译者总是屈从于翻译规范，这种对规范的屈从也就形成了他们的惯习。然而，塞拉·谢菲指出，翻译规范的背后不一定是屈从，她在对以色列译者进行分析时发现，资深译者和年轻译者都采用传统希伯来语进行翻译，一个是为了保留传统希伯来文学传统，一个却是为了标新立异。两者规范相同，惯习却不同。也就是说，同一行为模式的背后，也许是由两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原因引起的。即译者的地位决定其是否遵从规范。资深专家维护正统，巩固已经确立的地位，而年轻译者很有可能通过变革创新来挑战传统，不断为规范增添活力，使其得以进一步发展。
五、惯习与资本
每个人在某一场域中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拥有不同的资格，为了更好地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布迪厄提出了资本这一概念，并将其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指金钱、股票等，可以直接获得商品和服务；文化资本指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源；社会资本指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义务。”（王悦晨 2011）不同场域中的资本构成不同，这三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在教育领域投资，这样经济资本就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等。资本的形式多样，通过一定的过程得以积累或者通过某种形式得以继承。
在翻译场域，拥有资本多的译者，即资源丰富、地位高、声望好并被大多数人普遍认可，处于统治地位，维护场域中特有的规则。而资本少的人，即年轻译者，相应地，就会处于被统治地位，他们也许为了得到这个统治阶层认可而选择去适应并巩固原有的规则，使其得以进一步加强；也有的译者为了脱颖而出而创新去挑战原有的规则，不断为原有规则注入新鲜活力。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塑造自己的惯习，同时帮助自己认清自身在这个场域中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追求什么样的资本，如何实践才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可以说，资本既是参与者竞争的工具，也是参与者竞争的目标。不同场域之中的参与者们依据自身的惯习通过相互竞争来追求相应的资本。某些资本被大多数参与者认可之后，得以合法化，就变成了象征资本，其他参与者就在实践中努力追求这些资本，这就是布迪厄所谓的象征暴力。然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象征资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有时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是象征资本中最重要的，有时原作者所特有的声望和地位也是象征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译者拥有了足够的象征资本之后，他便拥有了话语权，有权力去改变规则，进而影响其他译者的选择和决定。值得注意的是，翻译中参与者所追求的象征产品本质上不是为了钱，这一点需要与经济中的消费品加以区分。
六、小结
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学理论概念，其中惯习、场域和资本三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任何一个都无法独立存在。惯习在实践中获得，同时又不断在实践中发挥它的引导和指向作用。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分析参与者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以及在他们的行为方式中所体现的规律。将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学概念转化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分析译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活动，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分析译者是如何实践的，以及某种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参考文献
[1]陈佳璇. （2011）. 布迪厄“社会语用学”的基本概念.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34（3）， 77-82.
[2]宫留记. （2007）. 场域、惯习和资本：布迪厄与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不同视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7（3）， 76-80.
[3]胡春光. （2013）. 惯习、实践与社会空间——布迪厄论社会分类.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120-128.
[4]解玉喜. （2007）.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105-111.
[5]孙进. （2007）. 布迪厄习性理论的五个核心性结构特征：德国的分析视角.南京社会科学（6）， 25-29.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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