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大众化阶段我国非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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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12-22
“后大众化”是日本著名学者有本章教授在考察了美、日、英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过程时提出的一种解释高等教育发展新现象的理论，该理论揭示了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增长（阶段年龄的横向扩大）在未达到普及化之前就出现了停滞和波动，而非传统的成人学生入学率却持续增长（入学年龄的纵向延长）。这是马丁·特罗以适龄人口的入学率为分段特征的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所不能涵盖的。于是，他将马丁·特罗所说的大众化阶段的“后期”与普及化阶段的“初期”，称之为“后大众化（post-massification）阶段”，后大众化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非适龄人口的广泛入学和高等教育系统的适应性调整与变革。虽然各国出现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现象跟本国适龄人口的减少有很大关系，但是促使高等教育变化的要素不仅限于此。对中国来说，以2008年开始18岁人口开始迅速减少为背景，出现各种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危机”论，此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产生的非适龄人口高等教育需求。
一、非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需求
（一）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2%，美国的1%，仅相当于国内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8和第三产业的1/4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是制约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最大瓶颈。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与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低有极大的关系。中国现有务农群体老化严重，文化水平、生产技能、市场应变等方面多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在年龄结构上，中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老年人居多，平均年龄在49岁以上；在性别结构上，以妇女居多，65.8%是女性；在文化结构上，中国农业和农村受过高等教育人才缺乏，接受过系统职业技术教育的农民不足5%，务农农民绝大多数是初中、小学文化程度。据报道，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在其700多万的农业人口中，也有90%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要想转变传统农业，就需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就是聚集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1]。政府已经意识到农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一环，2012年政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培养1亿有专业技能和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但是，要在中国农业人口素质如此贫乏的基础上培育大量有科技素质、有职业技能、有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是不容易的。中国急需一种新的农业高等教育形式（如同威斯康星大学建立的初衷一样）与农业发展需求接轨，将大量的“70后”、“80后”、“90后”农民培养成生产型、经营型、农业技能服务型人才。这些“70后、80后”农民显然已经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阶段，而现有的中学后教育机构、课程和入学方式却没有一种能与他们的需求对接起来，即使有一种这样的机构能朝着他们需要的方向转型，提供胜任的师资和合适的课程也面临一些困难。
（二）一线产业工人的培养。制造业从业人在现阶段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农民工都是第二产业和低端服务业的主要劳动群体，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6亿人，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5.7%，其次是建筑业占18.4%，服务业占33.8%（包括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調查数据显示，在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6.3%，高中文化程度占13.3%，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0.4%。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仅占10.7%，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5.6%，没有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达69.2%。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农民工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变得极为重要。以制造业为例，中国制造业增长速度已经连续30余年居全球之首，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辉煌是建立在制造业飞速发展的基础上的，而廉价的劳动力——农民工则成就了“中国制造”。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信息和知识对这些行业的改造及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制造”的挤压，整体知识与技能素质低下的农民工这个巨大的劳动群体给当前“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和转型埋下了极大隐患。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每年由此导致的损失近2000亿元，这和大量使用没有受过技能教育和培训的农民工作为一线产业工人有关。一线产业工人的素质、纪律性、积极性及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影响着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也严重影响着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和创新。“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制造业三十年前就开始用农民工，三十年后还在用农民工。为什么三十年了还没有变化？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和新加坡的产业十年就升级一次。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不到位，其人才培养与产业根本没有关”[2]。中国迫切需要一种高等教育产品，能与成亿计的制造业从业人员的需要对接。最起码要对“新生代农民工”（“80”后与“90”后）进行专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他们的年龄介于18岁—33岁，是未来三十年社会的主要劳动群体，他们已经脱离了正规教育体系，数量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还在以每年近千万的速度递增），他们的创造能力和技能水平对整个产业体系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三）农民工市民化。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量约为4成，而农业产值仅占GDP的1成，相当长时期内，转移农业劳动力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如果不能在城市稳定就业，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2年的52.6%，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多年以来，由于制度约束和发展阶段的限制，我国城镇化走上“化地不化人”的歧路，导致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过去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接近70%，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达到75%，但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不到30%，按户籍人口计算，实际城镇化率仅达34%左右。这意味着还有18%，即2亿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并没有真正城市化，而是农业劳动力以“农民工”的形式在城镇就业。如果离开土地后的农民工不能在城镇稳定就业，就会像拉美一些国家一样其城镇化的结果是形成大规模的城市贫民。当前，中央已经做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大战略部署，已经认识到只有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才能真正提高城镇化质量。中央2010年一号文件已明确指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那么，什么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转变的难点？无疑是改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的被动局面使其有相对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提高其城市立足能力。要引导他们提高城市生存本领和发展能力，就要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专家预测，未来10年，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2%，将有2亿多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3]。目前农民工劳务技能与知识素质普遍较低，在繁多的工种间难以适应与长久，必须对这些新的城市人口进行职业技能、道德价值、生活理念、消费方式等方面的教育以帮助他们融入城市，满足农民工市民化的需要。虽然有着迫切需要，但是能对这么巨大的农民工群体进行再教育和再培训的机构、制度和组织尚未成长起来。
一、非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需求
（一）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2%，美国的1%，仅相当于国内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8和第三产业的1/4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是制约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最大瓶颈。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与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低有极大的关系。中国现有务农群体老化严重，文化水平、生产技能、市场应变等方面多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在年龄结构上，中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老年人居多，平均年龄在49岁以上；在性别结构上，以妇女居多，65.8%是女性；在文化结构上，中国农业和农村受过高等教育人才缺乏，接受过系统职业技术教育的农民不足5%，务农农民绝大多数是初中、小学文化程度。据报道，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在其700多万的农业人口中，也有90%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要想转变传统农业，就需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就是聚集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1]。政府已经意识到农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一环，2012年政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培养1亿有专业技能和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但是，要在中国农业人口素质如此贫乏的基础上培育大量有科技素质、有职业技能、有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是不容易的。中国急需一种新的农业高等教育形式（如同威斯康星大学建立的初衷一样）与农业发展需求接轨，将大量的“70后”、“80后”、“90后”农民培养成生产型、经营型、农业技能服务型人才。这些“70后、80后”农民显然已经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阶段，而现有的中学后教育机构、课程和入学方式却没有一种能与他们的需求对接起来，即使有一种这样的机构能朝着他们需要的方向转型，提供胜任的师资和合适的课程也面临一些困难。
（二）一线产业工人的培养。制造业从业人在现阶段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农民工都是第二产业和低端服务业的主要劳动群体，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6亿人，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5.7%，其次是建筑业占18.4%，服务业占33.8%（包括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調查数据显示，在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6.3%，高中文化程度占13.3%，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0.4%。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仅占10.7%，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5.6%，没有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达69.2%。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农民工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变得极为重要。以制造业为例，中国制造业增长速度已经连续30余年居全球之首，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辉煌是建立在制造业飞速发展的基础上的，而廉价的劳动力——农民工则成就了“中国制造”。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信息和知识对这些行业的改造及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制造”的挤压，整体知识与技能素质低下的农民工这个巨大的劳动群体给当前“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和转型埋下了极大隐患。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每年由此导致的损失近2000亿元，这和大量使用没有受过技能教育和培训的农民工作为一线产业工人有关。一线产业工人的素质、纪律性、积极性及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影响着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也严重影响着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和创新。“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制造业三十年前就开始用农民工，三十年后还在用农民工。为什么三十年了还没有变化？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和新加坡的产业十年就升级一次。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不到位，其人才培养与产业根本没有关”[2]。中国迫切需要一种高等教育产品，能与成亿计的制造业从业人员的需要对接。最起码要对“新生代农民工”（“80”后与“90”后）进行专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他们的年龄介于18岁—33岁，是未来三十年社会的主要劳动群体，他们已经脱离了正规教育体系，数量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还在以每年近千万的速度递增），他们的创造能力和技能水平对整个产业体系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三）农民工市民化。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量约为4成，而农业产值仅占GDP的1成，相当长时期内，转移农业劳动力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如果不能在城市稳定就业，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2年的52.6%，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多年以来，由于制度约束和发展阶段的限制，我国城镇化走上“化地不化人”的歧路，导致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过去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接近70%，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达到75%，但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不到30%，按户籍人口计算，实际城镇化率仅达34%左右。这意味着还有18%，即2亿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并没有真正城市化，而是农业劳动力以“农民工”的形式在城镇就业。如果离开土地后的农民工不能在城镇稳定就业，就会像拉美一些国家一样其城镇化的结果是形成大规模的城市贫民。当前，中央已经做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大战略部署，已经认识到只有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才能真正提高城镇化质量。中央2010年一号文件已明确指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那么，什么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转变的难点？无疑是改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的被动局面使其有相对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提高其城市立足能力。要引导他们提高城市生存本领和发展能力，就要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专家预测，未来10年，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2%，将有2亿多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3]。目前农民工劳务技能与知识素质普遍较低，在繁多的工种间难以适应与长久，必须对这些新的城市人口进行职业技能、道德价值、生活理念、消费方式等方面的教育以帮助他们融入城市，满足农民工市民化的需要。虽然有着迫切需要，但是能对这么巨大的农民工群体进行再教育和再培训的机构、制度和组织尚未成长起来。
二、面向非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对策
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培养1亿新型职业农民，为了实现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升级转型而对近亿从业农民工进行教育和技能培训，为了有序实现2.6亿农民工市民化以提高中国城镇化质量必须让农民工习得一技之所长以提高其城市立足能力，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和机构帮助国家实现这样的蜕变？
（一）回归传统创新高等教育形式。要对几亿非适龄人口进行知识与技能教育，国家的财政很明显是无能为力的，现有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无法适应新的需要，必须创造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和机构满足巨大的非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需求。在高等教育形式的创新上，我国古代教育中传授知识和教养教育的私塾和传授技艺的学徒制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私塾教育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是一种相当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个房子，有个桌子，再有个学究就可以开办。学徒制指的是在近代学校教育出现之前，手工作坊或店铺中师徒共同劳动，徒弟在师傅指导下习得知识或技能的传艺活动。我国现有的厨师行业和美容美发行业仍保留着传统的学徒制形式，德国的职业教育保持了完整的学徒制形式，事实证明，这种高度情境性的学习方式——学生能在真实的工作场所中观察传授者的作业过程，感知和捕捉传授者的知识和技艺，然后在其指导下实作，逐渐学会传授者的技能——是一种非常成功的人才培养方式。将私塾和学徒制结合起来，大力推行高等教育机构往私有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鼓励大量小型私立技术技能教育机构兴起，应该成为后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现在我国的轴承专业技术人才青黄不接、纺织专才企业争抢及铸造行业一将难求等情况下，为何不为这些企业所剩不多的老专家（“文革”前就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单独开一个班，学习古代私塾和学徒制的形式，只要有个专家，有个房子，有想学习的人就能开个专业。可以是企业办学，个人办学，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提供场地，辅助编写教材，制订职业资格，等等。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由于技术教育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大规模标准化批量培养人才其效率更高，但是“批量生产”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度低，当市场对某个专业的人才需求已经很饱和的情况下，我们会因为师资、设备、学科等固定形式的束缚，根据市场随时调整的可能性很小。总之，中国现在需要大量因地因时因人的小型技术教育机构以其灵活性弥补现代巨无霸大学的不足满足多样化需求。
（二）以大学作为城镇化引擎根据产业分布重构院校布局。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布局缺乏灵活性，与所处区域的产业关联度低是其最大的缺陷。长期以来，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及“城市中心”价值取向的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大都分布在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其次才是地级市高校，甚至是农林类的大学大都分布在省会城市或一线城市，我国共有39所农林类本科院校，其中只有8所位于地级市，其他80%均位于直辖市与省会城市。目前高等院校的布局很不利于应对现阶段我国涌现的大规模非适龄人口的中学后教育，因为对于需要养家糊口的农民工和农民来说，他们是没有时间和财力离开生存的职业或土地去大城市接受再培训的。面对现代职业农民的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的培养，中国应借鉴发达国家以大学作为城镇化引擎的经验。美国3亿人口，拥有3500所大学，不足10万人即有一所大学。中国13亿多人，照此水平应拥有13000多所大学，目前我国仅有2300多所。美国大学三分之二以上都在城镇而不在城市。英国的剑桥、牛津都在小城镇上。日本县都有多所大学，有的县几十所，北海道570万人有大学62所，爱知县710万人有大学73所。根据产业的分布因地建立一些小型院校，比如有的旅游大县结合“家庭旅馆”的要求，开发出旅游接待方面的各类技能培训院校。为了帮助农民工在大城市立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农民工主要从事速递、家政、护理、厨师、美容美发等行业，就可以根据需要开发这五个方面的专业，让农民工习得一技之所长。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东莞农民工的数量已达到近千万人，是农民工极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急需提高技能水平的群体，目前，东莞只有24所中职院校和6所高等院校，如果每10万人设立一所院校，则东莞应为农民工应该设立100所高等院校，设立的地点就在各个镇，专业依据就是每个镇的产业重点。
（三）依据行业岗位重续窄口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我国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一直是以适龄人口为对象进行知识型宽口径教育，导致劳动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劳动力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不相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很突出。20世纪50年代，因袭了苏联模式，我国大学的课程通过为工业界特定岗位培养人才，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后来这种专门化的教育模式被认为带有过于狭隘的计划经济烙印而开始转向美国哈佛、斯坦福等名校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如机械专业本来有冶金机械、化工机械、纺织机械、橡胶机械和矿山机械等各类具有窄口径细分特色的工科专业不断被合并与取消开设成机械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类两个专业，而轴承、模具、仪器等和某个工种或岗位衔接起来的专业则被压缩成某门课程，这导致高等教育与经济界的联系被大大削弱。现在，美国科技、工业实力的下降，极为缺乏技能型人才，也表明了其宽口径专业培养模式存在缺陷。以精和专闻名的德国工科教育以工种为依据的专业设置非常细，是窄口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最成功的典范。德国现在在极端制造方面获得的成就与他的窄口径人才培养模式是分不开的，在德国，“切割机械”是一门四年制专业（1020学时），在我国“金属切削”只是机械工程专业里的一门专业课（36学时）。通才型的专业培养模式，使得专业学习有广度，但深度不夠，宽口径专业培养的都是行业全才，就是什么都会一点、但是什么都不精通的人才。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原是冶金类工科专业中四个特色工科专业，而现在，这四个工科专业纷纷被撤销，大都被合并为宽口径的金属热加工专业。全国保留铸造专业的高校仅两家，根本无法满足全国2000多家铸造企业的用人需要，铸造企业只好向金属热加工专业要人，但铸造企业普遍反映，金属热加工专业毕业生由于其宽口径的特性，铸造仅是其专业的一部分，因毕业生对铸造理论学得不深不精，到了工作岗位还要补学很多知识，毕业生对工作适应能力差，胜任工作的时间延长[4]。笔者建议，除少数研究型大学因为学生素质比较高可按宽口径专业模式培养外，大多数其他院校（地方院校尤其是高职院校）应该恢复窄口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尤其是针对非适龄人口的技能教育，应该让学生主要在一个较窄的专门领域内学习，学习范围缩小了，学生自然能集中精力学精钻透，成为某个岗位的行家里手。
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培养1亿新型职业农民，为了实现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升级转型而对近亿从业农民工进行教育和技能培训，为了有序实现2.6亿农民工市民化以提高中国城镇化质量必须让农民工习得一技之所长以提高其城市立足能力，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和机构帮助国家实现这样的蜕变？
（一）回归传统创新高等教育形式。要对几亿非适龄人口进行知识与技能教育，国家的财政很明显是无能为力的，现有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无法适应新的需要，必须创造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和机构满足巨大的非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需求。在高等教育形式的创新上，我国古代教育中传授知识和教养教育的私塾和传授技艺的学徒制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私塾教育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是一种相当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个房子，有个桌子，再有个学究就可以开办。学徒制指的是在近代学校教育出现之前，手工作坊或店铺中师徒共同劳动，徒弟在师傅指导下习得知识或技能的传艺活动。我国现有的厨师行业和美容美发行业仍保留着传统的学徒制形式，德国的职业教育保持了完整的学徒制形式，事实证明，这种高度情境性的学习方式——学生能在真实的工作场所中观察传授者的作业过程，感知和捕捉传授者的知识和技艺，然后在其指导下实作，逐渐学会传授者的技能——是一种非常成功的人才培养方式。将私塾和学徒制结合起来，大力推行高等教育机构往私有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鼓励大量小型私立技术技能教育机构兴起，应该成为后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现在我国的轴承专业技术人才青黄不接、纺织专才企业争抢及铸造行业一将难求等情况下，为何不为这些企业所剩不多的老专家（“文革”前就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单独开一个班，学习古代私塾和学徒制的形式，只要有个专家，有个房子，有想学习的人就能开个专业。可以是企业办学，个人办学，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提供场地，辅助编写教材，制订职业资格，等等。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由于技术教育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大规模标准化批量培养人才其效率更高，但是“批量生产”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度低，当市场对某个专业的人才需求已经很饱和的情况下，我们会因为师资、设备、学科等固定形式的束缚，根据市场随时调整的可能性很小。总之，中国现在需要大量因地因时因人的小型技术教育机构以其灵活性弥补现代巨无霸大学的不足满足多样化需求。
（二）以大学作为城镇化引擎根据产业分布重构院校布局。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布局缺乏灵活性，与所处区域的产业关联度低是其最大的缺陷。长期以来，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及“城市中心”价值取向的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大都分布在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其次才是地级市高校，甚至是农林类的大学大都分布在省会城市或一线城市，我国共有39所农林类本科院校，其中只有8所位于地级市，其他80%均位于直辖市与省会城市。目前高等院校的布局很不利于应对现阶段我国涌现的大规模非适龄人口的中学后教育，因为对于需要养家糊口的农民工和农民来说，他们是没有时间和财力离开生存的职业或土地去大城市接受再培训的。面对现代职业农民的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的培养，中国应借鉴发达国家以大学作为城镇化引擎的经验。美国3亿人口，拥有3500所大学，不足10万人即有一所大学。中国13亿多人，照此水平应拥有13000多所大学，目前我国仅有2300多所。美国大学三分之二以上都在城镇而不在城市。英国的剑桥、牛津都在小城镇上。日本县都有多所大学，有的县几十所，北海道570万人有大学62所，爱知县710万人有大学73所。根据产业的分布因地建立一些小型院校，比如有的旅游大县结合“家庭旅馆”的要求，开发出旅游接待方面的各类技能培训院校。为了帮助农民工在大城市立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农民工主要从事速递、家政、护理、厨师、美容美发等行业，就可以根据需要开发这五个方面的专业，让农民工习得一技之所长。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东莞农民工的数量已达到近千万人，是农民工极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急需提高技能水平的群体，目前，东莞只有24所中职院校和6所高等院校，如果每10万人设立一所院校，则东莞应为农民工应该设立100所高等院校，设立的地点就在各个镇，专业依据就是每个镇的产业重点。
（三）依据行业岗位重续窄口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我国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一直是以适龄人口为对象进行知识型宽口径教育，导致劳动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劳动力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不相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很突出。20世纪50年代，因袭了苏联模式，我国大学的课程通过为工业界特定岗位培养人才，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后来这种专门化的教育模式被认为带有过于狭隘的计划经济烙印而开始转向美国哈佛、斯坦福等名校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如机械专业本来有冶金机械、化工机械、纺织机械、橡胶机械和矿山机械等各类具有窄口径细分特色的工科专业不断被合并与取消开设成机械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类两个专业，而轴承、模具、仪器等和某个工种或岗位衔接起来的专业则被压缩成某门课程，这导致高等教育与经济界的联系被大大削弱。现在，美国科技、工业实力的下降，极为缺乏技能型人才，也表明了其宽口径专业培养模式存在缺陷。以精和专闻名的德国工科教育以工种为依据的专业设置非常细，是窄口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最成功的典范。德国现在在极端制造方面获得的成就与他的窄口径人才培养模式是分不开的，在德国，“切割机械”是一门四年制专业（1020学时），在我国“金属切削”只是机械工程专业里的一门专业课（36学时）。通才型的专业培养模式，使得专业学习有广度，但深度不夠，宽口径专业培养的都是行业全才，就是什么都会一点、但是什么都不精通的人才。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原是冶金类工科专业中四个特色工科专业，而现在，这四个工科专业纷纷被撤销，大都被合并为宽口径的金属热加工专业。全国保留铸造专业的高校仅两家，根本无法满足全国2000多家铸造企业的用人需要，铸造企业只好向金属热加工专业要人，但铸造企业普遍反映，金属热加工专业毕业生由于其宽口径的特性，铸造仅是其专业的一部分，因毕业生对铸造理论学得不深不精，到了工作岗位还要补学很多知识，毕业生对工作适应能力差，胜任工作的时间延长[4]。笔者建议，除少数研究型大学因为学生素质比较高可按宽口径专业模式培养外，大多数其他院校（地方院校尤其是高职院校）应该恢复窄口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尤其是针对非适龄人口的技能教育，应该让学生主要在一个较窄的专门领域内学习，学习范围缩小了，学生自然能集中精力学精钻透，成为某个岗位的行家里手。
（四）以工种或作物种类为依据完善职业资格体系。让职业资格证书成为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从业的敲门砖，是大规模提高非适龄人口知识与技能水平的有效方式。事实上农业的生产和经营是一种操作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农民要想真正地迈入职业化，不可或缺的是需要实施职业准入制度，更别说日益信息化和电子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了，德国普遍推行职业农民资格考试，政府规定必须完成一定的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考试合格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才能从事农业生产，政府对于持证的农民有很多优惠政策，以保证他们的务农积极性。但是在我国，由于认识不足、就业时没有相关要求、不知道如何获取、害怕花钱等原因，还鲜有在岗农民工或农民持有职业资格证书。根据相关规定，计算机维修工、营业员、手工木工、砌筑工、保健按摩师等87个技术工种需持证上岗。记者按照规定，采访了20多位农民工，竟然无一人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什么是职业资格证书？”这是记者近日调查北京一些在岗农民工持有职业资格证书情况时得到最多的答复[6]。另外，我国面向非适龄人口的职业资格体系存在着不足。一是职业资格的种类比较少。在我国，目前，按照国家职业资格考试网上按行业分类统计分三级仅有921种职业资格考试，跟农林类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仅有42种（如下表）。在证书使用最普及的英国，有涉及工程、海洋、汽车、电子、机械、工商和服务等众多行业的涵盖了5级共4000余种的职业资格，如果将职业资格认证市场上同种职业资格的不同的资格类型、级别和颁证机构也统计在内，资格的种类将达到惊人的38000多种[5]。二是目前我国已有的职业资格考试种类大多专业面设置很宽泛，且大多以理论考试为主，不利于所学者掌握某个领域的真正技能。以农业类职业资格考试为例（如表1），如林业工程师、粮食工程师、农村电气化工程师、作物工程师、林产化工工程师等，这些专业很明显涉及面太广，对文化基础差的农民或农民工不易于掌握某种切实际的技能。
总之，我国的职业资格体系应该以工业工种和农业作物类别进行重新调整，多设置像畜牧师、水稻培育师、小麦种植师、豆制品工艺师这类很有针对性的资格考试，建立各类资格考试的实训基地，主要以实践培训为主，理论考试为辅，教程必须适应初中水平的农民或农民工的基础。
（五）利用MOOCs的兴起促使独立课程市场的形成。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MOOCs年，全球教育界的有识之士都在预言MOOCs的出现将会带来独立于大学的课程市场的出现与发展，对于中国来说，MOOCS的发展也许能给巨大的非适龄劳动群体的职业技能教育带来新的契机。以互联网和手机为核心的新技术与新媒体，已经全面渗入中国青年人的学习、工作、生活中。“80后”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几乎人人都拥有手机甚至很多人都有了平板电脑，人人都会利用手机和电脑上网，网址、电子邮件、数字音乐、在线视频、电子商务、微博、微信、飞信、QQ、网络电视、网恋与智能手机等，已经成为“80后”、“90后”中国青年人最基本的生活要素。如何让这些新技术和新媒体成为非适龄人口的学习工具，MOOCs的出现提供了这种可能。MOOCs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网上教学模式，而是出现了网上课程交易平台，形成了课程市场，这个平台将把高等教育市场由平行变为纵向，由分散变为集中，由相对本地的变为全国甚至是世界的，每门课程的授课对象学生由几十人扩展为成千上万人甚至是几十万。与开放课件不同，MOOCs不仅提供讲课课件的视频资料，还具有以下特点：网上课程的实际运行，学生参与有课程团队提供教学过程管理的学习，有学习的时间节奏，经常性的小测验，预习阅读、团队活动、课后作业等教学活动；学生达到课程要求可获得证书；学生只要付出很少的费用，现在美国开放的MOOCs课程，修课不用交费，修课成功后若参加有监考的考试和获得课程证书才需要付费；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所学课程，可以随时随地学习[7]。对于中国来说，以“80后”、“90后”为主要群体的非适龄人口，如果一门课只花1元钱就可以用手机或电脑进入课程平台进行学习，一系列修课成功后可以获得资格证书甚至学位证书，其吸引力是巨大的。政府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协助市场建立与课程配套的实训中心；建立课程认证制度；拨出专款用于鼓励课程专业机构或大学建立网上课程交易平台和开发课程；建立课程与职业资格或学位链接的纽带。
参考文献：
[1]舒尔茨.改造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00.
[2][新]郑永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未来[EB/OL].http：//fzgh.nchu.edu.cn/ReadNews.asp？NewsID=1313，2014.11.27.
[3]刘奇.城市化：干得好成欧美干不好成拉美[J].中国发展观察，2013（7）.
[4]刘云.“一专一能”打造中國专才型青年工程师[J].中国青年研究，2013（7）：22-27.
[5]苏娜，牛静.英国农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现状[J].世界农业，2012（10）.
[6]鲜有农民工持职业资格证上岗[N].工人日报，2013-07-11.
[7]李明华.MOOCs革命：独立课程市场形成和高等教育世界市场新格局[J].开放教育研究，2013（3）：11-29.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2013年校高教重点课题《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首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研究》（课题编号：2013GJZD02）与北京市属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进程及发展模式研究》（课题编号：SM201411232008）的中期研究成果。
总之，我国的职业资格体系应该以工业工种和农业作物类别进行重新调整，多设置像畜牧师、水稻培育师、小麦种植师、豆制品工艺师这类很有针对性的资格考试，建立各类资格考试的实训基地，主要以实践培训为主，理论考试为辅，教程必须适应初中水平的农民或农民工的基础。
（五）利用MOOCs的兴起促使独立课程市场的形成。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MOOCs年，全球教育界的有识之士都在预言MOOCs的出现将会带来独立于大学的课程市场的出现与发展，对于中国来说，MOOCS的发展也许能给巨大的非适龄劳动群体的职业技能教育带来新的契机。以互联网和手机为核心的新技术与新媒体，已经全面渗入中国青年人的学习、工作、生活中。“80后”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几乎人人都拥有手机甚至很多人都有了平板电脑，人人都会利用手机和电脑上网，网址、电子邮件、数字音乐、在线视频、电子商务、微博、微信、飞信、QQ、网络电视、网恋与智能手机等，已经成为“80后”、“90后”中国青年人最基本的生活要素。如何让这些新技术和新媒体成为非适龄人口的学习工具，MOOCs的出现提供了这种可能。MOOCs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网上教学模式，而是出现了网上课程交易平台，形成了课程市场，这个平台将把高等教育市场由平行变为纵向，由分散变为集中，由相对本地的变为全国甚至是世界的，每门课程的授课对象学生由几十人扩展为成千上万人甚至是几十万。与开放课件不同，MOOCs不仅提供讲课课件的视频资料，还具有以下特点：网上课程的实际运行，学生参与有课程团队提供教学过程管理的学习，有学习的时间节奏，经常性的小测验，预习阅读、团队活动、课后作业等教学活动；学生达到课程要求可获得证书；学生只要付出很少的费用，现在美国开放的MOOCs课程，修课不用交费，修课成功后若参加有监考的考试和获得课程证书才需要付费；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所学课程，可以随时随地学习[7]。对于中国来说，以“80后”、“90后”为主要群体的非适龄人口，如果一门课只花1元钱就可以用手机或电脑进入课程平台进行学习，一系列修课成功后可以获得资格证书甚至学位证书，其吸引力是巨大的。政府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协助市场建立与课程配套的实训中心；建立课程认证制度；拨出专款用于鼓励课程专业机构或大学建立网上课程交易平台和开发课程；建立课程与职业资格或学位链接的纽带。
参考文献：
[1]舒尔茨.改造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00.
[2][新]郑永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未来[EB/OL].http：//fzgh.nchu.edu.cn/ReadNews.asp？NewsID=1313，2014.11.27.
[3]刘奇.城市化：干得好成欧美干不好成拉美[J].中国发展观察，2013（7）.
[4]刘云.“一专一能”打造中國专才型青年工程师[J].中国青年研究，2013（7）：22-27.
[5]苏娜，牛静.英国农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现状[J].世界农业，2012（10）.
[6]鲜有农民工持职业资格证上岗[N].工人日报，2013-07-11.
[7]李明华.MOOCs革命：独立课程市场形成和高等教育世界市场新格局[J].开放教育研究，2013（3）：11-29.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2013年校高教重点课题《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首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研究》（课题编号：2013GJZD02）与北京市属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我国高等教育后大众化进程及发展模式研究》（课题编号：SM201411232008）的中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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