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笔记中俗字研究材料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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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8-07
一、材料的鉴别
所谓材料的鉴别主要指在释读相关文献文本（这里主要指学术笔记）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学、文字学的理论观点对研究材料进行分析，解读文献材料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研究考释并为今日之俗字研究提供材料。因此，文献材料的鉴别既是研究的首要步骤，也是研究的基础，关系到最终研究成果的质量，在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就本文所探讨的俗字问题来看，学术笔记中涉及有俗字内容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
1指摘文字中的俗字现象
这类研究主要揭示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俗字，其研究形式或指摘文字的俗写形式，或对使用俗字现象加以批判。如：
（1）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上：
臭者，氣之总名，从自从犬。篆文赖字，象口鼻之形。从犬者，谓犬能寻臭而知其路，后人依违撰造，遂从自下作死，实非稽古之制也。只如田夫民为農，百念为憂，更生为甦，两隻为雙，神蟲为蠶，明王为聖，不見为覔，美色为豔，口王为國，文字为學，如此之字，皆后魏时流俗所撰，学者之所不用。[2]（p23）
（2）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四：
獘字下从大，其从廾者，俗书也，然世皆通用为弊字。字下从大，其从廾者，俗书也，然世皆通用为葬字。奖字下从大，其从廾者，俗书也，然世皆通用为字。至莫字则不然，莫字下亦从大，其从廾者，乃本于《说文》，非俗也，而世反不用，所不可晓。若夫奕字，则又不然，奕字下亦从大，《说文》则云：“奕，大也。”其从廾者，《说文》则云：“弈，围碁也。”二字义绝不同，而世混为一字用，尤不可晓也。[3]（pp67-68）
（3）宋洪迈《容斋三笔》卷第十三“五俗字”：
书字有俗体，一律不可复改者，如沖、涼、況、減、決五字，悉以水为冫，虽士人礼翰亦然。《玉篇》正收入于水部中，而冫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来久矣。唐张参《五经文字》，亦以为讹。[4]（pp573-574）
例（1）指出唐时所流行之俗字若干，如“臭”字当时有作俗字“臰”者。又“两隹为雙”，即“雙”之俗字“”；“明王为聖”即“聖”之俗字“琞”；“口王为國”即“國”之俗字“囯”；“文字为學”即“學”之俗字“斈”；“更生为蘇”即“蘇”之俗字“甦”字，“不见为觅”即“觅”之俗字“覔”。作者分析了这些俗字的起源所在，并认为这些俗字鄙俗不堪，学者不当使用。例（2）指出俗字偏旁从“大”从“廾”不分、多混用的情况，并举例说明这一用字现象。例（3）指出从“氵”旁之字俗字多有从“冫”者，《玉篇》《五经文字》等字书保存了这些文字，但都注明了这些文字的俗字地位。学术笔记的作者多为当世著名学者，出于正统观点，对俗字多采取否定态度，但其所摘录之俗字却成为今日俗字研究的重要材料。
2汇聚俗字材料及各类文献中的俗字用字
这类研究以汇聚社会生活及文献中所使用之俗字为主，汇聚大量俗字材料，是字书之外汇聚俗字材料较多的研究成果，例如：
（4）宋王观国《学林》卷第九“襁迭”：
字为俗书改其体者甚多，如顧之顾，霸之覇，喬之喬，獻之献，國之国，廟之庿，亂之乱，殺之煞，趨之趋，虧之，錢之……凡此皆流俗不晓义理者咸用之。而字书如《广韵》、《集韵》，亦有取而附在正字之下者，皆非法也。俗书蚕字作蚕，蚕乃音腆也；书船字作舡，舡乃音江也……又如宜、、富、寇、皆从宀，而俗书为冝、冥、冨、冦。况、冲、梁、凉皆从水，而俗书为况、冲、梁、凉……凡此类皆失字之本体者也。又如炁字音气，出于道书；梵字扶泛切，出于释典；乜字弥也切，出于番姓；如此猥酿增益者，又不可胜纪，字学之敝甚矣。[5]（pp327-328）
（5）宋洪迈《容斋四笔》卷第十二“小学不讲”：
“本”字从木，一在其下，今为大十者非。“休”字象人息于木阴，加点者非。“美”从羊从大，今从犬从火者非。“”字古者以车战，故军从勹下车，后相承作军，义无所取。“看”字从手，凡视物不审，则以手遮目看之，作“”者非。“扬州”取轻扬之义，从木者非。[4]（pp749-751）
（6）《十驾斋养新录》卷三“石经俗体字”：
唐石经俗体字，如：“雝”作“雍”（《诗》），“纛”作“”（《周礼》、《尔雅》），“驱”作“殴”（《周礼》），“赍”作“賷”（《仪礼》），“緫”作“揔”（《春秋传》），“督”作“”（《尔雅》），“横”作“撗”（《尔雅》）。[6]（p55）
所谓材料的鉴别主要指在释读相关文献文本（这里主要指学术笔记）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学、文字学的理论观点对研究材料进行分析，解读文献材料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研究考释并为今日之俗字研究提供材料。因此，文献材料的鉴别既是研究的首要步骤，也是研究的基础，关系到最终研究成果的质量，在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就本文所探讨的俗字问题来看，学术笔记中涉及有俗字内容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
1指摘文字中的俗字现象
这类研究主要揭示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俗字，其研究形式或指摘文字的俗写形式，或对使用俗字现象加以批判。如：
（1）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上：
臭者，氣之总名，从自从犬。篆文赖字，象口鼻之形。从犬者，谓犬能寻臭而知其路，后人依违撰造，遂从自下作死，实非稽古之制也。只如田夫民为農，百念为憂，更生为甦，两隻为雙，神蟲为蠶，明王为聖，不見为覔，美色为豔，口王为國，文字为學，如此之字，皆后魏时流俗所撰，学者之所不用。[2]（p23）
（2）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四：
獘字下从大，其从廾者，俗书也，然世皆通用为弊字。字下从大，其从廾者，俗书也，然世皆通用为葬字。奖字下从大，其从廾者，俗书也，然世皆通用为字。至莫字则不然，莫字下亦从大，其从廾者，乃本于《说文》，非俗也，而世反不用，所不可晓。若夫奕字，则又不然，奕字下亦从大，《说文》则云：“奕，大也。”其从廾者，《说文》则云：“弈，围碁也。”二字义绝不同，而世混为一字用，尤不可晓也。[3]（pp67-68）
（3）宋洪迈《容斋三笔》卷第十三“五俗字”：
书字有俗体，一律不可复改者，如沖、涼、況、減、決五字，悉以水为冫，虽士人礼翰亦然。《玉篇》正收入于水部中，而冫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来久矣。唐张参《五经文字》，亦以为讹。[4]（pp573-574）
例（1）指出唐时所流行之俗字若干，如“臭”字当时有作俗字“臰”者。又“两隹为雙”，即“雙”之俗字“”；“明王为聖”即“聖”之俗字“琞”；“口王为國”即“國”之俗字“囯”；“文字为學”即“學”之俗字“斈”；“更生为蘇”即“蘇”之俗字“甦”字，“不见为觅”即“觅”之俗字“覔”。作者分析了这些俗字的起源所在，并认为这些俗字鄙俗不堪，学者不当使用。例（2）指出俗字偏旁从“大”从“廾”不分、多混用的情况，并举例说明这一用字现象。例（3）指出从“氵”旁之字俗字多有从“冫”者，《玉篇》《五经文字》等字书保存了这些文字，但都注明了这些文字的俗字地位。学术笔记的作者多为当世著名学者，出于正统观点，对俗字多采取否定态度，但其所摘录之俗字却成为今日俗字研究的重要材料。
2汇聚俗字材料及各类文献中的俗字用字
这类研究以汇聚社会生活及文献中所使用之俗字为主，汇聚大量俗字材料，是字书之外汇聚俗字材料较多的研究成果，例如：
（4）宋王观国《学林》卷第九“襁迭”：
字为俗书改其体者甚多，如顧之顾，霸之覇，喬之喬，獻之献，國之国，廟之庿，亂之乱，殺之煞，趨之趋，虧之，錢之……凡此皆流俗不晓义理者咸用之。而字书如《广韵》、《集韵》，亦有取而附在正字之下者，皆非法也。俗书蚕字作蚕，蚕乃音腆也；书船字作舡，舡乃音江也……又如宜、、富、寇、皆从宀，而俗书为冝、冥、冨、冦。况、冲、梁、凉皆从水，而俗书为况、冲、梁、凉……凡此类皆失字之本体者也。又如炁字音气，出于道书；梵字扶泛切，出于释典；乜字弥也切，出于番姓；如此猥酿增益者，又不可胜纪，字学之敝甚矣。[5]（pp327-328）
（5）宋洪迈《容斋四笔》卷第十二“小学不讲”：
“本”字从木，一在其下，今为大十者非。“休”字象人息于木阴，加点者非。“美”从羊从大，今从犬从火者非。“”字古者以车战，故军从勹下车，后相承作军，义无所取。“看”字从手，凡视物不审，则以手遮目看之，作“”者非。“扬州”取轻扬之义，从木者非。[4]（pp749-751）
（6）《十驾斋养新录》卷三“石经俗体字”：
唐石经俗体字，如：“雝”作“雍”（《诗》），“纛”作“”（《周礼》、《尔雅》），“驱”作“殴”（《周礼》），“赍”作“賷”（《仪礼》），“緫”作“揔”（《春秋传》），“督”作“”（《尔雅》），“横”作“撗”（《尔雅》）。[6]（p55）
（7）清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三“汉杨孟文颂碑”：
古人云：“字体坏于六朝，至隋唐而益甚。”予案汉碑俗惡之字正不少，而《汉司隶校尉杨孟文颂》俗写最多，如碑中以“余”为“斜谷”，“充”为“冲”，“诋”为“抵”，“歮”为“涩”，“荫”为“阴”，“遼”为“寮”，“狩”为“毙兽”，“憘”为“熹”，“”为“积”。“”即“鬲”字，“”即“涂”字……此皆洪氏《隶释》所检出者。[7]（p47）
例（4）和例（5）汇聚了大量宋代俗字，同时例（4）作者指出当时所流行之俗字本有固定的读音和字形，流为俗字以后造成文字的混同。例（5）作者有感于当时之世俗字渐多，就连士大夫等上层阶级亦难以避免使用俗字，故有此语。该段内容记载了大量当世所存使用的俗字信息，如“本”之俗字“夲”，“休”之俗字“”，“美”之俗字“羙”，“”之俗字“军”，“看”之俗字“”，“干”之俗字做“乹”等。例（6）和例（7）收录的是石经中之俗字，指出汉碑文中之俗字若干。张涌泉先生认为：“石刻文字，素以保守见称，端庄尔雅，每多可观。然石温既非出于一人一时，字形之歧异变迁，亦正势所必然。尤其六朝以来，像法流行，造像刻石，大抵出于石工之手，文字之业，既非素习，异体别字，随之滋生。”[1]（p131）指明了石刻俗字的成因，其说与钱氏、周氏所举之例正合。除此之外，宋孙奕《履斋示儿编》、王懋《野客丛书》，元李治《敬斋古今黈》、明杨慎《丹铅总录》，清赵翼《陔余丛考》等学术笔记均有相关内容的研究。其中，《履斋示儿编》卷十八至二十三专列《字说》六卷，专门汇聚辨析大量俗字，是学术笔记中汇聚俗字最为突出者，对此，张涌泉先生有相关论述可参。
3分析俗字的成因
这类研究以分析俗字成因为主，既有个案式分析，也有概括总结归纳式研究，例如：
（8）唐李济翁《资暇集》卷中“俗字”条云：
俗字至夥，芻字以有二草在心，今或更加草，非也。因芻又記得趨走之趨，今皆以多居走，非也。（音馳）焦下已有火，今復更加以一火，剩也。瓜果字皆不假，更有加草，瓜字已象剖形，明矣。俗字甚衆，不可殫論。[2]（p188）
（9）清桂馥《札樸》卷第七“辟姓”：
《廣韻》：“辟，姓也，漢有辟子方。”黃小松司馬拓示《北魏造像題名》有薛姓，始知“辟”當为“薛”，俗趨約易省艸耳。[8]（p300）
（10）孙奕《履斋示儿编》卷二十二：
又如“顧”之“顾”，“霸”之“”，“喬”之“”，“獻”之“献”，“國”之“国”，“廟”之“庿”，“亂”之“乱”，“殺”之“煞”，“趨”之“趍”，“虧”之“”，錢之“”，“齊”之“斉”，“齋”之“斎”，“學”之“斈”……凡此皆俗書也。[9]（pp385-386）
（11）《学林》卷第九“趣趋”：
世多以趨为趍者，误也。又俗书趨为趋，盖惮点画之多而变芻为刍。又如变鄒为邹，变騶为驺，变鶵为，如此类无意义，不可循袭。[5]（p309）
（12）清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四：
自篆变为隶，六书之恉毁裂殆尽，加以谶纬之附会，谣谚之俚俗，如劉从金刀，丣声，丣古酉字，而曰卯金刀。蕫从艹从童，亦作董，从重，重从壬，东声，而曰千里草。皆无稽之甚，其尤可笑者，乐府云：“藳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则以出为二山亦。王浚梦悬三刀于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李毅解之以为益州，则以州为三刀矣。此与“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何以异？[10]（pp256-257）
（13）宋袁文《瓮牖闲评》卷一：
萬者，蝎也；万者，十千也。二字之义全别。“萬”字不可为“万”字。犹“万”字之不可为“萬”字焉。惟钱谷之数，则惧有改移，故“万”字须着借为“萬”字，盖出于不得已，初无他义也。其余“万”字，既不惧改移，则安用借为哉。[3]（p35）
例（8）揭示“蒭”“燋”“苽”等增旁俗字的形成过程，即在已有义符基础上添加义符，张涌泉先生称之为“床上迭床、屋上架屋”[1]（p49）。例（9）例（10）和例（11）通过归纳俗字“辟”“趍”“顾”“”“”等多对减旁俗字的构成，揭示了删减汉字偏旁构件构成俗字的情况。例（11）指出因隶变而产生俗字的情况，“劉”字本从金刀，丣声，“丣”乃古文“酉”字，《说文·酉部》：“丣，古文酉。”隶变后与“卯”字形相近，故曰“卯金刀”。又“蕫”字本从“艹”从“童”，为一种植物。《说文·艹部》：“蕫，鼎蕫也。杜林曰藕根。”俗写作“董”，因“重”字可拆作“千”“里”二字，遂有作“千里草”者。又“出”字，《说文》小篆作“眺”，隶变后做“出”，像两“山”字，故曰“山上复有山”之说。“州”字《说文》作“纥”，像水中有陆地之形，隶变后书作“州”，像三把“刀”之形，故俗字说以“三刀”为“州”。例（12）通过分析“万”作“萬”之俗字过程，揭示出俗字的产生有利用同音假借而成者。
二、材料的考释
材料的考释指在材料鉴别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学、文字学以及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及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研究材料做进一步的考证和辨析，评判其得失，对于研究合理之处予以肯定并加以佐证，对于错误之处予以指出，加以辨正，从而推动研究的发展。材料考释研究是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今举学术笔记中俗字研究语料三则试作考释分析。
（14）《十驾斋养新录》卷三“石经俗体字”：
唐石经俗体字，如：“雝”作“雍”（《诗》），“纛”作“”（《周礼》、《尔雅》），“驱”作“殴”（《周礼》），“赍”作“賷”（《仪礼》），“緫”作“揔”（《春秋传》），“督”作“”（《尔雅》），“横”作“撗”（《尔雅》）。[6]（p55）
该材料指出唐石经中所使用之俗字情况，如“雝”之俗字做“雍”，“纛”之俗字做“”等。按：俗字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古之俗字，今或以为正字；反之，今之俗字在古代未必一定就是俗字。判断俗字要用发展的眼光。此外，汉字有较为复杂的字际关系，除了正俗字之外，还有异体字、古今字、假借字等。将凡与正字形体相异者即定为俗字，是一种比较草率的做法。因此，判断俗字的标准必须有一定的证据，避免轻易做出结论。这些证据或者为字书中对俗字身份的标注，或者为已有研究成果对俗字的认定。如例（14）“雝”字，《说文》云：“雝，雝也。”段玉裁注：“雝，隶作雍。”《集韵》：“雍，和也。通作邕雝。”是段注乃以“雍”为“雝”之隶书写法，《集韵》以“雍”为“雝”之通用字，但均未认定为俗字。“”字，《集韵·晧韵》：“，翳也。舞者所执，或作纛。”按《集韵》收字，凡俗字之下均加“俗作某，非是”等说明性文字，此处将此二字看作“互体”（即异体字），是不当作俗体。殴，《说文·殳部》：“捶毄物也。”段玉裁注：“此字即今经典之驱字。《广韵》曰‘俗作驱’是也。”是以“驱”为“殴”之俗字，与钱氏之说正相反。賷，《集韵·齐声》：“赍，或作賷。”揔，《集韵·董韵》：“緫，《说文》‘聚束也’或从手。”均将二者看作互体而非俗字。，《集韵·沃韵》：“督，《说文》：‘察也，一曰目痛。’或省。”方成珪考证：“系俗字。”由此可见，例（14）所列举的七个俗字，可以确定俗字身份的只有“”字。
古人云：“字体坏于六朝，至隋唐而益甚。”予案汉碑俗惡之字正不少，而《汉司隶校尉杨孟文颂》俗写最多，如碑中以“余”为“斜谷”，“充”为“冲”，“诋”为“抵”，“歮”为“涩”，“荫”为“阴”，“遼”为“寮”，“狩”为“毙兽”，“憘”为“熹”，“”为“积”。“”即“鬲”字，“”即“涂”字……此皆洪氏《隶释》所检出者。[7]（p47）
例（4）和例（5）汇聚了大量宋代俗字，同时例（4）作者指出当时所流行之俗字本有固定的读音和字形，流为俗字以后造成文字的混同。例（5）作者有感于当时之世俗字渐多，就连士大夫等上层阶级亦难以避免使用俗字，故有此语。该段内容记载了大量当世所存使用的俗字信息，如“本”之俗字“夲”，“休”之俗字“”，“美”之俗字“羙”，“”之俗字“军”，“看”之俗字“”，“干”之俗字做“乹”等。例（6）和例（7）收录的是石经中之俗字，指出汉碑文中之俗字若干。张涌泉先生认为：“石刻文字，素以保守见称，端庄尔雅，每多可观。然石温既非出于一人一时，字形之歧异变迁，亦正势所必然。尤其六朝以来，像法流行，造像刻石，大抵出于石工之手，文字之业，既非素习，异体别字，随之滋生。”[1]（p131）指明了石刻俗字的成因，其说与钱氏、周氏所举之例正合。除此之外，宋孙奕《履斋示儿编》、王懋《野客丛书》，元李治《敬斋古今黈》、明杨慎《丹铅总录》，清赵翼《陔余丛考》等学术笔记均有相关内容的研究。其中，《履斋示儿编》卷十八至二十三专列《字说》六卷，专门汇聚辨析大量俗字，是学术笔记中汇聚俗字最为突出者，对此，张涌泉先生有相关论述可参。
3分析俗字的成因
这类研究以分析俗字成因为主，既有个案式分析，也有概括总结归纳式研究，例如：
（8）唐李济翁《资暇集》卷中“俗字”条云：
俗字至夥，芻字以有二草在心，今或更加草，非也。因芻又記得趨走之趨，今皆以多居走，非也。（音馳）焦下已有火，今復更加以一火，剩也。瓜果字皆不假，更有加草，瓜字已象剖形，明矣。俗字甚衆，不可殫論。[2]（p188）
（9）清桂馥《札樸》卷第七“辟姓”：
《廣韻》：“辟，姓也，漢有辟子方。”黃小松司馬拓示《北魏造像題名》有薛姓，始知“辟”當为“薛”，俗趨約易省艸耳。[8]（p300）
（10）孙奕《履斋示儿编》卷二十二：
又如“顧”之“顾”，“霸”之“”，“喬”之“”，“獻”之“献”，“國”之“国”，“廟”之“庿”，“亂”之“乱”，“殺”之“煞”，“趨”之“趍”，“虧”之“”，錢之“”，“齊”之“斉”，“齋”之“斎”，“學”之“斈”……凡此皆俗書也。[9]（pp385-386）
（11）《学林》卷第九“趣趋”：
世多以趨为趍者，误也。又俗书趨为趋，盖惮点画之多而变芻为刍。又如变鄒为邹，变騶为驺，变鶵为，如此类无意义，不可循袭。[5]（p309）
（12）清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四：
自篆变为隶，六书之恉毁裂殆尽，加以谶纬之附会，谣谚之俚俗，如劉从金刀，丣声，丣古酉字，而曰卯金刀。蕫从艹从童，亦作董，从重，重从壬，东声，而曰千里草。皆无稽之甚，其尤可笑者，乐府云：“藳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则以出为二山亦。王浚梦悬三刀于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李毅解之以为益州，则以州为三刀矣。此与“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何以异？[10]（pp256-257）
（13）宋袁文《瓮牖闲评》卷一：
萬者，蝎也；万者，十千也。二字之义全别。“萬”字不可为“万”字。犹“万”字之不可为“萬”字焉。惟钱谷之数，则惧有改移，故“万”字须着借为“萬”字，盖出于不得已，初无他义也。其余“万”字，既不惧改移，则安用借为哉。[3]（p35）
例（8）揭示“蒭”“燋”“苽”等增旁俗字的形成过程，即在已有义符基础上添加义符，张涌泉先生称之为“床上迭床、屋上架屋”[1]（p49）。例（9）例（10）和例（11）通过归纳俗字“辟”“趍”“顾”“”“”等多对减旁俗字的构成，揭示了删减汉字偏旁构件构成俗字的情况。例（11）指出因隶变而产生俗字的情况，“劉”字本从金刀，丣声，“丣”乃古文“酉”字，《说文·酉部》：“丣，古文酉。”隶变后与“卯”字形相近，故曰“卯金刀”。又“蕫”字本从“艹”从“童”，为一种植物。《说文·艹部》：“蕫，鼎蕫也。杜林曰藕根。”俗写作“董”，因“重”字可拆作“千”“里”二字，遂有作“千里草”者。又“出”字，《说文》小篆作“眺”，隶变后做“出”，像两“山”字，故曰“山上复有山”之说。“州”字《说文》作“纥”，像水中有陆地之形，隶变后书作“州”，像三把“刀”之形，故俗字说以“三刀”为“州”。例（12）通过分析“万”作“萬”之俗字过程，揭示出俗字的产生有利用同音假借而成者。
二、材料的考释
材料的考释指在材料鉴别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学、文字学以及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及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研究材料做进一步的考证和辨析，评判其得失，对于研究合理之处予以肯定并加以佐证，对于错误之处予以指出，加以辨正，从而推动研究的发展。材料考释研究是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今举学术笔记中俗字研究语料三则试作考释分析。
（14）《十驾斋养新录》卷三“石经俗体字”：
唐石经俗体字，如：“雝”作“雍”（《诗》），“纛”作“”（《周礼》、《尔雅》），“驱”作“殴”（《周礼》），“赍”作“賷”（《仪礼》），“緫”作“揔”（《春秋传》），“督”作“”（《尔雅》），“横”作“撗”（《尔雅》）。[6]（p55）
该材料指出唐石经中所使用之俗字情况，如“雝”之俗字做“雍”，“纛”之俗字做“”等。按：俗字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古之俗字，今或以为正字；反之，今之俗字在古代未必一定就是俗字。判断俗字要用发展的眼光。此外，汉字有较为复杂的字际关系，除了正俗字之外，还有异体字、古今字、假借字等。将凡与正字形体相异者即定为俗字，是一种比较草率的做法。因此，判断俗字的标准必须有一定的证据，避免轻易做出结论。这些证据或者为字书中对俗字身份的标注，或者为已有研究成果对俗字的认定。如例（14）“雝”字，《说文》云：“雝，雝也。”段玉裁注：“雝，隶作雍。”《集韵》：“雍，和也。通作邕雝。”是段注乃以“雍”为“雝”之隶书写法，《集韵》以“雍”为“雝”之通用字，但均未认定为俗字。“”字，《集韵·晧韵》：“，翳也。舞者所执，或作纛。”按《集韵》收字，凡俗字之下均加“俗作某，非是”等说明性文字，此处将此二字看作“互体”（即异体字），是不当作俗体。殴，《说文·殳部》：“捶毄物也。”段玉裁注：“此字即今经典之驱字。《广韵》曰‘俗作驱’是也。”是以“驱”为“殴”之俗字，与钱氏之说正相反。賷，《集韵·齐声》：“赍，或作賷。”揔，《集韵·董韵》：“緫，《说文》‘聚束也’或从手。”均将二者看作互体而非俗字。，《集韵·沃韵》：“督，《说文》：‘察也，一曰目痛。’或省。”方成珪考证：“系俗字。”由此可见，例（14）所列举的七个俗字，可以确定俗字身份的只有“”字。
（15）宋王观国《学林》卷第十“参”：
草书法，喿字与参字同形，故晋人书操字皆作摻，今法帖碑本中王操之书皆作掺之，殊不知掺字乃音所咸切，又音所灭切。《诗》曰：“掺掺女手”是也……古人草书缲字作縿字，盖缲音骚，乃绎茧为丝者，縿音杉，乃旌旗之斿也。又草书澡字作渗字，盖澡音早，而渗音所禁切也。又草书趮字作字，盖趮字音躁，而字音骖也。若据草书而改变隶体，则碍矣。[5]（pp320-321）
此为探析俗字之成因，晋时俗字有书“操”作“掺”者，这是因为草书“喿”与“参”同形，故晋人书“操”字皆作“掺”，且举徐锴之例说明不可据此而将所有从“参”之字回改作“喿”。同时还指出，草书从“喿”者改作从“参”者亦有语音上的联系。今按，草书“操”字作“”，掺字作“”，字形相近，存在混同的可能。但张涌泉先生《汉语俗字研究》第90页下脚注云：“叶爱国先生赐示，谓‘操’字作‘掺’乃魏晋之际避曹操讳而改，甚是。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八云：‘魏晋间避武帝讳，凡从喿之字多改为参。’”[11]（p90）是避讳亦是俗字产生原因之一，在判断俗字成因时，必须考虑俗字的多源性特征。
（17）清宋翔凤《过庭录》卷十二“隋书多俗字”：
繖作伞，鞾字作靴，见《隋书·礼仪志》。人蓡作人参，见《五行志》。皆俗字也。[12]（p208）
指出《隋书》中所使用之俗字情况。按，“伞”为车盖，《玉篇》：“伞，盖也。”“繖”为“伞”之异体字，《集韵·缓韵》：“繖，《说文》：‘盖也。’或从巾，亦作伞。”《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岐州刺史安定梁彦光，有惠政，隋主下诏褒美，赐束帛及御伞。”胡三省注：“伞，与繖同，盖也。”是二者当为异体字之关系，非为俗字。“靴”与“鞾”亦为异体字，《玉篇·革部》：“靴，履也。”“鞾，同靴。”二者很早就已互用为异体字，但未有俗字之説。“蓡”本作“薓”，因“濅”字隶变作“浸”，故“蓡”为“薓”之隶体。“薓”或作“参”作“蔘”，《集韵·侵韵》：“薓，《说文》：‘人薓，药艸，出上党。’或作葠，通作參、蔘。”《广雅·释草》：“葠，地精人蔘也。”王念孙《疏证》：“各本俱作‘地精人葠也。’《御览》引《广雅》作‘蓡，地精人蔘也。’”是“人蓡”又可作“人葠”“人蔘”“人參”，是文字通用的关系但并不是俗字。
三、材料的利用
一是做俗字理论研究的基本语料。学术笔记中含有大量俗字研究内容，这些研究内容中或分析俗字的成因，或探讨俗字的形成，或论述俗字的形体特征，为俗字研究提供大量翔实而丰富的语料。如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第三章《俗字的类型》曾列举十三种俗字类型，今将这十三种俗字与学术笔记中俗字研究内容相比较可发现，学术笔记中俗字研究所涉及之内容完全包含这十三种类型，有些研究内容甚至已经超出这十三种类型，为俗字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二是做俗字实践研究的基本语料。俗字研究起步较晚，故研究者在研究俗字过程中常苦于可资利用之研究成果数量不多，导致许多研究者对俗字研究望而却步。学术笔记中记载有大量俗字研究成果，如能加以整理汇编，将会是俗字研究重要的参考依据。如敦煌本《隶古定尚书》：“梦协朕卜，袭于祥。”其中的“”字即洪迈《容斋随笔》所称，为“休”之俗字见例（5）。。学术笔记中有关石刻文字中的俗字研究成果丰富，可以为碑刻文字的研究提供大量研究材料。又如，学术笔记中，有关删减省略偏旁构件而成之俗字研究成果较多，这部分内容对于研究汉字简化字之来源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做字典辞书的基本语料。目前，专门收录俗字的字典辞书数量不多，这与俗字研究起步较晚，可利用成果数量不多有关，学术笔记中的俗字研究材料可为专门性俗字辞书的编纂提供书证和研究语料。此外，像《汉语大字典》这类大型历史字书在辨析一些文字的正俗关系时也可利用学术笔记中的俗字研究成果作为书证。
学术笔记历时悠久、数量众多且内容驳杂，起源可追溯至魏晋时期，下可延伸至清末。据统计，仅有清一代，学术笔记即有不下于500余种[13]（p2），研究内容无所不包，涉及古代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这些都给今日之研究带来困难，因此，我们主张对学术笔记中的俗字研究材料采用鉴别、考释和利用的研究顺序，充分发掘其学术研究价值，并为今日之研究提供更多的有益参考。
[参 考 文 献]
[1]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M]长沙：岳麓出版社，1995
[2]（唐）苏鹗撰，吴企明点校苏氏演义（外三种）[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宋）袁文撰，李伟国校点瓮牖闲评[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宋）洪迈撰，孔凡礼校点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宋）王观国撰，田瑞娟校点学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清）钱大昕撰十驾斋养新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7]（清）周寿昌撰，许逸民点校思益堂日札[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清）桂馥撰，赵智海点校札朴[M]北京：中华书局，1992
[9]（宋）孙奕履斋示儿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10]（清）邓廷桢著，冯惠民点校双砚斋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1]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2]（清）宋翔凤撰，梁运华点校过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徐德明清人学术笔记提要[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草书法，喿字与参字同形，故晋人书操字皆作摻，今法帖碑本中王操之书皆作掺之，殊不知掺字乃音所咸切，又音所灭切。《诗》曰：“掺掺女手”是也……古人草书缲字作縿字，盖缲音骚，乃绎茧为丝者，縿音杉，乃旌旗之斿也。又草书澡字作渗字，盖澡音早，而渗音所禁切也。又草书趮字作字，盖趮字音躁，而字音骖也。若据草书而改变隶体，则碍矣。[5]（pp320-321）
此为探析俗字之成因，晋时俗字有书“操”作“掺”者，这是因为草书“喿”与“参”同形，故晋人书“操”字皆作“掺”，且举徐锴之例说明不可据此而将所有从“参”之字回改作“喿”。同时还指出，草书从“喿”者改作从“参”者亦有语音上的联系。今按，草书“操”字作“”，掺字作“”，字形相近，存在混同的可能。但张涌泉先生《汉语俗字研究》第90页下脚注云：“叶爱国先生赐示，谓‘操’字作‘掺’乃魏晋之际避曹操讳而改，甚是。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八云：‘魏晋间避武帝讳，凡从喿之字多改为参。’”[11]（p90）是避讳亦是俗字产生原因之一，在判断俗字成因时，必须考虑俗字的多源性特征。
（17）清宋翔凤《过庭录》卷十二“隋书多俗字”：
繖作伞，鞾字作靴，见《隋书·礼仪志》。人蓡作人参，见《五行志》。皆俗字也。[12]（p208）
指出《隋书》中所使用之俗字情况。按，“伞”为车盖，《玉篇》：“伞，盖也。”“繖”为“伞”之异体字，《集韵·缓韵》：“繖，《说文》：‘盖也。’或从巾，亦作伞。”《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岐州刺史安定梁彦光，有惠政，隋主下诏褒美，赐束帛及御伞。”胡三省注：“伞，与繖同，盖也。”是二者当为异体字之关系，非为俗字。“靴”与“鞾”亦为异体字，《玉篇·革部》：“靴，履也。”“鞾，同靴。”二者很早就已互用为异体字，但未有俗字之説。“蓡”本作“薓”，因“濅”字隶变作“浸”，故“蓡”为“薓”之隶体。“薓”或作“参”作“蔘”，《集韵·侵韵》：“薓，《说文》：‘人薓，药艸，出上党。’或作葠，通作參、蔘。”《广雅·释草》：“葠，地精人蔘也。”王念孙《疏证》：“各本俱作‘地精人葠也。’《御览》引《广雅》作‘蓡，地精人蔘也。’”是“人蓡”又可作“人葠”“人蔘”“人參”，是文字通用的关系但并不是俗字。
三、材料的利用
一是做俗字理论研究的基本语料。学术笔记中含有大量俗字研究内容，这些研究内容中或分析俗字的成因，或探讨俗字的形成，或论述俗字的形体特征，为俗字研究提供大量翔实而丰富的语料。如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第三章《俗字的类型》曾列举十三种俗字类型，今将这十三种俗字与学术笔记中俗字研究内容相比较可发现，学术笔记中俗字研究所涉及之内容完全包含这十三种类型，有些研究内容甚至已经超出这十三种类型，为俗字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二是做俗字实践研究的基本语料。俗字研究起步较晚，故研究者在研究俗字过程中常苦于可资利用之研究成果数量不多，导致许多研究者对俗字研究望而却步。学术笔记中记载有大量俗字研究成果，如能加以整理汇编，将会是俗字研究重要的参考依据。如敦煌本《隶古定尚书》：“梦协朕卜，袭于祥。”其中的“”字即洪迈《容斋随笔》所称，为“休”之俗字见例（5）。。学术笔记中有关石刻文字中的俗字研究成果丰富，可以为碑刻文字的研究提供大量研究材料。又如，学术笔记中，有关删减省略偏旁构件而成之俗字研究成果较多，这部分内容对于研究汉字简化字之来源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做字典辞书的基本语料。目前，专门收录俗字的字典辞书数量不多，这与俗字研究起步较晚，可利用成果数量不多有关，学术笔记中的俗字研究材料可为专门性俗字辞书的编纂提供书证和研究语料。此外，像《汉语大字典》这类大型历史字书在辨析一些文字的正俗关系时也可利用学术笔记中的俗字研究成果作为书证。
学术笔记历时悠久、数量众多且内容驳杂，起源可追溯至魏晋时期，下可延伸至清末。据统计，仅有清一代，学术笔记即有不下于500余种[13]（p2），研究内容无所不包，涉及古代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这些都给今日之研究带来困难，因此，我们主张对学术笔记中的俗字研究材料采用鉴别、考释和利用的研究顺序，充分发掘其学术研究价值，并为今日之研究提供更多的有益参考。
[参 考 文 献]
[1]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M]长沙：岳麓出版社，1995
[2]（唐）苏鹗撰，吴企明点校苏氏演义（外三种）[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宋）袁文撰，李伟国校点瓮牖闲评[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宋）洪迈撰，孔凡礼校点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宋）王观国撰，田瑞娟校点学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清）钱大昕撰十驾斋养新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7]（清）周寿昌撰，许逸民点校思益堂日札[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清）桂馥撰，赵智海点校札朴[M]北京：中华书局，1992
[9]（宋）孙奕履斋示儿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10]（清）邓廷桢著，冯惠民点校双砚斋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1]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2]（清）宋翔凤撰，梁运华点校过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徐德明清人学术笔记提要[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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