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国统区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一

1940年7月，教育部公布《修正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与《修正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修正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建议初中国文“教材可分甲、乙、丙三编”。不久后，国立编译馆所编之《初中国文甲编》开始出版，而乙、丙编始终未见出书。

《初中国文甲编》编辑人员包括桑继芬、徐世璜、彭阜午、羊达之、吴伯威、徐文珊、方阜云等，国民党内的文化人几乎都位于订阅者之列。该书共六册，由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文通书局所组成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在上海、重庆同时印刷发行。“预定以一年为试用期间，再由国立编译馆加以修订，以后并期每三年或五年修订一次，务期成为一完善之课本。”[11]就笔者所见资料来看，该书至1947年已完成了第二次修订。第二次修订本由中华书局单独印刷发行。由于教育部禁止其它同类教科书发行，这套教材发行量很大，笔者所见的上海白报纸本第六册于1945年10月出第1版，至1946年12月，已出至第140版，创造了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印刷次数的新高。

《初中国文甲编》主要凸显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教育理念。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主题是“整顿党务”。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及《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提出“党德”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与“智仁勇三德”。[12]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智、仁、勇”，以及不久前新生活运动中引为依据的“礼义廉耻”，在时人看来，实质是上一致的。一本阐释蒋介石教育思想的小册子说：“礼义廉耻四维是总裁伦理思想的骨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与礼义廉耻四维在渊源上是一贯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四维八德都是总裁提倡的国民道德标准。”[13]

《初中国文甲编》最后一课的题解为：“今我国教育当局，秉承蒋委员长之指示，将礼义廉耻订为全国各级学校共通之校训，并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及青年守则十二条颁布各级学校，作为训练青年之标的，则和我国教育之一贯宗旨，固仍先王立教之本意也。”[14]这说明编者将“四维八德”作为《初中国文甲编》的核心主题，是为了体现当局的教育观念。

《初中国文甲编》第四册选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目的》与陈立夫《新生活运动与礼义廉耻》。《新生活运动的目的》称：“新生活运动的目的，第一是要使各个人做一个强健的国民。”“要做一个合乎时代的国民，强健的国民，就一定要做到新生活的规律。新生活运动的规律，如明礼仪、知廉耻，守规矩，爱清洁等等，都是告诉大家做一个良好国民的道理。”《新生活运动与礼义廉耻》“阐明新生活运动所揭示之礼、义、廉、耻四大目标对于生活各方面之关系；俾国人对新生活运动之意义，能获得更明确之认识。”[15]这两篇文章在全书中占据核心位置。编者认为“四维八德”来自传统思想，是“先王立教之本意”，为了强化“四维八德”的教育，除蒋介石和教育部长的文章外，《初中国文甲编》还选了部分古人和同时代人的相关文章，如顾炎武《廉耻》、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战国策》中的《冯谖客孟尝君》等，在课后题解中都强调礼义廉耻和忠义仁信等传统道德观念。

《初中国文甲编》几乎每学期都设计一至两个星期专门学习提倡孝悌的作品。第一册选朱琦《北堂侍膳图记》，“以为世之远游而忘其亲者戒”，选王拯《媭碪课诵图序》，“记其姊之教”；选胡适《我的母亲》，蒋中正《慈庵记》两篇纪念母亲之作，且其间附以白居易《慈乌夜啼》《燕诗》，写小动物的护犊之情。第二册选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系回忆儿时琐事之叙述，就中写母子之爱，极为挚切动人”；选叶绍钧《地动》，也是写亲情的；编者感慨“孝悌系为我国固有之道德，而后世于为孝则易，为悌则难”，故选黄宗羲《万里寻兄记》、蒋衡《鞭虎救弟记》两文，“足以垂教友爱”。此外还选归有光《项脊轩志》、袁枚《祭妹文》、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朱自清《背影》、谢婉莹《南归序引》、刘向《孝女缇萦传》、班昭《为兄超代求疏》等作品，都为引导学生形成孝悌的观念。

蒋介石在《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中对“智、仁、勇”的阐释，直接来自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初中国文甲编》也从《军人精神教育》选《勇》这篇作品，称“国父以智、仁、勇为军人精神之要素，能发扬此三种精神，始可救国救民。本文申述勇之定义、勇之种类及军人之勇三者，极为详尽，匪特可为军人教育之典，抑亦可为青年训练之南针。”此外，编者还选了很多有关“智、仁、勇”的作品。选梁启超《为学与做人》，说明“求学与为人，均应以智、仁、勇三者为基础。”选李石岑《青年的三大修养》，“此文专对中学生而言，引证孔孟学说，以明智仁勇三达德之可贵，且足以为立身之本者。”选孟子《鱼我所欲也章》，题解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儒家之中心思想，贤者独能为之，此贤者所以为大智、大仁、大勇之人也。此意与精神总动员之意义，及国父心理建设之主旨相吻合。”除这些内容直接涉及智、仁、勇的课文外，编者还能将所选传记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解释成“智、仁、勇”的楷模。选《固安一农妇》，写抗战时期一农妇手刃七名日本兵的事迹，编者赞其“以一人而刃七敌，其人则智勇兼备，其事则壮烈励人。”选包公毅《亚美利加之幼童》，“本篇乃自《馨儿就学记》中选出。其主旨在示儿童爱其国家，当有具体表现。此书为含有教育意味之小说，所叙多与儿童之立身、行事有关，期在造成儿童智、仁、勇三达德。”选陆次云《费宫人传》，编者赞其“以一身居宫禁之弱女子，而有过人之胆识，大智大勇，足为后世之楷模，亦足为天地存正气，为民族增光荣。”

四维八德和“智、仁、勇”是《初中国文甲编》的灵魂，也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大力彰显的传统思想。同时，《初中国文甲编》还在两个方面有所侧重：一是选入有关抗战中英勇行为和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文字；二是选入大量国民党“党义文选”。

《初中国文甲编》选了不少反映抗战中英勇事迹，激励士气的作品。选描写正面战场的孙怒潮《光芒万丈的台儿庄》，编者介绍说，“此一役，奠定国人胜利之信念。”选反映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传略》与《悼郝梦龄》，前者“叙张将军殉国始末，写其作战之英勇，与夫临终遗言之义烈，皆更衬出其伟大的人格。”[16]后者系张发奎所作，“可以激励国人同仇敌忾之气，则其予后人之影响尤为重大”。选反映空军将士殉国的《壮哉空军烈士阎海文》与《念粹刚》，前者写阎海文“视死如归、凛然大节”，后者系空军烈士刘粹刚的夫人许希麟哀悼其夫的书信体文字。选反映下级军官抗敌的卢前《书史贯一》与翁照垣《一个军官的笔记》，前者“系记抗战中一游击队长故事，史贯一为太行山附近地区某游击队司令。转战大河南北，不断与敌人以重创。后敌以飞机轰炸，不及避，遂殉国。”后者虽反映“一二八战役”，但跟前面数篇文字相同，都属反映抗日事迹。

此外，《初中国文甲编》还选了一些历代民族英雄的作品和传记。选岳飞《五岳祠盟记》与《论恢复疏》，后者“文虽简短，然忠君爱国之情，洋溢于词表。”选史可法《请励战守疏》，“其公忠体国之情，溢乎言表。”选林振镛《左宝贵死难记》，反映左宝贵在平壤以死拒敌、壮烈殉国的事迹，为坚定左宝贵抗敌的决心，其母自经，妻儿跳井，令人印象尤其深刻。

1940年颁布的《修正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修正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要求选读“党义文选”和“总裁言论”。《初中国文甲编》选了很多这类文字，包括“中山先生传记”4篇，“中山先生遗著”5篇，“中山先生演说词”2篇，“革命先烈遗著”4篇，“革命先烈传记”4篇，“中国国民革命史实”1篇，“总裁言论”11篇，“党国先进言论”15篇。所有“党义”文选加起来占课文总数的近22%。

二

《初中国文甲编》选入大量“党义文选”，推行党化教育，在抗战胜利后受到舆论抨击。

傅彬然在《文汇报》批评这套教材“党化气味太重，历史材料强调汉族本位，所选的古文包含封建思想太浓，这都与今后我国民主宪政的政制不合，也就违反了社会本位的原则。”[17]邓恭三在《大公报》“星期论文”栏批评其为“荒唐悠谬，绝后空前的坏教科书。”[18]史永在《民主》周刊批评其“枯燥”[19]。孙起孟、庞翔勋将舆论对该套教材的批评归结为四点：“（一），为迎合政府的意思，排斥了许多进步人士的优秀作品，胡乱凑些党国要人的文字，这些文字，大多不是失之太深，便是技巧平庸，不值得作为范本；（二），因为要趋时，强调了战时色彩，于是不管值不值得给中学生阅读，只要是抗战，飞行，体育等材料，一律采入，滥竽充数；现在看来，真觉得无一是处；（三），部颁的课程标准虽仍多可以考虑的地方，但总比较合理，例如关于文言与白话，记叙抒情说明议论各种体裁，都有一定的比例，国定本为了杂凑要人作品，竟‘大大的破坏了这比例’（编者吴伯威语），弄得不伦不类；（四），为了要达成政府思想训练的目的，排列单元以内容为标准，破坏了文章体制和技能的程序，简直成了公民教本。”[20]

在舆论的强烈抨击下，要求取消教科书国定政策的呼声也逐渐高涨。“国定教本，未必是最完善的教本，倒不如让书局或私人去自由竞争，使坏的教本自然淘汰，好的教科书便可以与时俱进了。”[21]国定《初中国文甲编》编者吴伯威也认为：“现在这套中小学教科书，大部可以废弃，应即从速改编新本”，“政府一方面认真用力自编，一面也要鼓励各书店编印”。[22]同时，各地谣传，教育部政策放开，允许私自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国定各级教科书本身，应修改重订者甚多，各书局自可自行编辑，送教部审核后，各审定本即可印制发行，各学校教师可自由选择采用”。[23]“闻教育部日前例会，已决定修改国定本为编审本。发由各书局发行外，中小学教科书之编印，决完全开放，准各书局自行编订教本，发行市面，由各学校自由选择，以期在自由竞争中，使教科书有所改进。”[24]参与国定本编辑事宜的陆殿扬不断撰文，解释国定本是在后方教科书供应不足，印刷质量差，教育部为使学生有书读，方才编辑出版。这说明陆殿扬本人对于复员后继续使用国定本，也心存怀疑。教育部长陈立夫，面对各方批评，也于1947年2月2日下午3时，召集会议，宣称“至将来或专立机构编辑或开放编辑，亦在考虑中；接受各方之批评，以为改进的借镜。”[25]同年3月4日《大公报》载，南京教育问题座谈会上，“无一人赞成限用国定本”[26]。国定本的权威已根本动摇。而各地中学，多有废置国定教科书，自编教材的。孙绍振回忆说，他的语文老师“不大理睬‘国定教科书’，常常把冰心的《寄小读者》成批地印发给我们，有的还当作‘说话’课的教材。”[27]

1940年起，商务、中华、世界等大书局就不再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而以叶圣陶为首的开明书店编辑部，对中学国文教学一直非常热心。所以“不少读者写信给开明编辑部和《中学生》杂志社，希望开明书店出面编辑新的国文课本，以突破教育部对教本的封锁。”[28]

三

1946-1949年，以叶圣陶为核心的开明书店编辑部，面对国内时局的变化，立场已非常坚定，其所编之开明新编国文课本，跟国定《初中国文甲编》在价值导向上自然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与《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中。

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中没有一篇“党义文选”。不仅孙文、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凡有关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文章都未选入。编者覃必陶在追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时说：“白话文读本对选文的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希望切合读者的生活与程度。就积极方面说，足以表现现代精神的，与现代青年生活有关涉的，为现代青年所能了解，所能接受的，那些文篇才入选’。这条标准所涉及的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就国际范围来说，争取人民民主和自由，争取民族解放，肃清法西斯危害，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就国内来说，反内战，反侵略，反独裁，争取民主与和平，争取言论自由，……等，都可以说是现代精神的表现，也是世界潮流的趋归，也是人心所向。”[29]简单说来，开明新编国文读本所体现的主导价值观念，是“人民民主”。

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所选反映抗战的文章多是正面战场的报道或国军英雄人物的评传，像张自忠、郝梦龄、阎海文等。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也反映抗战，但跟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取径不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多选著名作家所写平凡人物在战争中的表现和情感，体现了抗战属于人民，而非仅仅属于英雄人物的价值导向。《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选叶圣陶的《春联儿》和《我们的骄傲》。《春联儿》写车夫老俞“做人、做国民，做父亲的态度”，他无时无刻不想念着前线抗战的儿子，但又明白，“国仗打不胜，谁也没有好日子过，第一要紧是把国仗打胜，旁的都在其次”。《我们的骄傲》写叙述者小时候的老师黄先生拒绝伪政府的诱惑，从沦陷区逃出来跟学生相会。作为教师的黄先生，认为在这个严重的时代，人必须“在书本子以外懂得些什么，做得些什么”，“怎么能借了教育的名义，去教人家当顺民当奴隶呢？”《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选叶圣陶《邻舍吴老先生》，撤到四川的吴老先生当得知沦陷的家乡人们被日本人评为“最出色的中国人”后，再也不随时准备回去了，他说“日本人口里评定的，咱们不能跟他们一伙儿住。”老俞、黄先生、吴老先生都体现了抗战期间普通中国人的气节。两套教科书从冰心抗战期间“轰动文坛，莫不称为名者”[30]的《关于女人》中选了《我的同班》《我的学生》两篇。《我的同班》写活泼可爱的同班同学李大姐，在七七事变后的北平，劝说叙述者，“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枝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抗战爆发后，她果然“在西南的一个城市里，换上军装，灰白的头发也剪短了。她正在和她的环境快乐的，不断的奋斗，在蛮烟瘴雨里，她的敏捷矫健的双手，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华民族的孩童。”《我的学生》写我的“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嫁在北平，死在云南”的学生，不顾出生条件的优越，在大后方过着艰难的生活，任何困难，她都认为“真好玩”，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复兴的特殊时代。《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还节录了曹禺名剧《蜕变》第四幕，表现丁大夫“怎样尽着她对伤兵的责任，又怎样尽着她对儿子的责任。”此外，像这两套教材中选入的夏衍《旧家的火葬》、子冈《怀念振黄》等文都写着抗战期间普通人的普通事。这些作品中所刻画的普通人，才是抗战一直能够坚持到胜利的脊梁。而编者对这些文章的偏爱，正是“人民民主”观点的体现。

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除选入描写正面战场的官兵的作品外，还将视野拓展到中国历史上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像有关岳飞、文天祥、左宝贵的传记和他们的作品，这是将抗战编织进民族战争长序列中，激发和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与此不同，它将视野拓展至有关世界人民尤其是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这是将抗战编织进世界人民争民主反专制的斗争序列中，激发和培养的是学生的民主精神。《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分三课讲《撤退》，《撤退》选自茅盾翻译的苏联作家格洛斯曼的名著《人民是不朽的》，[31]这部完成于1942年6月下旬的长篇小说，反映1941年初秋，苏联红军在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下，“虽然坚强抵抗但不得不继续撤退”的情况，歌颂苏联人民“崇高的理性和感情；而从这所发出的力量就是最伟大的不可抗拒的战斗精神。”[32]《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选瓦希列夫斯卡[33]著、曹靖华译《“好儿子…”》，写一名苏联妇女偷偷探望战死的儿子的尸体，这些苏军尸体，德军不准埋掉，时时面临被老鸦吃掉的危险。苏联妇女在凄凉静寂中探望儿子尸体时所表现的深情令人心颤。《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从《中学生》1943年第65期选D·Ferguson著、学人译《输血者的故事》。一名美国妇女的丈夫参加了二战，主动献血让她觉得自己是在参加战争，“有权利在胜利的庆祝中作为参加的一分子了！”上述课文，都让读者眼界放宽，感觉到中国的抗战是全世界民主阵线向暴力、专制战斗的一部分。

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被指责为“没有一篇五四时代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开明书店的这两套教材却反映了五四以来特别是40年代新文学的实绩。这些新文学作品的核心主题，是对人民大众命运的关注，美好心灵的赞美和歌颂。

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入选作品最多的是蒋介石，而开明书店新编国文教科书入选作品最多的是鲁迅。在《社戏》课后，编者介绍鲁迅说：“他的创作从《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开始，而影响最大的是《阿Q正传》。他的题材是农村，主题是打倒封建的礼教。同时他用了尖锐的笔批评旧的传统，讽刺老中国。他做过中学校长，做过大学教授；爱护青年，领导青年，直到死的一天，始终如一。他对旧社会始终在战斗着，后来并创造了杂文做更尖锐的战斗武器。他和许多青年人在一起努力的促进新社会的实现，青年人最信服他。”编者叶圣陶一直敬佩鲁迅，在乐山武汉大学期间，就曾为“发狂捧鲁迅”，与同事苏雪林闹意见。[34]而编者朱自清，在1936年鲁迅逝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对鲁迅上海期间的作品看得不多。现在却特意找出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来看，[35]称鲁迅杂文为“更尖锐的战斗武器”，其间变化耐人寻味。这两套教科书还选了萧乾《朦胧的敬慕》和孙伏园《哭鲁迅先生》两篇纪念鲁迅的文章，让读者从当事人的追忆中感受鲁迅的人格魅力。

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没有选“鲁郭茅巴老曹”的任何作品。开明新编国文读本除选鲁迅作品9篇和曹禺《蜕变》外，还选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和《杜鹃》，将郭沫若作为20年代两位代表诗人之一。除选茅盾翻译小说《撤退》外，还选《白杨树》和《“拉拉车”》。选巴金散文《繁星》，译作《利己主义者》《自然》《门槛》《牢狱生活》。选老舍《济南的冬天》《北平的夏天》与《骆驼祥子（节录）》。在这些作品的解读中，编者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反对个人主义。1948年7月9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到：“完成第一册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读《知识分子及其改造》，它观点鲜明，使人耳目一新，知识分子的改造确很重要。本书详述知识分子之个人主义及其思想上的敏感性。”7月11日，“着手编第二册教科书”。《骆驼祥子（节录）》就选在《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第二册中。刚读过的《知识分子及其改造》及“个人主义”等概念给朱自清影响很大，他在《骆驼祥子（节录）》课后写到：“小说中写的是祥子的希望、遭遇和悲惨的结局。造成他的失败的，是社会环境和他的个人主义。”

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1首新诗都没选。《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是民国时期选新诗最多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新诗占9课，第二册选新诗3课（8首），共占《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总课数的1/4。编者希望通过这些诗选呈现新诗的发展历程。在康白情《一封没有写完的信》后，编者介绍了新诗的特征后说，“本篇是五四时代的新诗。这一时代的新诗，我们选出康白情、郭沫若两位来代表。”在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后，编者说：“他的诗有两个新的主题，就是泛神论与二十世纪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由于前者，他把大自然看作神，看作朋友。由于后者，他要做个‘地之子’，地球的儿子。”如果说康白情和郭沫若是《新青年》和创造社的代表诗人的话，闻一多则是编者眼中新月社的代表诗人。《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第二册选了闻一多的《一个观念》和《发现》，称赞闻一多“差不多可以说是抗战以前我们的唯一的爱国诗人。”并说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爱的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对于现实的中国，他却是失望的。这样的抽象的国家的观念是近代的，外来的，他把它形象化了。”《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对于40年代的诗歌选得特别多，这些诗歌的核心主题是歌颂人民大众，或表现人道主义精神。在苏夫《我童年时的王国》、苏金伞《离家》、北原《希望》3首诗后，编者说：“这里的三首诗都是近年的作品，反映着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这些诗都很朴素，比五四时代的诗还要朴素些，因为写的一般人民，不止于知识分子。前两首的题材是农村，第三首也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希望’。”将这些诗歌跟五四时代诗歌相比，说明编者是从新诗史的角度去选择作品的。在艾青《城市》、艾漠《生活》、田间《多一些》、鲁黎《泥土》后，编者说：“这里是四首小诗，其中表现着城市和农村的生活的对比。城乡的对比原来是个老的主题，但是这里是摩登的城市，是新兴的农村，对比起来就更不同了。城市更见得可憎，农村倒真见得可爱了。这里还表现着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有了这种生活态度，就知道自己或个人不应该独尊，自己也在众人之中，并且众人的大我到底比自己的小我大得多。”在臧克家的《老马》《鞭子》《老哥哥》后，编者说“三首诗都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说话的。”编者还特别注意选择来自延安等共产党领导区域的诗歌，在何其芳写于40年代的3首诗后说：“这三首新诗，所表现的是一种新鲜、活泼、健康、进步的生活态度。第一首《河》说河水是大地的脉搏，是生命力的象征。第二首《生活是多么广阔》指出生活的广阔丰富，叫人不要过狭隘的生活。第三首《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说生活就是战斗。三首都是自由体诗，不是按照一定的格式写的；但也相当整齐，而且韵节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对共产党领导区域诗歌的选择，说明了编者对人民民主立场的坚守。

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反映了40年代话剧发展的情况。40年代是话剧发展的黄金时代。《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除选曹禺《蜕变》外，还选了匈牙利青年剧作家塔比的独幕剧《八根火柴》，该剧原名《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1947年发表后，一年之内，中国就出现了五六个译本。清华大学学生在一次晚会上还表演了该剧。《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节选袁俊《万世师表》；分两课节选海哲斯曼著、袁俊译《好望号》，并节选袁俊《〈好望号〉改译本序》；分三课节选夏衍改编《复活》。这两套教科书是民国以来选戏剧最多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复活》的主人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少女卡丘沙，《好望号》写的是一群贫穷然而又善良的渔夫和他们的妻女，他们有着金子般的心灵。这都反映着人民大众的情感。

开明书店的两套新编白话文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明确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表达对民主的渴望，这跟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站在国民党领袖立场，诠释蒋介石的教育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注释：

[1]陆殿扬：《中小学国定教科书编纂之经过及其现状》，《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

[2]沈岚：《冯玉祥关于改善小学教科书现状与陈立夫往来函》，《民国档案》2002年第3期。

[3]《编辑经过》，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第一册），重庆白报纸本，1946年第1版。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5]《编辑经过》，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第一册），重庆白报纸本1946年第1版。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7]吴伯威：《关于国定本中学国文》，天津《大公报》1947年2月21日第1张第3版。

[8]陆殿扬：《国定教科书编印经过及现状》，《出版界月刊》第1卷第6、7期合刊，1944年8月15日。

[9]《编辑经过》，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第一册），重庆白报纸本1946年第1版。

[10]陆殿扬：《中小学国定教科书编纂之经过及其现状》。《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

[11]《编辑经过》，国定本《初中国文甲编》（第一册）。

[12]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五中全会宣言及总裁训词》，空军军官学校印，1939年8月。

[13]张志智、姚欣宜：《总裁的教育思想》，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第26页。

[14]《初中国文甲编》（第六册），上海白报纸本，1946年。

[15]《新生活运动与礼义廉耻》题解，《初中国文甲编》（第四册）。本节所引文字，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相关课文的课后“题解”，不再一一注明。

[16]《张自忠将军传略》提示，《国定本初级中学国文辅导书》（第一册），大中国图书局，上海白报纸本，1946年第1版。

[17]《抢救在学青年！》，《文汇报》1946年8月18日第6版。

[18]邓恭三：《荒谬绝伦的国定本教科书》，天津《大公报》1947年2月2日。此文不久后就被《时代文摘》1947年1卷7期转载，影响很大。

[19]史永：《取消掺杂法西斯思想的国定教科书》，《民主》第29期，1946年5月4日。

[20]孙起孟、庞翔勋：《选本的阅读》，《中学生》第187期，1947年5月1日。

[21]王庸：《谈教科书》，《文汇报》1946年6月20日第4版。

[22]吴伯威：《论教科书问题》，天津《大公报》1947年2月13日第1张第3版。

[23]《国定教科书将开放印刷发行了！》，《豫教通讯》第2期，1946年11月30日。

[24]《教育部取消国定本》，《益世周刊》第27卷第22期，1946年12月1日。

[25]兆梓：《我也来谈谈国定本教科书》，《新中华》复刊第5卷第4期，1947年2月16日。

[26]《中小学教科书问题 京教育问题座谈会讨论 无一人赞成限用国定本》，天津《大公报》1947年3月4日第1张第3版。

[27]孙绍振：《我学语文的根本经验：着迷》，钱理群、孙绍振《对话语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28]覃必陶：《<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出版追忆》，《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29]覃必陶：《<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出版追忆》。

[30]《关于女人》广告，《国文月刊》第46期封底，1946年8月20日。

[31]1943年11月，曹靖华委托茅盾将该书从英文全译本译成中文，茅盾极为认真，多次请翻译家戈宝权照俄文原版校勘，经过一年时间才最终翻译出来。1945年6月，《人民是不朽的》作为“苏联文艺丛书”之一由陆梦生主持的文光书店出版。

[32]茅盾：《关于<人民是不朽的>》，《人民是不朽的》，文光书店，1953年7月。

[33]瓦希列夫斯卡是著名小说《虹》的作者，《虹》被曹靖华译成中文后轰动一时。

[34]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04页。

[35]朱自清日记1948年7月2日载：“读完何凝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