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作家群”创作的文化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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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8-07
“中原作家群”的崛起有着深厚的历史沿袭，其诞生、兴起见证了中国文学的滥觞和盛衰历程。从“五四”文学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当下文坛，中国文学史上都镌刻着文学豫军的深刻痕迹，每个时代都有承担着人文精神、历史使命的整齐创作群体。如徐玉诺、曹靖华、冯沅君、师陀；姚雪垠、李准、魏巍；南丁、张一弓、乔典运、田中禾、张宇；李佩甫、周大新、刘庆邦、阎连科、刘震云、朱秀海、柳建伟、李洱、邵丽、乔叶，等等，都在全国文坛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应该说，中原作家的成就、实力和影响之大国内很少有地域性创作群体与之匹敌。特别是，2012年8月，“中原崛起——中原作家群论坛”在北京举行；2010年11月，“坚守与突破——2010中原作家群论坛”在河南郑州举行，中原作家的地位再次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受到了广泛关注与好评。
审视中原作家的文学创作，从“五四”新文学发轫时期、中原地区跻身中国文坛的第一位作家徐玉诺被收入《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早期小说代表作《一只破鞋》，到2015年河南省作协原主席李佩甫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力作《生命册》，其作品内容大都来自谙熟的原乡故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故乡人的生活情景、生命经历、情感婚姻和人性变迁，带有显著的中原文化特色。作为首次获得弗兰茨·卡夫卡奖的中国作家、“中原作家群”的杰出代表阎连科曾说：“我是这块土地的儿子，要是没有这块土地，没有那个村庄，就没有我阎连科。我所有的作品，都与家乡不可分割。”[1]在“中原作家群”的作品中，原乡生活潜意识地被作为故事情节栖息的背景，很多人物形象都以故乡的亲朋故旧为参照，在深厚的生活底蕴、纷繁的社会生态、浓郁的乡愁记忆展示中，呈现出源自文本内外的独特而又鲜明的地域文化内涵。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2]。文学是特定地域文化开出的花、结出的果，是时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世界的艺术影像。作为把艺术理想融入创作事业之中的文艺工作者，“中原作家群”从中原地域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观照人们的生活、命运、情感，随时代而行把人们的心愿、心情、心声转化为刻有地域印记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这些地缘文学熔铸成了“中原作家群”独特的文化标识。
审视中原作家的文学创作，从“五四”新文学发轫时期、中原地区跻身中国文坛的第一位作家徐玉诺被收入《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早期小说代表作《一只破鞋》，到2015年河南省作协原主席李佩甫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力作《生命册》，其作品内容大都来自谙熟的原乡故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故乡人的生活情景、生命经历、情感婚姻和人性变迁，带有显著的中原文化特色。作为首次获得弗兰茨·卡夫卡奖的中国作家、“中原作家群”的杰出代表阎连科曾说：“我是这块土地的儿子，要是没有这块土地，没有那个村庄，就没有我阎连科。我所有的作品，都与家乡不可分割。”[1]在“中原作家群”的作品中，原乡生活潜意识地被作为故事情节栖息的背景，很多人物形象都以故乡的亲朋故旧为参照，在深厚的生活底蕴、纷繁的社会生态、浓郁的乡愁记忆展示中，呈现出源自文本内外的独特而又鲜明的地域文化内涵。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2]。文学是特定地域文化开出的花、结出的果，是时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世界的艺术影像。作为把艺术理想融入创作事业之中的文艺工作者，“中原作家群”从中原地域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观照人们的生活、命运、情感，随时代而行把人们的心愿、心情、心声转化为刻有地域印记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这些地缘文学熔铸成了“中原作家群”独特的文化标识。
在“中原作家群”的创作实践中，农耕文明、中原文化、政治意识一直是其文化隐喻的审美坐标、深层体现和精神指向。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地域文化的意义能指和价值承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写作习惯、表达方式、审美气质和艺术风格。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不同地域文化的展示、碰撞，不仅会得到本地人们的欢迎，也会受到异域人们的青睐。正是通过文化的沟通、整合与创新，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各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关系中共存共荣、共同发展，民族文化才更有特色、更具活力、更富魅力，世界文化才更加多姿多彩、光芒四射、灿烂绚丽。
首先，农耕文明是“中原作家群”文化隐喻的审美坐标。“以农为本、以土为本”的农耕文明是整个中原地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表征，也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典型缩影。农耕文明是以土地为根本，以家庭、家族为生产单位，以自给自足、男耕女织、聚族而居为特征的小规模的农业经济文化集成。中原地区远在上古时代就形成了农耕文明的雏形， 使其作为中国文明史上第一种文明形态的摇篮率先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大门，并以强大的同化力、辐射力、生命力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和华夏文明的根脉。
文学艺术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诗意建构、意象捕抓、理想定格，是作家对一定社会生活审美认识、审美创造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学作品必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它着重描绘某一地区的人文景观、社会习俗、生活习惯、方言土语、民间传说等。对故乡、故土的深情眷恋是人们情感的内心皈依，正如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所说：“乡土精神是个伟大的现实。”[3]（p230）民族生存的地域环境对作家的审美经验、审美判断和作品的审美内涵、形象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文学史上生命力最恒久、最受人喜爱的作品往往都渗透着民族的地域文化，如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作品被誉为“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系列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我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红高粱家族》等作品都把其故乡“高密东北乡”作为故事情节发生的背景。“中原作家群”的地域文学创作也给文坛增添了许多沉雄厚重的精彩乐章，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中原作家群”作品周大新《湖光山色》、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李佩甫《生命册》等，都是作家对中原故里的亲近和拥抱，既书写了当代中原生活的巨大变迁，又勘探了中原乡村深层结构的艰难蜕变。
作为中原地域文化的首要和基本特质——“农耕文明”，以“渔樵耕读”为代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生产方式孕育了中原文明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农政思想和乡村管理制度等。尧舜时代民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描述了乡村闾里无忧无虑、一派祥和的农业生产生活情景。诗经、汉乐府、唐诗、宋词……反映的也大都是农业社会的生活图景。中原几千年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历史，孕育了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发达持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与游牧文明因无法适应环境改变而突然消失不同，自然延续的农耕文明以其历史传承性、乡土民间性赋予中原文化持久、内敛、含蓄的审美特质，这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内在原因。
受农耕母体文化特质的滋养，对“安土乐天”“固土重迁”这些根深蒂固农村生活习惯的追思怀念是中原文学的重要表达。“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中原作家群”习惯于把中原故土作为精神生活的沙盘，他们的作品大都以故乡生活为“取景框”，是含尘带露的“乡土题材”，中原的土地、山川、河流、村庄、天空、植被、牲畜、方言、俗语等成了作品的重要构成元素、标识符号。“中原作家群”的重要代表、“河南省文学创作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李佩甫从小生活在豫中平原，他的人生经历与中原土地的一草一木紧密相连。正如著名作家贾平凹所说：“中原，是李佩甫落脚的基地，也是他升华的平台。他始终站在中原这个点上，满腔热忱地去观察、认识这片土地、人民和他的国家。”[4]多年来，李佩甫始终在中原这片文化热土上精耕细作。“描写在某种文化土壤中人物的生长，一直是李佩甫创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5]（p152）。可以说，农业文明的生命底色成就了李佩甫与他的作品。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则干脆把自己的故乡“延津”作为故事情节发生的地点，整部作品以“出延津记、回延津记”分为上、下部，小说前半部写孤独无助的吴摩西为了寻找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走出延津；后半部写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为了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故事里的主要人物杨百顺（吴摩西、罗长礼）、巧玲、牛爱国、老汪，及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当厨子的、在戏班里敲梆的、工地上打工的、澡堂里当服务生的……都是缠绕纠结在生活道路上苦苦挣扎的中原底层民众的真实写照。
然而，在市场化、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下，传统的农耕文明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惊悸与异化。周大新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乡村题材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就描述了一个传统文明哺育的理想人物形象楚暖暖，在资本、权力、体制等市场因素作用下，追求美好生活的失败经历，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阵痛。作品以丹江口水库在河南南阳的水域及附近村庄为故事发生地，创作缘由是周大新的一次故乡之旅，他在家乡查看了楚长城、香严寺、丹江口水库，沿途到农户家与乡亲们聊天、拉家常，有感于商品经济浪潮下农耕文明的历史嬗变，为故乡父老乡亲创作了这部留住时代痕迹的小说。女主人公楚暖暖美丽聪慧、多情重义，为了爱情她毅然嫁给淳朴青年旷开田，靠商业敏感为家庭积累起最初的财富，当旷开田在物欲与权力的诱惑下变质时，她又决然与其离婚。她本希望发挥本地旅游资源优势，使贫困乡村走上致富路，没想到却给整个村庄带来无穷的灾难。楚暖暖始终在追寻幸福，然而，却得到了许多折磨和痛苦，这提醒人们要注意审视脚下路的那些拐弯处。小说写出了普通农民靠农业劳作致富的艰难，资本介入后带来的机遇、挑战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农村新矛盾，呈现了当下经济改革中新的資本与权力结合致使“权力资本化”，使传统乡村社会出现人文素质和精神品格危机，也为中国农村未来的改革道路提出思考。在这部充满浓郁乡土气息、怀乡情结的作品中，周大新以他对中原农耕文明的独特理解，把时代脉搏、生活故事、历史演绎、文化形象及其民间性、现代性、寓言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既展示了中原生活的历史巨变和当代风云，也发现了乡村深层结构的根深蒂固和文明进步的艰难。
首先，农耕文明是“中原作家群”文化隐喻的审美坐标。“以农为本、以土为本”的农耕文明是整个中原地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表征，也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典型缩影。农耕文明是以土地为根本，以家庭、家族为生产单位，以自给自足、男耕女织、聚族而居为特征的小规模的农业经济文化集成。中原地区远在上古时代就形成了农耕文明的雏形， 使其作为中国文明史上第一种文明形态的摇篮率先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大门，并以强大的同化力、辐射力、生命力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和华夏文明的根脉。
文学艺术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诗意建构、意象捕抓、理想定格，是作家对一定社会生活审美认识、审美创造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学作品必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它着重描绘某一地区的人文景观、社会习俗、生活习惯、方言土语、民间传说等。对故乡、故土的深情眷恋是人们情感的内心皈依，正如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所说：“乡土精神是个伟大的现实。”[3]（p230）民族生存的地域环境对作家的审美经验、审美判断和作品的审美内涵、形象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文学史上生命力最恒久、最受人喜爱的作品往往都渗透着民族的地域文化，如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作品被誉为“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系列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我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红高粱家族》等作品都把其故乡“高密东北乡”作为故事情节发生的背景。“中原作家群”的地域文学创作也给文坛增添了许多沉雄厚重的精彩乐章，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中原作家群”作品周大新《湖光山色》、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李佩甫《生命册》等，都是作家对中原故里的亲近和拥抱，既书写了当代中原生活的巨大变迁，又勘探了中原乡村深层结构的艰难蜕变。
作为中原地域文化的首要和基本特质——“农耕文明”，以“渔樵耕读”为代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生产方式孕育了中原文明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农政思想和乡村管理制度等。尧舜时代民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描述了乡村闾里无忧无虑、一派祥和的农业生产生活情景。诗经、汉乐府、唐诗、宋词……反映的也大都是农业社会的生活图景。中原几千年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历史，孕育了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发达持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与游牧文明因无法适应环境改变而突然消失不同，自然延续的农耕文明以其历史传承性、乡土民间性赋予中原文化持久、内敛、含蓄的审美特质，这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内在原因。
受农耕母体文化特质的滋养，对“安土乐天”“固土重迁”这些根深蒂固农村生活习惯的追思怀念是中原文学的重要表达。“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中原作家群”习惯于把中原故土作为精神生活的沙盘，他们的作品大都以故乡生活为“取景框”，是含尘带露的“乡土题材”，中原的土地、山川、河流、村庄、天空、植被、牲畜、方言、俗语等成了作品的重要构成元素、标识符号。“中原作家群”的重要代表、“河南省文学创作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李佩甫从小生活在豫中平原，他的人生经历与中原土地的一草一木紧密相连。正如著名作家贾平凹所说：“中原，是李佩甫落脚的基地，也是他升华的平台。他始终站在中原这个点上，满腔热忱地去观察、认识这片土地、人民和他的国家。”[4]多年来，李佩甫始终在中原这片文化热土上精耕细作。“描写在某种文化土壤中人物的生长，一直是李佩甫创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5]（p152）。可以说，农业文明的生命底色成就了李佩甫与他的作品。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则干脆把自己的故乡“延津”作为故事情节发生的地点，整部作品以“出延津记、回延津记”分为上、下部，小说前半部写孤独无助的吴摩西为了寻找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走出延津；后半部写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为了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故事里的主要人物杨百顺（吴摩西、罗长礼）、巧玲、牛爱国、老汪，及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当厨子的、在戏班里敲梆的、工地上打工的、澡堂里当服务生的……都是缠绕纠结在生活道路上苦苦挣扎的中原底层民众的真实写照。
然而，在市场化、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下，传统的农耕文明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惊悸与异化。周大新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乡村题材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就描述了一个传统文明哺育的理想人物形象楚暖暖，在资本、权力、体制等市场因素作用下，追求美好生活的失败经历，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阵痛。作品以丹江口水库在河南南阳的水域及附近村庄为故事发生地，创作缘由是周大新的一次故乡之旅，他在家乡查看了楚长城、香严寺、丹江口水库，沿途到农户家与乡亲们聊天、拉家常，有感于商品经济浪潮下农耕文明的历史嬗变，为故乡父老乡亲创作了这部留住时代痕迹的小说。女主人公楚暖暖美丽聪慧、多情重义，为了爱情她毅然嫁给淳朴青年旷开田，靠商业敏感为家庭积累起最初的财富，当旷开田在物欲与权力的诱惑下变质时，她又决然与其离婚。她本希望发挥本地旅游资源优势，使贫困乡村走上致富路，没想到却给整个村庄带来无穷的灾难。楚暖暖始终在追寻幸福，然而，却得到了许多折磨和痛苦，这提醒人们要注意审视脚下路的那些拐弯处。小说写出了普通农民靠农业劳作致富的艰难，资本介入后带来的机遇、挑战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农村新矛盾，呈现了当下经济改革中新的資本与权力结合致使“权力资本化”，使传统乡村社会出现人文素质和精神品格危机，也为中国农村未来的改革道路提出思考。在这部充满浓郁乡土气息、怀乡情结的作品中，周大新以他对中原农耕文明的独特理解，把时代脉搏、生活故事、历史演绎、文化形象及其民间性、现代性、寓言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既展示了中原生活的历史巨变和当代风云，也发现了乡村深层结构的根深蒂固和文明进步的艰难。
其次，中原文化是“中原作家群”文化隐喻的深层体现。肇始于中原的农耕文明在中国的文明史中占据主体地位，由它孕育出来的中原文化对构建整个华夏文明起着奠基性作用。中原文化是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总称，是中原地域内发端、流行，经过长时期积累、沉淀、发酵，带有浓郁地方性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总和。中原文化是中原人民繁衍生息、持续发展的精神寄托与智慧结晶，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根本所在。
文学受地域文化影响是一个客观和不争的事实。“一个原乡背景明显的作家的创作，一片地域性鲜明的文学个性，以及一方地域作家群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这一片地域的地缘、气候、风物、风俗、语言，尤其是它整体上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6]。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京派、海派之称，《红楼梦》明显是京派小说，而《海上花列传》则是海派小说的代表。作为凝固的历史，中原文化以独特的方式穿越时空的距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的艺术情趣、艺术特征和作品的艺术内涵、艺术风格等，让人们去感知中华文明历史标识的“美丽表情”和“时代温度”。
用文学作品让地域文化与现代流行时尚完成时代的同城约会，既留住了历史的沧桑，找回了失去的记忆，也为我们打开了文明相知之窗。吸吮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漫长历史变迁积累的文化养分，加上特定的风俗民情、人际关系、教育状况、语言乡音等人文环境和气候条件、地形土壤、山川河流等自然环境，毋庸置疑，中原独特厚重的文化底蕴是写作的巨大财富。地域文化决定着族群生存、延续、发展的行为规范、精神世界、道德品格与价值判断，为文学创作点燃一盏指路的明灯，“中原作家群”把中原文化特质作为凝结着人文情怀的“聚光镜”，创作出一大批真正感动人心的优秀作品，既守住了传统文化的精气神，也为渐行渐远的美丽乡村留住了乡愁。在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有姚雪垠、魏巍、李凖、柳建伟、宗璞、周大新、刘震云、李佩甫八人获奖。此外，苏金伞、王怀让、马新朝等诗歌创作，孙荪、周同宾、王大海、卞卡、郑彦英、廖华歌等散文作品也颇受好评。走进新时代，乔叶《慢慢的是活着》、刘震云《我叫刘跃进》等再次让“中原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成为历史深处的一段辉煌记忆。
历经5000多年的历史沉淀，中原每一片土地，都是中原文化的一份珍贵记忆。“中原作家群”执着地坚守对中原文化精神家园的深情守望，用诗意创作留住乡土的回忆，让人们记住跨越时空的文化原乡。“一方面没有哪一个群体，像中原作家群这样如此坚定，如此执著，如此深入地立足于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立足于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但同时也没有哪一个群体像中原作家群这样，从这片土地上的复杂经验中，不断地汲取创新和创造的动力，不断去开拓文学的艺术的新思维，不断开拓艺术的新境界”[7]。在创作实践中，“中原作家群”既有对中原文化的挖掘、寻求和守护，又有对中原文化根脉的探究、建设与塑造。如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通过过去、现在不同时代的两段故事，发出了对横亘在人们之间的心灵隔阂的灵魂叩问。从“出走”到“回归”，延宕百年，以一个跨越现实和历史、融合城乡和地域的“孤独”主题，探寻在亲情、友情、族情文化下潜伏的、骨子里的、隐性的孤独文化，并试图追问现代中国的“大历史”，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在广袤的中原乡村大地上，家庭的欢乐忧伤、百姓的酸甜苦辣，演绎着感人肺腑的活剧，洋溢着时代色彩斑斓的画面。“天黑下来了，在门前站了四个小时的蔡国寅终于吃上了‘鸡蛋茶’。那一碗放了红糖的茶水里打了六个荷包蛋，吃了这碗鸡蛋茶的代价是，他必须入赘做上门女婿。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风俗和讲究，蔡国寅也都一一答应了”[8]（p42）。作为厚重无比的中原文化的当代书写者，李佩甫把在中原地区司空见惯的乡风习俗画面，直接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可这次婚礼，蔡国寅在无梁村一群热心‘帮办’的策划下，一一都按当地的风俗办，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除了置办嫁妆外，那一天吴家开的是流水席，肥猪用了三头，豆腐十盘，粉条一千七百余斤，花卷子馍十四笼，还有烟酒……无梁村男女老少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8]（p43）几乎所有的中原作家都能够从中原文化中找到创作的源头和血脉、泥土和营养。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说：“无论走多远，我的精神始终依恋着中原大地，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对家乡的回忆。”心中感情深，笔下鲜花艳。“中原作家群”在中原文化中寻找人生坐标，以精心创作擦亮中华时代记忆，用特写镜头把珍贵的时代画面封存。
长期以来，“中原作家群”执着于用历史的灯塔照亮未来，破解文字背后的文明密码，他们的作品表现的大都是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的故乡人民，及其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精神震荡与道德裂变。作为“中原文化的产儿”，刘震云长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通过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河南的严重灾难，打捞出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记忆，吹去附着于历史表面的尘埃，展示了中原人民的苦难心灵史，喊出了对民族精神支点的深层叩问。周大新的长篇力作《第二十幕》通过对中原古城南阳百年世相的描摹和民族工商业的代表、尚吉利家族在整个世纪所遭遇的坎坷命运，不但重新审视了以家族意志映现出的民族精神，发出了蕴含着中原文化意蕴的人性诘问，而且把中华民族在20世纪留下的脚印凸现了出来。
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说：“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9]（p84）中原文化影响着“中原作家群”的思维方式、叙事情感和行为表达，让历史的痕迹成为永久的“民族记忆”。李准、张一弓、南丁、李佩甫、刘震云、周大新、邵丽、刘庆邦、墨白、阎连科、朱秀海、邢军纪、何向阳、李洱、柳建伟、梁鸿、乔叶……饱受中原文化浸染的“中原作家群”触摸时代的灵魂与脉搏，用文明的火种锤炼出生命的华彩与不朽，表达了对中原文化“根性情结”深情眷恋的真挚情感。可以说，中原文化特色是决定“中原作家群”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
文化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最鲜明的精神标识。在全球化、城市化的社会大潮中，中原文化作为对中原流失岁月的深层纪念和心理情感的替代性满足，经过“中原作家群”適应时代、立足现实的过滤、筛选，在文艺实践、文学作品中被激活，经过融合时代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激励和支撑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作为中原文化的活化石和文化交流的载体、文明发展的见证，“中原作家群”的作品以人物形象的命运隐喻中原文化在历史淘洗冲击下的时代脉动，从文学审美角度汲取其蕴藏的哲理、智慧，生发出中原文化与时代追求相适应的新的诠释。
文学受地域文化影响是一个客观和不争的事实。“一个原乡背景明显的作家的创作，一片地域性鲜明的文学个性，以及一方地域作家群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这一片地域的地缘、气候、风物、风俗、语言，尤其是它整体上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6]。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京派、海派之称，《红楼梦》明显是京派小说，而《海上花列传》则是海派小说的代表。作为凝固的历史，中原文化以独特的方式穿越时空的距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的艺术情趣、艺术特征和作品的艺术内涵、艺术风格等，让人们去感知中华文明历史标识的“美丽表情”和“时代温度”。
用文学作品让地域文化与现代流行时尚完成时代的同城约会，既留住了历史的沧桑，找回了失去的记忆，也为我们打开了文明相知之窗。吸吮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漫长历史变迁积累的文化养分，加上特定的风俗民情、人际关系、教育状况、语言乡音等人文环境和气候条件、地形土壤、山川河流等自然环境，毋庸置疑，中原独特厚重的文化底蕴是写作的巨大财富。地域文化决定着族群生存、延续、发展的行为规范、精神世界、道德品格与价值判断，为文学创作点燃一盏指路的明灯，“中原作家群”把中原文化特质作为凝结着人文情怀的“聚光镜”，创作出一大批真正感动人心的优秀作品，既守住了传统文化的精气神，也为渐行渐远的美丽乡村留住了乡愁。在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有姚雪垠、魏巍、李凖、柳建伟、宗璞、周大新、刘震云、李佩甫八人获奖。此外，苏金伞、王怀让、马新朝等诗歌创作，孙荪、周同宾、王大海、卞卡、郑彦英、廖华歌等散文作品也颇受好评。走进新时代，乔叶《慢慢的是活着》、刘震云《我叫刘跃进》等再次让“中原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成为历史深处的一段辉煌记忆。
历经5000多年的历史沉淀，中原每一片土地，都是中原文化的一份珍贵记忆。“中原作家群”执着地坚守对中原文化精神家园的深情守望，用诗意创作留住乡土的回忆，让人们记住跨越时空的文化原乡。“一方面没有哪一个群体，像中原作家群这样如此坚定，如此执著，如此深入地立足于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立足于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但同时也没有哪一个群体像中原作家群这样，从这片土地上的复杂经验中，不断地汲取创新和创造的动力，不断去开拓文学的艺术的新思维，不断开拓艺术的新境界”[7]。在创作实践中，“中原作家群”既有对中原文化的挖掘、寻求和守护，又有对中原文化根脉的探究、建设与塑造。如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通过过去、现在不同时代的两段故事，发出了对横亘在人们之间的心灵隔阂的灵魂叩问。从“出走”到“回归”，延宕百年，以一个跨越现实和历史、融合城乡和地域的“孤独”主题，探寻在亲情、友情、族情文化下潜伏的、骨子里的、隐性的孤独文化，并试图追问现代中国的“大历史”，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在广袤的中原乡村大地上，家庭的欢乐忧伤、百姓的酸甜苦辣，演绎着感人肺腑的活剧，洋溢着时代色彩斑斓的画面。“天黑下来了，在门前站了四个小时的蔡国寅终于吃上了‘鸡蛋茶’。那一碗放了红糖的茶水里打了六个荷包蛋，吃了这碗鸡蛋茶的代价是，他必须入赘做上门女婿。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风俗和讲究，蔡国寅也都一一答应了”[8]（p42）。作为厚重无比的中原文化的当代书写者，李佩甫把在中原地区司空见惯的乡风习俗画面，直接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可这次婚礼，蔡国寅在无梁村一群热心‘帮办’的策划下，一一都按当地的风俗办，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除了置办嫁妆外，那一天吴家开的是流水席，肥猪用了三头，豆腐十盘，粉条一千七百余斤，花卷子馍十四笼，还有烟酒……无梁村男女老少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8]（p43）几乎所有的中原作家都能够从中原文化中找到创作的源头和血脉、泥土和营养。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说：“无论走多远，我的精神始终依恋着中原大地，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对家乡的回忆。”心中感情深，笔下鲜花艳。“中原作家群”在中原文化中寻找人生坐标，以精心创作擦亮中华时代记忆，用特写镜头把珍贵的时代画面封存。
长期以来，“中原作家群”执着于用历史的灯塔照亮未来，破解文字背后的文明密码，他们的作品表现的大都是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的故乡人民，及其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精神震荡与道德裂变。作为“中原文化的产儿”，刘震云长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通过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河南的严重灾难，打捞出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记忆，吹去附着于历史表面的尘埃，展示了中原人民的苦难心灵史，喊出了对民族精神支点的深层叩问。周大新的长篇力作《第二十幕》通过对中原古城南阳百年世相的描摹和民族工商业的代表、尚吉利家族在整个世纪所遭遇的坎坷命运，不但重新审视了以家族意志映现出的民族精神，发出了蕴含着中原文化意蕴的人性诘问，而且把中华民族在20世纪留下的脚印凸现了出来。
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说：“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9]（p84）中原文化影响着“中原作家群”的思维方式、叙事情感和行为表达，让历史的痕迹成为永久的“民族记忆”。李准、张一弓、南丁、李佩甫、刘震云、周大新、邵丽、刘庆邦、墨白、阎连科、朱秀海、邢军纪、何向阳、李洱、柳建伟、梁鸿、乔叶……饱受中原文化浸染的“中原作家群”触摸时代的灵魂与脉搏，用文明的火种锤炼出生命的华彩与不朽，表达了对中原文化“根性情结”深情眷恋的真挚情感。可以说，中原文化特色是决定“中原作家群”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
文化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最鲜明的精神标识。在全球化、城市化的社会大潮中，中原文化作为对中原流失岁月的深层纪念和心理情感的替代性满足，经过“中原作家群”適应时代、立足现实的过滤、筛选，在文艺实践、文学作品中被激活，经过融合时代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激励和支撑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作为中原文化的活化石和文化交流的载体、文明发展的见证，“中原作家群”的作品以人物形象的命运隐喻中原文化在历史淘洗冲击下的时代脉动，从文学审美角度汲取其蕴藏的哲理、智慧，生发出中原文化与时代追求相适应的新的诠释。
第三，政治意识是“中原作家群”文化隐喻的精神指向。作为奠定中华民族根基、带领先民肇造光辉灿烂中华文明的黄帝故里，中原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从夏、商、东周，到唐、宋、金的 3000 多年间，先后又有 200 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国八大古都”中的十三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商都郑州和殷商古都安阳等4个都在河南，此外，商丘、南阳、浚县、濮阳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也影响深远。有难以数计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活动，都发生在曾经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这里演绎了多彩的政治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沉淀了炽热的政治情怀。
政治意识是中原农耕文明、乡土文化的特色表现。中原文化的政治性形成了民族、家国利益至上观念，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担当精神、进取精神、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让爱国、爱民成为历史的注脚。例如，诗圣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治国理想；文圣韩愈“大丈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的“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武圣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报国壮志；等等。作为历史上建都王朝最多的大舞台，中原大地曾长期是政权更迭、政治角逐之地，汇聚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先祖黄帝开创了初始的政权制度，建立了“国家”的雏形。从尧、舜、禹的禅让制到夏、商、周的世袭制，完成了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东周以后诸侯间的频繁争战、秦代郡县制的推行，最终敲响了奴隶社会的丧钟，开启了封建社会的大门。此后，封建制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覆亡。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其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即文学与社会现实、政治气候密切相关，历代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是文学兴衰更替的最终决定因素。为加强政治统治，历代帝王都很重视文化的教育作用，决定了中原文化发展具有较强的政治依附性。这种政治文化以“华夏中心”自居，具有较强的中心意识和极权主义思想。中原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国家只能依靠政治思想的统一，来实现对内维持安定、对外对抗游牧文明，从而使中原人形成了深刻的政治参与意识。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韩国（今河南省新郑市）贵族韩非子从天下“定于一尊”的构想出发，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政治蓝图。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程颢、程颐提出“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把“君为臣纲”归结为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天理”，要求人们严格按照“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的规则行事。总之，中原厚重、深刻的历史是一本大书，只有真正读懂中原社会、读透政治变迁，才能创作出有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的优秀作品。
“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2]。中原作家姚雪垠呕心沥血42年收官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之所以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是因为其描写了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和恢宏澎湃的时代进程。《李自成》根植于民族土壤，展开了色彩缤纷的社会画面，以多方面的艺术成就、独特的开创性贡献和里程碑式的伟大意义，被誉为是一部“五四”以来长篇历史小说领域的填补空白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毛泽东高度赞赏并亲自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读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的河南郑州作家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以深挚的感情和诗意的笔触，展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事迹和崇高心灵，曾入选中学课本，影响、感染了几代人，并使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軍赢得了“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具有历史坐标意义。魏巍曾说，作品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对伟大祖国的爱。此外，魏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我国第一部全景式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史诗性巨著《东方》、我国第一部全景式描写红军长征的鸿篇巨制《地球的红飘带》、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壮丽画卷的长篇小说《火凤凰》，这些“革命战争三部曲”写出了那个时代真正的“红色经典”。
现实主义作家、剧作家、河南洛阳人李准的成名作、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反映了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真实矛盾，被毛泽东赏识并加编者按在全国近50家报刊转载。由于李凖熟悉农村、了解农民，写出了《李双双小传》等一系列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塑造了性格泼辣、大公无私的农村妇女李双双，老实忠厚、明哲保身的社员孙喜旺等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形象。“文革”期间，被下放到黄泛区、河南省西华县的李凖完成了电影剧本《大河奔流》的创作，在广阔的历史背景、波澜壮阔的历史斗争中展示了人物多舛的命运，但由于与政治贴合过于紧密，有“风向标”“晴雨表”之嫌，作品虽有突破，但人物形象被拔高，情节有一般化、概念化倾向。随着新时代大门的开启，李凖先后创作、改编了电影剧本《高山下的花环》《大漠紫禁令》《石头梦》《清凉寺的钟声》《双雄会》《失信的村庄》《牧马人》《老人与狗》等，虽然作品刻意宣传的意味有所淡化，但依然有着时代政治生活的“胎记”。
李佩甫享誉文坛的长篇小说《羊的门》以现实主义的冷峻画出了中原强者的灵魂——呼家堡“四十年不倒”的党支部书记呼天成的形象。呼天成之所以能成为呼家堡的“不倒翁”，是因为他充分利用各种人脉、培养各种关系、打造各种平台，以超前、宏达的眼光营构“人场”，构建起从村到乡、县、市、省，甚至首都的庞大关系网，把村中的人才不断往城里送、往官场里送，让村庄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呼天成谙熟人情世故、宗法制度、精神诉求，利用血缘亲情、文化伦理、公序良俗把村人牢牢控制，确保他呼风唤雨、左右逢源、春风得意。此外，作者通过颖平县县长呼国庆在“人场”经营上的失败，及其在官场上的沉浮、挣扎，把现实生活中的欲望与贪婪、温馨与残酷、合作与博弈、情感与利益等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通过官场、商场、职场、情场上没有硝烟的战争、搏杀，洞透了中原大地的现实本真，具有极强的精神震撼力，可以说，《羊的门》是一个文化寓言。作为乡土中国的象征，呼家堡集中展示了有效的人际关系经营术，彰显了高超的草根智慧和娴熟的御人技巧，折射出中原文化的尴尬与可怕的狡黠，激起人们亟待变革现状的精神。小说通过权力运作的刻画、官场争斗的展示，塑造了一位“东方乡村教父”，寄寓了中国40年社会风云变幻，可以作为管窥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由此，李佩甫也被视为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有力、最深刻的作家。
政治意识是中原农耕文明、乡土文化的特色表现。中原文化的政治性形成了民族、家国利益至上观念，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担当精神、进取精神、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让爱国、爱民成为历史的注脚。例如，诗圣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治国理想；文圣韩愈“大丈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的“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武圣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报国壮志；等等。作为历史上建都王朝最多的大舞台，中原大地曾长期是政权更迭、政治角逐之地，汇聚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先祖黄帝开创了初始的政权制度，建立了“国家”的雏形。从尧、舜、禹的禅让制到夏、商、周的世袭制，完成了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东周以后诸侯间的频繁争战、秦代郡县制的推行，最终敲响了奴隶社会的丧钟，开启了封建社会的大门。此后，封建制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覆亡。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其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即文学与社会现实、政治气候密切相关，历代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是文学兴衰更替的最终决定因素。为加强政治统治，历代帝王都很重视文化的教育作用，决定了中原文化发展具有较强的政治依附性。这种政治文化以“华夏中心”自居，具有较强的中心意识和极权主义思想。中原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国家只能依靠政治思想的统一，来实现对内维持安定、对外对抗游牧文明，从而使中原人形成了深刻的政治参与意识。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韩国（今河南省新郑市）贵族韩非子从天下“定于一尊”的构想出发，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政治蓝图。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程颢、程颐提出“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把“君为臣纲”归结为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天理”，要求人们严格按照“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的规则行事。总之，中原厚重、深刻的历史是一本大书，只有真正读懂中原社会、读透政治变迁，才能创作出有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的优秀作品。
“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2]。中原作家姚雪垠呕心沥血42年收官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之所以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是因为其描写了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和恢宏澎湃的时代进程。《李自成》根植于民族土壤，展开了色彩缤纷的社会画面，以多方面的艺术成就、独特的开创性贡献和里程碑式的伟大意义，被誉为是一部“五四”以来长篇历史小说领域的填补空白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毛泽东高度赞赏并亲自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读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的河南郑州作家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以深挚的感情和诗意的笔触，展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事迹和崇高心灵，曾入选中学课本，影响、感染了几代人，并使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軍赢得了“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具有历史坐标意义。魏巍曾说，作品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对伟大祖国的爱。此外，魏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我国第一部全景式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史诗性巨著《东方》、我国第一部全景式描写红军长征的鸿篇巨制《地球的红飘带》、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壮丽画卷的长篇小说《火凤凰》，这些“革命战争三部曲”写出了那个时代真正的“红色经典”。
现实主义作家、剧作家、河南洛阳人李准的成名作、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反映了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真实矛盾，被毛泽东赏识并加编者按在全国近50家报刊转载。由于李凖熟悉农村、了解农民，写出了《李双双小传》等一系列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塑造了性格泼辣、大公无私的农村妇女李双双，老实忠厚、明哲保身的社员孙喜旺等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形象。“文革”期间，被下放到黄泛区、河南省西华县的李凖完成了电影剧本《大河奔流》的创作，在广阔的历史背景、波澜壮阔的历史斗争中展示了人物多舛的命运，但由于与政治贴合过于紧密，有“风向标”“晴雨表”之嫌，作品虽有突破，但人物形象被拔高，情节有一般化、概念化倾向。随着新时代大门的开启，李凖先后创作、改编了电影剧本《高山下的花环》《大漠紫禁令》《石头梦》《清凉寺的钟声》《双雄会》《失信的村庄》《牧马人》《老人与狗》等，虽然作品刻意宣传的意味有所淡化，但依然有着时代政治生活的“胎记”。
李佩甫享誉文坛的长篇小说《羊的门》以现实主义的冷峻画出了中原强者的灵魂——呼家堡“四十年不倒”的党支部书记呼天成的形象。呼天成之所以能成为呼家堡的“不倒翁”，是因为他充分利用各种人脉、培养各种关系、打造各种平台，以超前、宏达的眼光营构“人场”，构建起从村到乡、县、市、省，甚至首都的庞大关系网，把村中的人才不断往城里送、往官场里送，让村庄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呼天成谙熟人情世故、宗法制度、精神诉求，利用血缘亲情、文化伦理、公序良俗把村人牢牢控制，确保他呼风唤雨、左右逢源、春风得意。此外，作者通过颖平县县长呼国庆在“人场”经营上的失败，及其在官场上的沉浮、挣扎，把现实生活中的欲望与贪婪、温馨与残酷、合作与博弈、情感与利益等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通过官场、商场、职场、情场上没有硝烟的战争、搏杀，洞透了中原大地的现实本真，具有极强的精神震撼力，可以说，《羊的门》是一个文化寓言。作为乡土中国的象征，呼家堡集中展示了有效的人际关系经营术，彰显了高超的草根智慧和娴熟的御人技巧，折射出中原文化的尴尬与可怕的狡黠，激起人们亟待变革现状的精神。小说通过权力运作的刻画、官场争斗的展示，塑造了一位“东方乡村教父”，寄寓了中国40年社会风云变幻，可以作为管窥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由此，李佩甫也被视为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有力、最深刻的作家。
解读“中原作家群”的文学作品，总会发现其深层内核镶嵌的农耕文明、中原文化、政治意识等文化隐喻，背后蕴藏着对中原历史、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以及洞穿历史后对未来希冀的诗意祈祷。在深耕中原文化沃土中，“中原作家群”传承、创新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美丽“邂逅”中擦出时代的火花。在“乡愁心结”的独特审美视域中，中原作家把艺术创新与文化厚重完美地焊接在一起，以作家内心深处独特的故乡情怀、家国情怀、民族情怀，表达着中原人民的精神诉求和理想寄托，实现了对中原人民精神家园的理性建构。
“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10]。“中原作家群”正是从中原人民丰富多彩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记录、传承中原人民的文化印记，通过不断加强对中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在现代化进程中留住中华民族的根脉和源流，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丰厚的滋养，“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2]。
总之，中原地区厚重的历史文化、巨大的社会变化、丰富的精神世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矿藏。“中原作家群”立足本土、关注现实，随着中原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拓展创作题材、创作内容，写出了许多讲述好中原故事、展示好中原形象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好作品。然而，对人性本质缺乏立体性考量、对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缺乏深层次揭示，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原作家群”作品思想的厚度、深度、高度和广度，如何做到直面现实与诗意营构相融合？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观照历史经验并进行有见地的书写？如何做到准确揭示中原社会现代化进程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相契合？如何立足中原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图谱、文明发展，吸收借鉴世界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成果，做到开拓创新、洋为中用、融会贯通？如何站在新的高度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传承弘揚盛世中华美学精神？如何在继承中转化，创作更多体现中原文化精髓、审美追求的中原故事、中原形象、中原旋律，为文坛贡献更多的中原声响和色彩、展现更好的中原诗情和意境？这些都会影响作品的精神气势、思想深度、科学判断和信仰力量，应是河南作家也是当代作家亟待探索与思考的命题。
[参 考 文 献]
[1]常书香，元媛至情至性阎连科[N]洛阳日报，2014-06-25（10）
[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12-01（2）
[3][英] 戴维·洛奇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M]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马双.震撼心灵的巨著[N].北京晨报，2016-01-31（A23）
[5]何弘坚韧的探索者和深刻的思想者[C]//程光炜，吴圣刚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李佩甫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6]雷达地域作家群研究的当代意义[N]光明日报，2013-07-23（14）
[7]杨鸥正在崛起的中原作家群[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09-04（5）
[8]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9][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C]//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5-10-14
（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副教授）
“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10]。“中原作家群”正是从中原人民丰富多彩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记录、传承中原人民的文化印记，通过不断加强对中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在现代化进程中留住中华民族的根脉和源流，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丰厚的滋养，“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2]。
总之，中原地区厚重的历史文化、巨大的社会变化、丰富的精神世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矿藏。“中原作家群”立足本土、关注现实，随着中原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拓展创作题材、创作内容，写出了许多讲述好中原故事、展示好中原形象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好作品。然而，对人性本质缺乏立体性考量、对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缺乏深层次揭示，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原作家群”作品思想的厚度、深度、高度和广度，如何做到直面现实与诗意营构相融合？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观照历史经验并进行有见地的书写？如何做到准确揭示中原社会现代化进程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相契合？如何立足中原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图谱、文明发展，吸收借鉴世界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成果，做到开拓创新、洋为中用、融会贯通？如何站在新的高度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传承弘揚盛世中华美学精神？如何在继承中转化，创作更多体现中原文化精髓、审美追求的中原故事、中原形象、中原旋律，为文坛贡献更多的中原声响和色彩、展现更好的中原诗情和意境？这些都会影响作品的精神气势、思想深度、科学判断和信仰力量，应是河南作家也是当代作家亟待探索与思考的命题。
[参 考 文 献]
[1]常书香，元媛至情至性阎连科[N]洛阳日报，2014-06-25（10）
[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12-01（2）
[3][英] 戴维·洛奇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M]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马双.震撼心灵的巨著[N].北京晨报，2016-01-31（A23）
[5]何弘坚韧的探索者和深刻的思想者[C]//程光炜，吴圣刚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李佩甫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6]雷达地域作家群研究的当代意义[N]光明日报，2013-07-23（14）
[7]杨鸥正在崛起的中原作家群[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09-04（5）
[8]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9][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C]//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5-10-14
（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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