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消费的现状、代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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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8-28
1 前言
消费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如何有效扩大消费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相比2014年，提高了14.8%，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快速扩大。据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毋庸置疑，数量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已成为城镇和农村居民之外的消费“第三元”（蔡昉，2011）。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及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但该群体的总体消费情况仍然不尽人意。如何有效激发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潜力并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将成为今后几年政府和相关研究部门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研究从农民工消费现状、代际差异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系统梳理农民工消费相关研究成果，尝试理清农民工消费的研究脉络，探索现有文献取得的进展和不足，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
2 农民工消费概况
2.1 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指人们各类消费所构成的比例关系，它反映了消费的内容、水平和质量。农民工的日常消费主要有衣食住等基本生活消费、交通通讯消费、学习培训消费、子女教育消费、休闲娱乐消费、医疗保健消费、社会交往与人情消费等，将这些消费按内容属性划分，则可分为生存资料消费、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三个类别。
总体来讲，当前我国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食品、衣物、住房，进而导致其消费结构以生存资料消费为主，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偏少（沈蕾等，2012）。具体而言，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消费结构呈现出比例失调、层次低下的特征。学界多位学者利用ELES法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当前的消费结构特征，例如，粟娟等（2012）指出农民工的食品、衣物、住房三类支出占到总消费支出比例高于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的发展型消费和休闲娱乐消费支出则比农民工高出3倍。与此结论相反的是，金晓彤等（2014）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而文娱方面的支出比例均高于城镇居民。此种情况可能与样本的区域分布和群体特征有关。
2.2 消费水平
学界通常借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家庭的消费水平及富裕程度。通常而言，国际上将恩格尔系数划分为5个阶段：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已有多位学者通过实证调研测算过我国农民工群体当前的恩格尔系数，多数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恩格尔系数值较高（申鹏等，2014），表明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日常生活消费的食品支出占比仍处于较高水平（褚荣伟等，2011），导致其消费仍处于低水平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少数学者测算的恩格尔系数值较低（粟娟等，2012），出现此种情况主要是由所选样本的行业条件差异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所致，故其结论不能代表我国农民工群体的普遍状况。
此外，当前农民工消费水平及质量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基于2010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王美艳（2016）指出，农民工的年人均总消费为8627 元，城市居民为11104元，农民工消费比城市居民低2477元（低22%）。在具体支出上，农民工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比率、医疗保健消费开支、休闲娱乐消费比城市居民低；而子女教育消费费用比例、社会交往和人情消费费用、收入储蓄比率比市民高。其中被农民工视为不可缺少的子女教育消费和食品衣物等基础性生存消费对其他商品消费的弹性较大，即农民工对其他商品的消费需求取决于子女教育支出和基本生活支出费用的上升或下降（孔祥利等，2013）。因而，居高不下的基本生活支出和上升的子女教育成本极大地制约了其消费水平及质量的提升。
2.3 消费文化
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文化主要体现在他们在日常消费决策及行为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观念和消费习惯等。作为我国城市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村场域下的传统文化和城市现代消费主义对农民工的消费变迁具有双重作用，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带有很强的文化意义。在城市现代消费理念的引导下，虽然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及消费观念已有所转变，但支配和调节农民工消费文化的深层结构规则、习俗和消费意识并未发生改变，农村传统习俗、惯性和思维方式在农民工的消费文化中仍占主导，因此农民工群体消费文化的彻底转型依赖于长期的城市生活实践和与市民之间的文化互动（刘程，2007）。冯晓霞等（2015）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资料消费文化、日常交往消费文化、精神消费文化进行分析，指出在城市生活的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向城市消费文化和生活观念靠近的趋势，但因受到自身原因、农村传统生活环境及同质性流动的影响，其消费文化的传统性元素还很突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媒体传播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消费认知已发生了许多转变，文化适应性不断增强，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理念及生活方式已与城市居民没有多大差异，娱乐消费、休闲消费等享受性消费已开始盛行。
3 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代际差异
消费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如何有效扩大消费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相比2014年，提高了14.8%，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快速扩大。据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毋庸置疑，数量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已成为城镇和农村居民之外的消费“第三元”（蔡昉，2011）。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及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但该群体的总体消费情况仍然不尽人意。如何有效激发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潜力并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将成为今后几年政府和相关研究部门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研究从农民工消费现状、代际差异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系统梳理农民工消费相关研究成果，尝试理清农民工消费的研究脉络，探索现有文献取得的进展和不足，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
2 农民工消费概况
2.1 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指人们各类消费所构成的比例关系，它反映了消费的内容、水平和质量。农民工的日常消费主要有衣食住等基本生活消费、交通通讯消费、学习培训消费、子女教育消费、休闲娱乐消费、医疗保健消费、社会交往与人情消费等，将这些消费按内容属性划分，则可分为生存资料消费、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三个类别。
总体来讲，当前我国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食品、衣物、住房，进而导致其消费结构以生存资料消费为主，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偏少（沈蕾等，2012）。具体而言，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消费结构呈现出比例失调、层次低下的特征。学界多位学者利用ELES法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当前的消费结构特征，例如，粟娟等（2012）指出农民工的食品、衣物、住房三类支出占到总消费支出比例高于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的发展型消费和休闲娱乐消费支出则比农民工高出3倍。与此结论相反的是，金晓彤等（2014）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而文娱方面的支出比例均高于城镇居民。此种情况可能与样本的区域分布和群体特征有关。
2.2 消费水平
学界通常借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家庭的消费水平及富裕程度。通常而言，国际上将恩格尔系数划分为5个阶段：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已有多位学者通过实证调研测算过我国农民工群体当前的恩格尔系数，多数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恩格尔系数值较高（申鹏等，2014），表明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日常生活消费的食品支出占比仍处于较高水平（褚荣伟等，2011），导致其消费仍处于低水平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少数学者测算的恩格尔系数值较低（粟娟等，2012），出现此种情况主要是由所选样本的行业条件差异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所致，故其结论不能代表我国农民工群体的普遍状况。
此外，当前农民工消费水平及质量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基于2010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王美艳（2016）指出，农民工的年人均总消费为8627 元，城市居民为11104元，农民工消费比城市居民低2477元（低22%）。在具体支出上，农民工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比率、医疗保健消费开支、休闲娱乐消费比城市居民低；而子女教育消费费用比例、社会交往和人情消费费用、收入储蓄比率比市民高。其中被农民工视为不可缺少的子女教育消费和食品衣物等基础性生存消费对其他商品消费的弹性较大，即农民工对其他商品的消费需求取决于子女教育支出和基本生活支出费用的上升或下降（孔祥利等，2013）。因而，居高不下的基本生活支出和上升的子女教育成本极大地制约了其消费水平及质量的提升。
2.3 消费文化
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文化主要体现在他们在日常消费决策及行为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观念和消费习惯等。作为我国城市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村场域下的传统文化和城市现代消费主义对农民工的消费变迁具有双重作用，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带有很强的文化意义。在城市现代消费理念的引导下，虽然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及消费观念已有所转变，但支配和调节农民工消费文化的深层结构规则、习俗和消费意识并未发生改变，农村传统习俗、惯性和思维方式在农民工的消费文化中仍占主导，因此农民工群体消费文化的彻底转型依赖于长期的城市生活实践和与市民之间的文化互动（刘程，2007）。冯晓霞等（2015）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资料消费文化、日常交往消费文化、精神消费文化进行分析，指出在城市生活的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向城市消费文化和生活观念靠近的趋势，但因受到自身原因、农村传统生活环境及同质性流动的影响，其消费文化的传统性元素还很突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媒体传播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消费认知已发生了许多转变，文化适应性不断增强，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理念及生活方式已与城市居民没有多大差异，娱乐消费、休闲消费等享受性消费已开始盛行。
3 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代际差异
消费在直接形态上表现为消费者个人的行为活动，但从社会总体角度看，消费者行为又带有明显的群体性。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由于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相同或相近，因而在消费需求、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及消费能力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从资本禀赋的视角来看，农民工人力资本禀赋、经济资本禀赋和社会资本禀赋均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资本禀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申鹏等，2014）。在资本禀赋的影响下，两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大差异。孙超骥等（2010）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倾向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且具备较高的品牌意识。跟老一代农民工倾向于储蓄而吝啬消费并最终退守农村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市民身份，渴望丰富多彩的休闲生活，其休闲消费倾向明显（张永红，2012）。也有研究表明，老一代农民工消费水平更高，原因在于他们进城务工时间较长，家庭收入积蓄较多，消费底气更足（卢海阳等，2016）。从消费类别来看，在医疗消费方面，因身体素质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医疗消费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卢海阳，2014）。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社会资本投资，活动场域不再局限于“住处、食堂、工地”三点一线，其社会交往等人情消费较高（金晓彤等，2014）。值得注意的是，重家和孝顺是新老农民工的共性，他们都非常重视“根”消费，经常把部分收入寄回老家，以供养父母和教养子女等之用（吴祁，2012）。总体来看，老一代农民工用于食品、衣着等生存资料消费较高，而用于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个人发展和享受性消费较低，他们的消费仅为了维持生存，消费行为具有传统性。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则呈日益增多的趋势，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正在向现代型转变，消费适应性强于老一代农民工。
4 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
4.1 收入水平的影响
收入是农民工消费的来源，是农民工消费最基本的决定因素，对消费具有正向影响，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收入的不确定性则对农民工的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钱文荣等，2013）。近些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虽呈上涨趋势，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扣除通货膨胀和日益增高的生活成本，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并未达到满足其消费预期的水平。农民工消费的“经济效应”体现在农民工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从而在私人消费领域趋于弱势（褚荣伟等，2011）。有研究指出，低收入对女性农民工的消费构成了硬性约束，遏制了她们消费、包括消费欲望的形成和升级（王宁等，2011）。张永红（2012）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拘泥于基本的生存消费，大都已跻身于休闲消费行列，其“闲情”高涨，但“闲时”、“闲钱”不足，消费支付力有限。
4.2 消费文化的影响
消费文化是影响农民工消费行为的根源性因素，诸如价值观念、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都会对农民工消费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农村提倡勤俭、节约的消费传统与城市重视时尚流行的消费习惯构成了农民工群体消费文化的二元性特征（吴祁，2012）。多年来，在农村场域中宣扬的勤俭节约消费观念的影响下，加之农民工在城市特殊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形成的节约消费习惯，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显得比较保守，特别是对非物质消费，更不看好。与此同时，在城市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正在逐渐转变，其消费日益呈现出理念前卫、方式多元的特征（沈蕾等，2012）。王宁等（2011）对进城打工妹的研究发现，尽管打工妹消费面临着收入低下、休闲时间少、社会交往圈同质与窄小这三重结构性约束，但打工妹不再愿意做现代消费文化的弃儿，她们通过媒体宣传、商业促销及社会交往群体的消费示范接触和学习城市消费文化，其消费欲望日渐被唤醒，常常做出与农村不一样的消费举动。
4.3 市民化及城市融入的影响
社会现实情况表明，农民工消费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市民化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增加农民工对工业产品和服务业的需求（蔡昉，2011）。卢海阳等（2016）指出，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新生代农民工作用更为明显，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受到城市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制约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因素在于其城市化的不彻底性，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角度来讲，这种不彻底性表现在户籍制度背景下，农民工并未完全享有社会保险等社会福利，致使农民工没有归属感，进而导致农民工仍按农村消费习惯和方式进行消费，制约了农民工群体拉动城市内需功能的有效发挥（钱文荣等，2013）。
4.4 社会保障的影响
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风险厌恶者的预防性储蓄随着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的变化而变化，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越多。除了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外，家庭消费也会受到其他不确定事件的影响，从而促使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消费环境的安全网和减震器。养老保险对农民工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是促进农民工消费的重要途径（王美艳，2016）。由于保险可以降低未来不确定性事件给人们带来的经济上的冲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王曦，2002）。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呈现高度碎片化、低覆盖、低水平的特征，严重制约了农民工的消费预期（王冬等，2015）。董昕等（2012）对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显著。卢海阳（2014）基于不确定性视角，探讨了社会保险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及群体差异，研究发现，城镇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且对不同群体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的险种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社会保险对中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消费影响较大。
4.5 迁移方式的影响
农民工迁移有个体迁移和家庭迁移两种方式，个体迁移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迁移，其主要家庭成员仍在迁出地生活或进行生产活动，家庭收入结构更加多元化，因而他们会减少在城市的消费，倾向于将其大部分收入寄回老家，以备供养老人、子女教养之用。相反，家庭迁移更多的是一种永久性迁移，由于没有农村老家的后顾之忧，更加注重消费，以扎根城市（王子成等，2016）。一方面，家庭式迁移具有规模效应，有利于增强其经济实力，提高家庭收入；另一方面，家庭式迁移也增加了生活成本，增加了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卢海阳，2014）。由于家庭迁移具有规模效应，其平均生活成本较个体支出而言更低，尤其是在耐用品的消费上，但在医疗保险消费上则比个体支出偏高（刘靖，2013）。
4 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
4.1 收入水平的影响
收入是农民工消费的来源，是农民工消费最基本的决定因素，对消费具有正向影响，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收入的不确定性则对农民工的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钱文荣等，2013）。近些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虽呈上涨趋势，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扣除通货膨胀和日益增高的生活成本，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并未达到满足其消费预期的水平。农民工消费的“经济效应”体现在农民工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从而在私人消费领域趋于弱势（褚荣伟等，2011）。有研究指出，低收入对女性农民工的消费构成了硬性约束，遏制了她们消费、包括消费欲望的形成和升级（王宁等，2011）。张永红（2012）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拘泥于基本的生存消费，大都已跻身于休闲消费行列，其“闲情”高涨，但“闲时”、“闲钱”不足，消费支付力有限。
4.2 消费文化的影响
消费文化是影响农民工消费行为的根源性因素，诸如价值观念、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都会对农民工消费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农村提倡勤俭、节约的消费传统与城市重视时尚流行的消费习惯构成了农民工群体消费文化的二元性特征（吴祁，2012）。多年来，在农村场域中宣扬的勤俭节约消费观念的影响下，加之农民工在城市特殊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形成的节约消费习惯，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显得比较保守，特别是对非物质消费，更不看好。与此同时，在城市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正在逐渐转变，其消费日益呈现出理念前卫、方式多元的特征（沈蕾等，2012）。王宁等（2011）对进城打工妹的研究发现，尽管打工妹消费面临着收入低下、休闲时间少、社会交往圈同质与窄小这三重结构性约束，但打工妹不再愿意做现代消费文化的弃儿，她们通过媒体宣传、商业促销及社会交往群体的消费示范接触和学习城市消费文化，其消费欲望日渐被唤醒，常常做出与农村不一样的消费举动。
4.3 市民化及城市融入的影响
社会现实情况表明，农民工消费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市民化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增加农民工对工业产品和服务业的需求（蔡昉，2011）。卢海阳等（2016）指出，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新生代农民工作用更为明显，原因在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受到城市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制约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因素在于其城市化的不彻底性，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角度来讲，这种不彻底性表现在户籍制度背景下，农民工并未完全享有社会保险等社会福利，致使农民工没有归属感，进而导致农民工仍按农村消费习惯和方式进行消费，制约了农民工群体拉动城市内需功能的有效发挥（钱文荣等，2013）。
4.4 社会保障的影响
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风险厌恶者的预防性储蓄随着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的变化而变化，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越多。除了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外，家庭消费也会受到其他不确定事件的影响，从而促使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消费环境的安全网和减震器。养老保险对农民工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是促进农民工消费的重要途径（王美艳，2016）。由于保险可以降低未来不确定性事件给人们带来的经济上的冲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王曦，2002）。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呈现高度碎片化、低覆盖、低水平的特征，严重制约了农民工的消费预期（王冬等，2015）。董昕等（2012）对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显著。卢海阳（2014）基于不确定性视角，探讨了社会保险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及群体差异，研究发现，城镇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且对不同群体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的险种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社会保险对中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消费影响较大。
4.5 迁移方式的影响
农民工迁移有个体迁移和家庭迁移两种方式，个体迁移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迁移，其主要家庭成员仍在迁出地生活或进行生产活动，家庭收入结构更加多元化，因而他们会减少在城市的消费，倾向于将其大部分收入寄回老家，以备供养老人、子女教养之用。相反，家庭迁移更多的是一种永久性迁移，由于没有农村老家的后顾之忧，更加注重消费，以扎根城市（王子成等，2016）。一方面，家庭式迁移具有规模效应，有利于增强其经济实力，提高家庭收入；另一方面，家庭式迁移也增加了生活成本，增加了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卢海阳，2014）。由于家庭迁移具有规模效应，其平均生活成本较个体支出而言更低，尤其是在耐用品的消费上，但在医疗保险消费上则比个体支出偏高（刘靖，2013）。
4.6 个体特征的影响
个体特征的基本要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未来发展取向等因素，是影响农民工消费的基础因素。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是提高消费质量的基础。休闲教育的缺失，致使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不会正确经营自己仅有的“闲时”和“闲钱”，不会利用休闲消费提升自己，休闲消费呈现出畸重畸轻的倾斜结构，其消费质量明显不高（张永红，2012）。王美艳（2016）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总消费和食品消费均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未就原因作出阐释。年龄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代际差异上。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呈现出明显的“三高一低”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因而，无论是在消费观念、生活态度还是消费行为上，两代农民工都有显著性差异。有学者指出婚姻状况与农民工消费呈正相关性，已婚农民工消费支出高于未婚农民工（粟娟等，2012）。已婚者比未婚者更关注对未来风险的防范，也面临一些必要的开支预期，其结余比例也大幅上升（吴祁，2012）。未来发展取向是影响农民工消费总体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关键因素。准备将来返乡的农民工将其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定位为挣钱，其收入的绝大部分也是用于寄回老家以备后用，在城市消费主要是必要的生活消费。而准备扎根城市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进行技能培训、学习晋升等发展消费（卢海阳等，2016）。
4.7 其他因素的影响
其一，身份保障。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是农民工无法跨越的一道制度鸿沟，进而衍生的医疗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构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障碍，也是影响农民工消费的制度性因素。农民工消费的“身份效应”体现在因户籍因素造成的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现状是他们选择低消费的根本原因（褚荣伟等，2011）。其二，就业保障。就业是农民工收入的主要来源，进而影响到农民工的消费。当前农民工的就业状态不堪理想，主要表现农民工工资拖欠严重、劳动福利缺失、就业稳定性差和休息权难以保障四个方面，严重制约了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其三，消费环境。就技术环境而言，当前网上购物、电子支付、移动支付等方式成为新的消费技术环境，而农民工大多还停留在逛街、进商场等传统实体消费层面，制约了农民工消费效率。针对当前农民工的信贷环境，王冬等（2015）指出，当前个人消费信贷申请程序繁杂，条件严苛，方式不够灵活，成本过高，效率偏低，因而制约了农民工消费信贷。其四，群体因素。影响农民工消费行为的群体主要有工作群体和参照群体两类，工作群体是农民工工作中天天相处的同事、工友等，他们有着类似的生活背景、工作环境等，群体的消费习惯和方式为个体提供了参照，个体在面对群体示范时也会产生遵从心理，若偏离群体规范，则会面临群体压力；参照群体是农民工在消费时打算效仿、学习的群体。通常而言，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及行为为农民工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成为他们体验现代消费文化的效仿对象（吴祁，2012）。
5 提升农民工群体消费水平的路径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农民工消费存在以下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农民工消费还存在消费水平低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制约了农民工群体消费潜力的释放；另一方面，在现代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及消费行为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转变和升级，其消费适应性不断增强。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
第一，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是促进农民工消费的首要对策，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再教育投入，建立完善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为整体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应积极鼓励农民工加入工会、协会、互助会等组织，拓展自身的城市社会网络，通过组织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加快探索和构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机制，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农民工消费支付能力。
第二，完善農民工的社会保障并提升相应的社会福利，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破除消费的“身份效应”，提高农民工消费预期。进一步改革城市的户籍制度和背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公平地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缓解农民工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
第三，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和市民化，增进身份认同，释放消费潜力。农民工消费问题尤其是文娱消费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缺乏身份认同会导致农民工文娱消费低迷（钱龙等，2015）。对于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加强农民工身份认同，政府一方面可以从加强文化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接纳氛围入手，另一方面需降低城市准入门槛，调整制度设计，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层面赋权于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这一群体从“农村人”身份认同向“城市人”身份认同的转变。
第四，加强观念引导，倡导农民工理性消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性消费支出平均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同龄青年，且消费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因此应在技术学校、工地等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地加强宣传，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理性消费、健康消费（杨潇等，2016）。通过加强流动人口聚居地休闲娱乐场所建设和为其提供良好的书籍和报刊阅读场来引导农民工精神文化消费（申鹏等，2014）。发挥大众媒体的消费引导功能，传播社会主流消费理念及文化。
[参考文献]
[1] 蔡昉.农民工市民化将创造“消费巨人”[J].传承，2011（1）：64-65.
[2] 蔡昉.农民工市民化与新消费者的成长[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1（3）：5-11.
[3] 褚荣伟，张晓冬.中国农民工消费市场解读——金字塔底层的财富[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7）：34-46.
[4] 董昕，张翼.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10）：37-48.
[5] 冯晓霞，车冬梅.生活的实践：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文化逻辑[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8-13.
个体特征的基本要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未来发展取向等因素，是影响农民工消费的基础因素。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是提高消费质量的基础。休闲教育的缺失，致使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不会正确经营自己仅有的“闲时”和“闲钱”，不会利用休闲消费提升自己，休闲消费呈现出畸重畸轻的倾斜结构，其消费质量明显不高（张永红，2012）。王美艳（2016）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户主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总消费和食品消费均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未就原因作出阐释。年龄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代际差异上。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呈现出明显的“三高一低”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因而，无论是在消费观念、生活态度还是消费行为上，两代农民工都有显著性差异。有学者指出婚姻状况与农民工消费呈正相关性，已婚农民工消费支出高于未婚农民工（粟娟等，2012）。已婚者比未婚者更关注对未来风险的防范，也面临一些必要的开支预期，其结余比例也大幅上升（吴祁，2012）。未来发展取向是影响农民工消费总体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关键因素。准备将来返乡的农民工将其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定位为挣钱，其收入的绝大部分也是用于寄回老家以备后用，在城市消费主要是必要的生活消费。而准备扎根城市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进行技能培训、学习晋升等发展消费（卢海阳等，2016）。
4.7 其他因素的影响
其一，身份保障。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是农民工无法跨越的一道制度鸿沟，进而衍生的医疗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构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障碍，也是影响农民工消费的制度性因素。农民工消费的“身份效应”体现在因户籍因素造成的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现状是他们选择低消费的根本原因（褚荣伟等，2011）。其二，就业保障。就业是农民工收入的主要来源，进而影响到农民工的消费。当前农民工的就业状态不堪理想，主要表现农民工工资拖欠严重、劳动福利缺失、就业稳定性差和休息权难以保障四个方面，严重制约了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其三，消费环境。就技术环境而言，当前网上购物、电子支付、移动支付等方式成为新的消费技术环境，而农民工大多还停留在逛街、进商场等传统实体消费层面，制约了农民工消费效率。针对当前农民工的信贷环境，王冬等（2015）指出，当前个人消费信贷申请程序繁杂，条件严苛，方式不够灵活，成本过高，效率偏低，因而制约了农民工消费信贷。其四，群体因素。影响农民工消费行为的群体主要有工作群体和参照群体两类，工作群体是农民工工作中天天相处的同事、工友等，他们有着类似的生活背景、工作环境等，群体的消费习惯和方式为个体提供了参照，个体在面对群体示范时也会产生遵从心理，若偏离群体规范，则会面临群体压力；参照群体是农民工在消费时打算效仿、学习的群体。通常而言，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及行为为农民工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成为他们体验现代消费文化的效仿对象（吴祁，2012）。
5 提升农民工群体消费水平的路径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农民工消费存在以下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农民工消费还存在消费水平低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制约了农民工群体消费潜力的释放；另一方面，在现代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及消费行为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转变和升级，其消费适应性不断增强。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
第一，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是促进农民工消费的首要对策，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再教育投入，建立完善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为整体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应积极鼓励农民工加入工会、协会、互助会等组织，拓展自身的城市社会网络，通过组织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加快探索和构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机制，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农民工消费支付能力。
第二，完善農民工的社会保障并提升相应的社会福利，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破除消费的“身份效应”，提高农民工消费预期。进一步改革城市的户籍制度和背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公平地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缓解农民工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
第三，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和市民化，增进身份认同，释放消费潜力。农民工消费问题尤其是文娱消费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缺乏身份认同会导致农民工文娱消费低迷（钱龙等，2015）。对于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加强农民工身份认同，政府一方面可以从加强文化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接纳氛围入手，另一方面需降低城市准入门槛，调整制度设计，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层面赋权于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这一群体从“农村人”身份认同向“城市人”身份认同的转变。
第四，加强观念引导，倡导农民工理性消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性消费支出平均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同龄青年，且消费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因此应在技术学校、工地等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地加强宣传，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理性消费、健康消费（杨潇等，2016）。通过加强流动人口聚居地休闲娱乐场所建设和为其提供良好的书籍和报刊阅读场来引导农民工精神文化消费（申鹏等，2014）。发挥大众媒体的消费引导功能，传播社会主流消费理念及文化。
[参考文献]
[1] 蔡昉.农民工市民化将创造“消费巨人”[J].传承，2011（1）：64-65.
[2] 蔡昉.农民工市民化与新消费者的成长[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1（3）：5-11.
[3] 褚荣伟，张晓冬.中国农民工消费市场解读——金字塔底层的财富[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7）：34-46.
[4] 董昕，张翼.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10）：37-48.
[5] 冯晓霞，车冬梅.生活的实践：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文化逻辑[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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